十多年前，曾读Frank J. Sulloway刚出版的《生来反抗—出生顺序、家庭动力和创造性人生》。当时，作者的老师哈佛社会生物学权威EO Wilson,、进化论权威Ernst Mayr和Stephen J Gould等对此书的评价很高，最耸人听闻的是Sarah Blaffer Hrdy说此书的影响可以与弗洛伊德和达尔文媲美。

 

作者提出：兄弟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对人的个性影响很大。头生的孩子尊重权威、守纪律、捍卫现状、易做现行体系的领导者，倾向保守、循规蹈矩、创造性小。后生则逆反、寻找不同的途径、富有创造性，容易做革命者。

 

Sulloway收集了几千个案例，也做了一些统计，分析了一百多个历史（科学史和社会史）事件，来支持他的观点。其中包括个例如达尔文、伏尔泰等革命性的人物，多数是后生。他发现美国偏保守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法官，多数是头生，而偏左派的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法官多数是后生。

 

他认为，反对革命性概念变化的头生远多于后生。而且对于是否支持思想变革来说，出生顺序显示的作用，要高于国籍、阶级、性别、宗教、性格、政治倾向、年龄、科学地位等显示的作用。

 

从Sulloway也可以推论，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包括矛盾）在导致社会矛盾方面的重要性要高于阶级矛盾。

 

根据Sulloway的观点，独生子也像头生子。如此，也可以推论独生子多了以后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与一些人以为娇惯小孩导致的影响，正好相反。

 

现在，有很多人纪念达尔文，对弗洛伊德的争论依旧，对Sulloway的关注却不多。

 

他说的现象有时仿佛可以看到。是否是规律，仍然颇有争议。

 

因为女儿的缘故，我于3月10日到华盛顿参加一个活动，其中嘉宾演讲的第二人是美国能源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Steven Chu)。他的演讲，使人联想到Sulloway的观点。

 

朱棣文的哥哥获两个博士（MIT的物理博士、哈佛的医学博士），弟弟也是两个博士学位（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城市规划博士、哈佛的法学博士），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博士学位，靠诺贝尔奖才摆平。小时候，哥哥是学校的第一名，而且创造了维持至今的该校学生成绩记录。老是听老师讲自己的哥哥，两个弟弟有压力、要逆反，都逃过课。棣文只逃了几个月就回到学校，而他弟弟高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

 

他哥哥朱筑文(Gilbert Chu)多年任斯坦福医学院的教授。现在看来，研究不能算突出，肯定不是革命性的。当然朱棣文没有这么说。

 

朱棣文的故事很多人知道，他高中成绩不怎么样，上Rochester大学，后来在伯克利念的物理博士。

 

弟弟朱钦文(Morgan Chu)的故事很有趣。朱钦文高中未毕业，离开纽约州到加州洛杉矶后，自己打工上大学（UCLA）。他也为华裔不平，在洛杉矶唐人街教移民学英语。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学什么好，定不了专业。杂乱无章地选了很多课，学校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毕业，就匆忙以政治算主修。后来在UCLA还读了社会科学硕士（城市规划政策）、博士，又到耶鲁再读法律知识硕士，再到哈佛法学院获法学博士。他长期不能确定兴趣，漫无边际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他的女友说他要把当学生作为专业了。后来他对法律感兴趣，成为著名大律师，庭辩很厉害。在高科技、知识产权方面，他是全美首屈一指的大律师，赢过好些大公司的官司，导致它们上亿、上十亿美元的罚金。

 

有趣的是，不再为大哥成绩感到压力的小弟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大哥最聪明(the smartest)。采访者说也许你大哥不同意你这样的说法(暗示他会说你最聪明)。朱钦文说，也许我二哥会不同意，他得了诺贝尔奖，很有名（famous）。朱钦文这些话，哪些是玩笑、哪些当真，只有他们家人知道。

 

朱家兄弟的个案当然不足以证明Sulloway的理论，更不会终结对它的争论。而反对Sulloway观点的资料也有。出生顺序是否有相对重要性，支持和推翻都需要统计规律，在Sulloway以前就曾有人研究过在校大学生，没有发现出生顺序的明显作用。书出版后，也引起反对。比较可笑的是，Sulloway曾要起诉发表批评意见的人。

 

另外，如果只看朱棣文三兄弟的情况，小学中学成绩、本科上什么大学，与以后多么成功，没有紧密关系。当然，这个简单结论，也是个案，有待系统的研究才能得出规律。似乎这个研究更容易做，而且，希望知道其结果的人可能不少。

 

人们关心的社会科学问题，没有解决的还不少，有待严肃认真的学者和学生比较透彻地研究这些问题。

 

2009年4月13日发表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