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对于知青来说，是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谋生之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谋得温饱的生活。落户于各种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因为有每月固定的工资，虽然少，但也算是拥有了一份每月按期发放的固定收入。而直接插队落户于农村的知青，则是与广大农民一样，出工一天则只是记下一天的工分，钱、物的收入要待数月之后乃至年终时，生产队决算后，一年的劳动收入才能清楚，明白自己是“倒补（现金）”出手，还是收入现金到手，谋生就显得生疏而艰难。

生活物质如柴米油盐的缺少，会将饥饿人群置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就是所谓“饥寒起盗心”。用当时的流行语说，就是知青大抵都会跳“丰收舞”。

知青生活中缺乏的，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缺少的是精神方面的食粮。对于青年人来说，一时的挨饿受累，身体尚可以抵抗、恢复。而青年一代心智成长所必需的精神文化食粮，若经常出现困乏和饥渴，则容易使人失掉思想的能力，而盲目服从于物质生活。一句话，使人变傻。

电视剧《知青》编导梁晓声说：“（知青）那个年代最不能容忍的在于，它使我们变傻，或者至少是想要使我们变傻，而且几乎也确实把我们变傻了。我们在那插队、劳动，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在不断变化着，……因此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个国家，就只是干活、吃饭、…睡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的同代人，相当一部分丧失掉思想的能力，这是让我最痛心的，而不仅仅是我们挨过饿，干过累的活。”

不幸的是，精神生活的困乏，伴随着知青时代的始终。

但是，知青拒绝变傻，与变傻做了抗争。他们在以自己的艰辛劳动，去争取温饱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获取、汲取各种精神文化食粮：曾经翻山越岭、顶风冒雨、走几十里地去看一场露天电影或演出；也曾私下里传抄像《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之类的手抄小说。整个知青群体，上千万知青，以自己的行动，特别是最后的返城抗争，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了变傻。

作为知青的一员，回忆起来，当年我做的抗争是：

第一，在我下乡的第二年，自己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当时的《参考消息》，尚属于内部发行，是通过同灶知青同学的哥哥，在邮电所开后门才订到的。每月的报价只有一元多，记得订了一年，花了十多元。《参考消息》是每隔两三天，由乡邮员从邮电所，步行送到知青点来的。那时生产队还没有通广播。有了这份《参考消息》，我就多了一个信息通道，可以了解中国、世界的情况，知道地球上、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起码不会忘记这个国家。比如，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首次来华，都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的。还有，更为重要的，就是知道了别人是如何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特别是从老外们的文章和结论中，去揣摩、思考他们的思路。这是自己拒绝变傻的抗争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途径。

第二，不断地复习以前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学习新知识，并且极力寻求把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中。所以，我经常阅读以前的中学教科书，做各种练习题，并利用中学的四位数学用表，将对数计算用于生产队的年终决算中（参见知青生活杂记之七：数学用表）。同时，努力寻找各种书籍，来慰藉自己的文化饥渴。自学五线谱，就是那时开始的。因为在农村，买不到谱纸，是用复写纸自己画的。然后再在自画的谱纸上，将简谱译为线谱的。在那时的艰难条件下学习的这些知识，到现在仍然没有遗忘。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些学习会为改革开放后的高考打下基础，或者是对自己以后的音乐自娱自乐有用，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寻找知识的。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够保持自己的思考，使自己不至于变傻！

第三，开始讲故事。我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历来不善言谈。但是，为了自己不至于变傻，必须要练习自己的口才，因为思想是通过语言来思考、表达的。如何练习言谈呢？我读书较多，以前在中学时，学校图书馆的书籍就已经被我全部读完，包括四大本的《静静的顿河》、厚厚的《史记选》，我都不止看了一遍。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记得是在上课时夹在教科书里看的。因为限借一节课，下课要归还，只得上课看了。还有课外阅读的不少小说，以及在新华书店里面站着蹭看的，等等。这些小说的内容，都是我形成故事的素材。加之当时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我编造、模仿的故事大概也不至于很难听，所以得到了知青同学们的欢迎。当然，我也通过构思故事情节、模仿语言大师，提高了自己，拒绝了变傻。

当初，面对企图将我们变傻的那个年代，我们拒绝变傻，我们抗争过！

现在，深刻地体会到，当年拒绝变傻所做的抗争，实为自己未来世界观的定型，夯实了基础。

所以，为那个我们抗争过的年代而慨叹！

为包括本人在内的知青命运的蹉跎、蹉跎造成的命运而慨叹！

逝者如斯夫，一樽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