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藩镇与割据政权

按：与王春艳老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2659-817383.html ）无意间交流到诸侯与割据政权，发现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话题，干脆写篇博文......

   一、什么是“封建”？

   欲说“诸侯”先要从“封建”这个词谈起。汉语中的“封建”，本义指的是西周初年确立的全新（相对于夏商两代）政权组织形式（通过武王分封与周公二次分封），即分封建设或封土建国制度，省称封建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其史政合论的散文名篇《封建论》中有十分生动而精辟的论述：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

我们现在频繁使用的“封建”一词及其衍生词汇，作为一个历史术语系列更多来自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传统。汉语中的“封建”语源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或国家政治形态，除了封建制，还有部落联盟制（比如夏、商以及古楚国、古蜀国等）以及后来的帝国制（自秦为始）等等。而唯物史观传统中使用的“封建”（feudalism），特别是“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标识的是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判据的阶级社会形态：其语源属于欧洲历史语境，本义也是“分封建设”，比如中世纪罗马教廷（类似周天子）对天主教国家的授权。在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名义上仍然叫“罗马共和国”）崩溃分裂后，原属西罗马的西欧地区逐步在教廷权威（教皇取代了奥古斯都的权威）下建立封建制，其社会生产关系中形成张力的主要两极从“奴隶主—奴隶”逐渐替换为“地主—农民”。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在使用“封建”这个词时，主要表述“地主—农民”两极构成的社会形态。简而言之，“封建制”从属的国家政治形态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而“地主—农民”（“奴隶主—奴隶”，“资本家—工人”）标识的社会形态属于“经济文明”的范畴。由于欧洲历史上“封建制”的国家形态与“地主—农民”的社会形态长期并存，所以唯物史观传统中用“封建”指谓欧洲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社会形态是相当准确的。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历史学界针对中国何时进入“地主—农民”的社会形态，主要有几种看法：战国时期、两汉时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现在主流采用的是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主张，即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从“奴隶主—奴隶”转变为“地主—农民”的社会形态（远早于西欧），与后者长期并存的国家政治形态是秦代确立的帝国制。

 在讨论中国历史变迁时，我一般尽量不使用“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把“封建”这个词的涵义严格限定在西周封建制度。

二、诸侯与藩镇

 西周封建制是一个层层分权的结构：周天子以下为诸侯，诸侯以下为卿大夫，大夫以下为士；下级为上级的“家臣”（越级之间，称“陪臣”。比如诸侯是天子的家臣，而诸侯的家臣卿大夫对天子要自称“陪臣”），并在上级的势力范围内获得自己的封地（上级保留一定直辖区域，周天子的直辖区即为“周”）；受封者不仅享受封地（又称“食邑”）的税收，还对封地享有统治权。这套结构在中国瓦解后，被日本吸收并保留，形成了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创立于镰仓时代）：天皇以下为大名，大名以下为武士家臣。当然，天皇的权力往往被实际掌握在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典故出自齐桓公）的“征夷大将军”（即幕府将军）甚至“幕府管领”（名义上是将军的管家）手中。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度终止于开启日本现代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晚于中国两千多年。

周天子称“王”，然后按宗族血统与讨伐战功（包括抚恤殷商后裔）分封诸侯，诸侯分别世袭五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比如武王的弟弟、后代儒家尊奉的“元圣”周公旦（姓姬，名旦），封于鲁国，伯爵爵位（敬称周公可能来源于其在中央所任官职，而非爵位）；克商的首席功臣、被武王尊为“师尚父”的姜尚（字子牙，世称太公望、姜太公），封于齐国，伯爵爵位；而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封于宋国，极可能是唯一实封的公爵。

以周天子为实际核心的封建体系维持了大约三百年。随着雄踞西北的犬戎部落入侵，为博美人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身死国灭，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在战火中化为废墟。其后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经历了幽王时期的政治昏乱特别是镐京之乱后，周王室的形象与权威一落千丈，只能作为封建体系名义上的核心苟延残喘。随后周王朝步入了衰微之期。在这段时期里，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随着两个阶段的权力下移日趋土崩瓦解：

第一阶段是周天子权力移向诸侯，促使诸侯势力的纷纷崛起。天下进入了以“春秋五霸”（按《史记》记载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其中除宋襄公确系公爵爵位外，齐桓、晋文、秦穆诸“公”皆系僭越，楚庄王情况特殊，“不服周”而相对独立）为代表的割据状态。包裹在冠冕堂皇外衣下，实际以兼并土体为目的杀伐征战层出不穷，正是孟子所谓的“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

第二阶段是权力进一步从诸侯向卿大夫转移，以“三家分晋”（晋大夫赵、魏、韩三家瓜分封君晋的领土各自立国，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与“田氏代齐”（齐大夫田氏放逐齐康公，取姜齐而代以田齐，亦获得周天子认可）为肇始，诸侯各国之间陷入了更剧烈的对抗中，所谓的“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无视于周天子，皆先后称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力量。

秦并天下，秦王政（嬴政）吸取西周封建制的教训，接纳丞相李斯等建议，晋皇帝，号始皇帝，天下推行郡县制（卫国除外，名义上保留卫君），确立帝国制度。

幻想着千万世代的秦帝国仅传二世而亡，崛起的西楚霸王项羽在楚怀王（战国末年楚怀王之孙，为抗秦义军“义帝”，仍称楚怀王）名义下再次实施封建制，天下近乎恢复到秦统一前的政治形态格局。

在楚汉争霸中脱颖而出的汉王刘邦，建立汉帝国。汉帝国吸取西周、秦、楚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一个绵延两千多年的“混合”政治形态：即在帝国制框架下施行郡国并行制——一方面施行归政中央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分王子弟，以为屏藩”。晚年刘邦为防止吕氏一族外戚夺权，与诸大臣刑白马盟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确立了同姓宗室（西周传统）与外姓战功（商鞅传统）的分封原则。

汉帝国制度确立后，分封体系仍然继承”王、公、侯、伯、子、男”的传统。但真正属于有军事、财税上相对独立的诸侯一般只有“王”（同姓宗室）这一级。汉景帝“七国之乱”后，随着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诸侯王的独立性逐步下降，郡国并行制中“诸侯国”的比重逐步下降。至魏晋南北朝以后，“王、公、侯、伯、子、男”逐步丧失相对独立的诸侯属性（不排除偶有反复），更多地作为世袭贵族的爵位标签罢了（孔子的“文宣王”，及其后裔世袭“衍圣公”这一类情况特殊），只享受礼仪和经济上的优厚待遇，比如：

皇帝同姓宗亲封藩王者，嫡系（皇帝儿子）封亲王，旁系封郡王。明制，不得召见，藩王不得擅离封地入京，实施“放养”；清制，不得诏命，藩王不得离京，形同“圈养”。

外姓分封中，有凭借战功的，也有文治的。比如北宋文治昌隆，有司马光封温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等；明太祖朱元璋规定非宗室无军功不得封爵，有“开国辅运六公爵”（皆不得好死！），有王阳明以孤身平定“宸濠之乱”（诸侯宁王朱宸濠作乱）封新建伯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北宋皇室有“收复燕云者王”的遗训。徽宗时，大宦官童贯（还记得《水浒传》么？）与金合力“夺回”（实际是花重金赎回）后晋石敬瑭出卖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封广阳郡王——当太监，当到封郡王，就凭这一点，以“造纸术”封侯的蔡伦、官拜骠骑大将军(加官非实职)的高力士、“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什么的简直不在话下。

然而对中央政权有潜在威胁的宗室诸侯并非封建制的专利，郡县制同样会催生新型的“诸侯”——藩镇。

秦分天下三十六郡，以监其县，设太守（或郡守）为郡长。郡县这种地方区划层级的设置初衷就是为了中央管控地方，作为皇权监察地方的代理人，这些地方最高长官的权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新的“诸侯”，威胁中央集权。

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监察诸郡，又分州设刺史，如徐州刺史、幽州刺史等。东汉时，在刺史之上又设州牧（代天子牧民之意），掌一州军政民情，权势日盛。

东汉桓帝、灵帝以来，州郡日益作大，汉庭权威经“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已然衰微，群雄逐鹿的军阀割据逐渐形成，赤壁一役后，遂成三足鼎立之势。

唐代吸取汉末魏晋南北朝之教训，撤郡分州，逐渐形成“道、州（府）、县”三级，又在边疆设立节度使辖区（唐以前的节度使是虚衔）。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胡将安禄山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余万，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中央为了抑制藩镇，又不得不扶植另外的藩镇；皇帝想要铲除固有军阀，又不得不依靠新军阀。“安史之乱”最终平定，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之势已成。晚唐的“黄巢起义”进一步激发了藩镇势力的恶性膨胀，故有“唐亡于藩镇”之终局，亦为五代十国之先导。

宋太祖为了抑制藩镇，以文抑武，用文臣掌兵；强干弱枝，集精锐于禁军（即中央军，大部拱卫京师，余部戍守边关）。看似高明的安排，最终便宜了契丹与女真，最终落得个“靖康之变”，高宗南渡，却又不得不寄希望于新的藩镇（宗泽、“中兴四将”等）......其实南宋岳飞、韩世忠、辛弃疾诸将的悲剧，一定程度上也源自皇帝对藩镇的恐惧。

明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武帝的传统。明先设承宣布政使司统辖州（府）县，后又以中央派出官员巡视监察诸州（类似元朝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久成循例，号为“巡抚”（清代尊称“抚台”）。巡抚本职位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员，必须配监察官衔，比如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前的正式官称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南赣（江西南部）。在战事频仍之地，中央又须派驻领兵部衔（左右侍郎或尚书衔）的官员“总督某地军务”，即为“总督”，久而久之遂成一省（布政使司辖地）最高军政长官。通常所说的“封疆大吏”，便是巡抚或总督一级，到清代已达一二品级，有“土皇帝”之谓。明末为抵御后金的军事崛起，又在关外辽东地区设置“督师”（应该是秦代建立官僚制度以来，史上权位最高的地方长官设置），统辖数个总督，节制兵马可达数十万之巨，例如袁崇焕就曾任“蓟辽督师”，这就不难理解他与岳飞相似的悲剧命运了......

三、不满足的藩镇：觊觎神器或割据建政

俗话说：不满足是向上的阶梯。诸侯、藩镇也不例外，不管是天潢贵胄的皇室宗亲，还是封疆大吏的土皇帝。“王侯”在手，距离天子也就一步之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或“彼可取而代之”，或“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不济也可裂土称王，武装割据！

如果是同姓宗亲，一般都冲着“遗产分割”，争个掌舵之位，不必凿沉大船，比如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明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你是皇子皇孙，我也是皇子皇孙，这个皇位你坐得，我也坐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么？”

如果是异姓藩镇，就五花八门了：

比如跟着黄巢出道的节度使朱温（朱全忠）、跟着辽东“土皇帝”李成梁出道的努尔哈赤（他的建州卫从某种程度上看属于异族藩镇），直接把老板灭了，改朝换代。

客气点的如春秋首霸齐桓公、东汉末董卓、曹操以及日本的“征夷大将军”（镰仓、足利、德川）们，不图虚名，只捞实惠。

再不济有东汉末年的袁术、刘备、孙权，唐亡后南方走马灯似的“十国”，武装割据，称王称帝，任君选择：偏安一隅的，可以保境安民；志在恢复的，自己去秣马厉兵......

当然啦，割据建政、称帝定鼎是需要资本的，袁术就抱着个“传国玉玺”，就敢玩儿大的，结果成了“出头鸟”。聪明人要数曹刘孙：曹操要作“周文王”，子孙（曹丕）有福自有福；刘备玩的是“循序渐进”——州牧、汉中王、汉昭烈皇帝；孙权玩的是“平衡战略”，联曹联刘，见机行事，你们没空，赶紧称帝！

也有谨慎的“老实人”（真的老实吗？？？），郭子仪、王阳明、孙承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保百年富贵即可，瞎操那么多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