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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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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
——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章启群
摘要：《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是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
关键词：律历志；秦汉天人思想；乐书；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风行之后，改正朔、易服色、历三统，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因此，从汉代建国之始，关于改历和确立律度量衡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汉武帝曾诏邓平、落下闳、唐都等人，制订历法、律法等。《史记·历书》云：“今上即位，诏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王莽时期，刘歆等人更是乐此不彼，组织大量儒生修历、定制，所有法度臻于完备。《汉书·律历志》曰：“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誉，徵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條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两汉关于天文、历法、音律、度、量、衡的活动和规制，基本记录于《史记》诸“书”与《汉书》诸“志”。
音律之学的对象是音乐，历法之学是关于年月、季节分割的学问，二者之间可谓泾渭分明。但是，在汉代这二者却归为一类，甚至视为一体，水乳交融。《汉书·律历志》是这个思想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在《汉书·律历志》中，“律”与“历”交织的学问，不是简单地把音乐学与天文历法知识相加，也不是更高形态的历学或音乐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哲学，其中包括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等。实质上，这是汉代思想的完整体系，是一个以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为核心的天人模式和理论形态。
本文主要以《汉书·律历志》为核心，兼及《史记·乐书》、《历书》，讨论其中的天人思想。由于这些文本不完全属于作者本人的思想，因而更能代表汉代思想界的正统。
一、从《史记》律历思想说起
《史记·天官书》是占星学的集大成之作。除此之外，司马迁的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也贯穿在《乐书》、《律书》和《历书》之中。
《史记·乐书》大部分与《礼记·乐记》相同，很多与占星学相关的内容在文字上都很相近。例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憂，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也。
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也。
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
但是，《史记》在“乐”和“律”的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是对于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拓展：
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乐书》）
这里关于音律的思想，不同于《月令》的模式，不仅把五音与五脏、五常以及五种情感直接贯通起来，还提出了乐器构造尺寸的标准即“正度”的问题，而“正度”即与礼相关。从孔子到董仲舒都特别强调“正名”，而所谓“正名”，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一统纪，明法度。乐器的“度”是最重要的法度之一。司马迁这里提出乐器的“正度”问题，成为《汉书·律历志》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司马迁还认为，律吕的来源是气，“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律书》）而气则形成于风。于是，他又论及十二律吕与季节、方位、天干、地支的关系。例如：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至于】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已尽也。（《律书》）
不过，关于音律与天地四方四时天干地支的专门思想，也有更早的源头：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吕。仲夏日常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气正，则十二律定矣。（《吕氏春秋·音律》）
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家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日距日冬至至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淮南子·天文训》）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了以音乐为本体的形而上学。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律书》）
（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天干），十二子（地支），钟律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律书》）
律数：九九八十一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律书》）
这里不仅仅是为五音十二律制订具体法则，而是鲜明提出了“六律为万事根本”的本体论思想。因此，它不是音乐形而上学，而是一种以音乐为本体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关于五音与数的关系，也符合这个形而上学的意指。譬如“九九八十一为宫”，宫声与君、圣相关，九九为数之极，因此匹配。[1]
这些思想是《汉书·律历志》思想之滥觞。
但是，司马迁不仅把“礼”、“乐”二书分开，也把“律”、“历”二书分割。而《礼书》所表达的一些观念，与占星学基本没有关系。例如：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
这些基本上是荀子的思想。而到了《汉书·律历志》中，礼乐和律历，则统合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以音乐为本体的哲学体系。
二、《汉书·律历志》的形而上学
经过刘歆等人的解释和创制，滥觞于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从理论到实践，得到全面的丰富和发展，不仅运用于王莽新王朝的礼仪和政治秩序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在学术思想和理论上也臻于完善。因此，到了东汉时期，秦汉的天人思想，即以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为核心的思想，终于形成了它的终极形态——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的文本。
《汉书·律历志》给我们展示了这个天人学说体系宏富繁密、极富想象力的面貌：从天地自然、人伦道德，到普通人社会生活最基础、最日常的准则，即从自然数到度量衡等，都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之中。
从形式上看，《汉书·律历志》所记述的是“律、度、量、衡”的规制和法则，不仅是所谓“正名”的需要，即改正朔，易服色，一统纪，明法度的需要，也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须依赖的手段，尤其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即从事生产、流通、交换活动所必须依赖的手段。实质上，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律历志》的目标仅仅如此，它就只是一部指导社会生活的工具书，正如当今社会的各种法规、条例汇编一样。《汉书·律历志》之所以具有思想史的意义，正在于它要寻找和论证这些“律、度、量、衡”确立的根本依据和原则。
《律历志》云：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詠，以出内五言，女听。”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言，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唯圣人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闻也。今广延群儒，博谋讲道，修明旧典，同律，审度，嘉量，平衡，钧权，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
可见，它认为，所有的“律、度、量、衡”的最后根据，是天地、四时、人伦、阴阳等。因此，在考察和记述“律、度、量、衡”之外，它还加上“数”为之首：
《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一曰备数，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効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
所谓《虞书》也没有提及数。一般来说，自然数是人类的先验知识，甚至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本不需要规制、立法。而且，数本应成为度量衡的基础和依据。但《律历志》把数与音律、度量衡视为一类，由此可见，《律历志》不仅记录官方用立法形式确定的“律、度、量、衡”，还要为它们寻找和论证一个比自然数更为本源形态的依据和原则。这个依据和原则，只能是形而上学所建构的对象。其所谓“参五以变，错综其数”，即来自《易传》，这是《律历志》的哲学思想资源之一，实质上就是占星学——阴阳五行说。
数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它说：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成六觚，为一握。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
在这里，《汉书·律历志》并没有回答数的来源，而是转入数的运用要“顺性命之理”的问题。虽然它回避了一个数学的哲学问题，但转入的仍然属于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它认为，数的“顺性命之理”在黄钟：“本起于黄钟之数”。数运用的法则是《易》之“大衍数”。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规制律、度、量、衡。很明显，黄钟成为这里基础的基础，法则的法则。显然这似乎是本末倒置，用一个具体的器物（黄钟）形制，作一种度量制度中数字秩序的最终依据，完全是形而下的原则，与形而上的思想建构恰恰相反。例如，西方思想家总是从“我思”出发，作为建构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然而，这却符合当时的思想观念，或者说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从而是合理、合法的。
那么，黄钟是如何而来的？它形制的依据是什么？
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
黄钟为黄帝所作，十二律由此而定。这个传说当然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在汉代，黄帝相当于是天帝的化身，他所做的一切，实则代表天意为人间立法。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开始的。而“五声之本，生于黄钟”，“黄钟纪元气之谓律”。与此一致，黄钟、大吕等十二律乐器的长度、规制，能应和凤凰之鸣，也是根源于天地之象：
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缠）【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條鬯该成。故以成之数忖该之积，如法为一寸，则黄钟之长也。参分损一，下生林钟。参分林钟益一，上生蕤宾。
关于“成之数忖该之积”，孟康注曰：“成之数者，谓黄钟之法数。该之积，为黄钟变生十二辰积实之数也。忖，除也。言以法数除积得九寸，即黄钟之长也。”如法一寸，实为九寸。九为数之极，亦为阳爻之数，故以为黄钟法数。以此损益交错，如此类推，其他乐器法数则为之确定。
十二律吕的来历如此，它们与天地人的关系，则是既定的了。因此，黄钟、大吕、林钟与“三统”即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也是具体的：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彊大，故林钟为纯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前》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其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注：此处为“行”中一“童”字）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
而天干、地支的形成或根据与律吕亦是密不可分：
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夫阴阳，登降运行，列为十二，而律吕和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咢布于午，昧薆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楙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这样，天地、万物、四时、五色、三纲五常等等，与十二律五音的关系，自然混为一体，无法分离了：
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宫以九唱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宫）【宣】气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阳气洗物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宾：蕤，继也，宾，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在五月。
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图式和宇宙结构，它当然是由《月令》的世界图式发展而来。但是，它与《月令》图式的根本不同在于，这个世界图式和宇宙结构的中心是音乐：律吕是这个宇宙和世界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黄钟于是成为度量衡的法则和依据。
三、黄钟为度量衡依据法则略述
《汉书·律历志》中的音乐思想，绝不止于对先秦传统儒家的礼乐思想的发展，实质上则相反，是一个根本的颠覆。它也绝不止于把音乐上升成为一种艺术形而上学，而是试图建立一种以音乐为本体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这个几乎音乐化了的形而上学，包含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知识论、美学等，不仅极富艺术性，也伸展到实践知识的运用层面，具有常识的性质。因此，《律历志》把律吕不仅与历法结合，还与度量衡贯通，使传统的“礼”和“乐”在汉代社会中结结实实、有血有肉地成为一体，伸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让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思想全面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意识之中。这是一种多么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形而上学！
《汉书·律历志》关于度量衡的论述十分具体、明晰：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榖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槩。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铢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者，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铢，《易》二篇之爻，阴阳变动之象也。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钧者，均也，阳施其气，阴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权与物均，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当万物之象也。三十斤成钧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钧于钧，终于石，物终石大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终于十二辰而复于子，黄钟之象也。千九百二十两者，阴阳之数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万六千八十铢者，万一千五百二十物历四时之象也。而岁功成就，五权谨矣。
度是本起于黄钟之长，量是本起于黄钟之容，衡本起于黄钟之重。虽然有些数字与《易》、四时、四方亦相符合，但是，黄钟是最终依据。
最后，《律历志》有一总论：
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诗》云：“尹氏大师，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义一也。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冬，终也，物终臧，乃可称。水润下。知者谋，谋者重，故为权也。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礼者齐，齐者平，故为衡也。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秋，（注：此处一字，左为上“米”下“韦”，右上“佳”下“大”，读zōu）也，物（“米韦佳大”）敛，乃成孰。金从革，改更也。义者成，成者方，故为矩也。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为规也。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啬蕃息。信者诚，故为绳也。五则揆物，有轻重圜方平直阴阳之义，四方四时之体，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顺其方而应其行。
它把度量衡等“五则”与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进行直接沟通，实质上，也是用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来全面统摄度量衡等日用知识和法则。这就建构了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贯通一体、哲学与实用知识内在相连、思想与物质生活密不可分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的义域之宏广、结构之质实、意味之深远，从某种角度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包括像黑格尔哲学那样的思想体系，当然也超越了至今为止的任何一种中国哲学理论。
四、小结
《汉书》的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也贯穿在其他《志》中，成为其指导思想。例如：
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礼乐志》）
圣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刑法志》）
由此可以证明，体现在《汉书》诸“志”中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至此，我们可以给秦汉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作一概述和总结。
从邹衍学派，经过董仲舒、司马迁、以及“五经”文本、《黄帝内经》等等，到《汉书·律历志》，秦汉思想形成的天地人学说才臻于完善。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不仅建构了外在的宇宙时空，而且建构了从天体到人体、从宇宙到内脏、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世界。由阴阳五行延伸的事物可谓洋洋大观：从天上七政（日月五星），到地球的四时与五方，再到地上五行（金木水火土），再到人之五藏（肝肾心脾肺），以及自然万物的五色、五味、五音、五兽、五井、五气、无虫、五食、五臭，社会宗教伦理艺术美学的五帝、五神、五祀、五祭，政治伦理的五德、五政、五钟、五日、五内、五居，艺术美学的五律、五数，可见，这是一个囊括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理论范式。
然而，在这个理论的范式之中，内在结构是什么？《月令》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平面的社会生活的世界图式，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是其支配思想，这个世界图式的内在结构也就是阴阳和五行。董仲舒实质上以人为中心建立的天人结构，突出了天人二项的对立。《黄帝内经》最后把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伸展到人的肉身之上，和微观的经络血气之中。《汉书·律历志》则是在所有这些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以音乐（律吕）为核心，完成了汉代天人思想的一体化建构，是这场几百年思想史演进的最后一跃。
在《汉书·律历志》的天人范式中，从宇宙之中的天体运行、自然世界的万类生息，到人的身体生命运动，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生活的运作，包括艺术的创造，都是和谐一致的。在这个宇宙万物之中，无论是精神的世界，还是物质的世界，俱处于一种永恒的运动之中，而这个运动具有协调一致的韵律和节奏。音乐（律吕）正是表达了这样的律动和节奏。因为，音律不仅是人的内在世界即精神、情感的表现，也是外在世界即大自然的运动（包括人体生命运动）节奏的表现。与历法相比，历法则从可视与可感的方面（季节变化），反映和揭示了外在自然的节奏与协调。而音乐（律吕），则是从可听的然而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昭示了整个宇宙、世界、社会、人体的内在律动和节奏。因此，它们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都是一种节奏。这就是《律历志》把音乐与历法合为一体的内在根据。
由此可见，《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是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仔细玩味，真是奇妙无比！
西方两千多年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以数和音乐为元素，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汉书·律历志》所建立的天人思想体系，当然不能完全符合近代以来科学论证的要求，然而，它的恢宏气度与极富创造性的想象力，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亦可以媲美。尼采说过，音乐是一种能够直接进入精神的东西，而文字和所有以物质材料为媒介的思想形式则不能。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建立的这种形上学的奥秘和魅力所在。
《汉书·律历志》的这个思想体系，是中国“乐感文化”（李泽厚语）的内核，是中国灿烂的美学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
[1] 后来《汉书·律历志》言黄钟长度为九寸，《史记索引》曰：“而云黄钟长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刘歆、郑玄等皆以为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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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章启群
摘要：《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是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
关键词：律历志；秦汉天人思想；乐书；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风行之后，改正朔、易服色、历三统，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因此，从汉代建国之始，关于改历和确立律度量衡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汉武帝曾诏邓平、落下闳、唐都等人，制订历法、律法等。《史记·历书》云：“今上即位，诏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王莽时期，刘歆等人更是乐此不彼，组织大量儒生修历、定制，所有法度臻于完备。《汉书·律历志》曰：“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誉，徵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條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两汉关于天文、历法、音律、度、量、衡的活动和规制，基本记录于《史记》诸“书”与《汉书》诸“志”。
音律之学的对象是音乐，历法之学是关于年月、季节分割的学问，二者之间可谓泾渭分明。但是，在汉代这二者却归为一类，甚至视为一体，水乳交融。《汉书·律历志》是这个思想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在《汉书·律历志》中，“律”与“历”交织的学问，不是简单地把音乐学与天文历法知识相加，也不是更高形态的历学或音乐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哲学，其中包括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等。实质上，这是汉代思想的完整体系，是一个以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为核心的天人模式和理论形态。
本文主要以《汉书·律历志》为核心，兼及《史记·乐书》、《历书》，讨论其中的天人思想。由于这些文本不完全属于作者本人的思想，因而更能代表汉代思想界的正统。
一、从《史记》律历思想说起
《史记·天官书》是占星学的集大成之作。除此之外，司马迁的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也贯穿在《乐书》、《律书》和《历书》之中。
《史记·乐书》大部分与《礼记·乐记》相同，很多与占星学相关的内容在文字上都很相近。例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憂，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也。
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也。
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
但是，《史记》在“乐”和“律”的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是对于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拓展：
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乐书》）
这里关于音律的思想，不同于《月令》的模式，不仅把五音与五脏、五常以及五种情感直接贯通起来，还提出了乐器构造尺寸的标准即“正度”的问题，而“正度”即与礼相关。从孔子到董仲舒都特别强调“正名”，而所谓“正名”，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一统纪，明法度。乐器的“度”是最重要的法度之一。司马迁这里提出乐器的“正度”问题，成为《汉书·律历志》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司马迁还认为，律吕的来源是气，“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律书》）而气则形成于风。于是，他又论及十二律吕与季节、方位、天干、地支的关系。例如：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至于】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已尽也。（《律书》）
不过，关于音律与天地四方四时天干地支的专门思想，也有更早的源头：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吕。仲夏日常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气正，则十二律定矣。（《吕氏春秋·音律》）
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家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日距日冬至至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淮南子·天文训》）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了以音乐为本体的形而上学。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律书》）
（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天干），十二子（地支），钟律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律书》）
律数：九九八十一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律书》）
这里不仅仅是为五音十二律制订具体法则，而是鲜明提出了“六律为万事根本”的本体论思想。因此，它不是音乐形而上学，而是一种以音乐为本体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关于五音与数的关系，也符合这个形而上学的意指。譬如“九九八十一为宫”，宫声与君、圣相关，九九为数之极，因此匹配。[1]
这些思想是《汉书·律历志》思想之滥觞。
但是，司马迁不仅把“礼”、“乐”二书分开，也把“律”、“历”二书分割。而《礼书》所表达的一些观念，与占星学基本没有关系。例如：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
这些基本上是荀子的思想。而到了《汉书·律历志》中，礼乐和律历，则统合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以音乐为本体的哲学体系。
二、《汉书·律历志》的形而上学
经过刘歆等人的解释和创制，滥觞于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从理论到实践，得到全面的丰富和发展，不仅运用于王莽新王朝的礼仪和政治秩序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在学术思想和理论上也臻于完善。因此，到了东汉时期，秦汉的天人思想，即以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为核心的思想，终于形成了它的终极形态——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的文本。
《汉书·律历志》给我们展示了这个天人学说体系宏富繁密、极富想象力的面貌：从天地自然、人伦道德，到普通人社会生活最基础、最日常的准则，即从自然数到度量衡等，都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之中。
从形式上看，《汉书·律历志》所记述的是“律、度、量、衡”的规制和法则，不仅是所谓“正名”的需要，即改正朔，易服色，一统纪，明法度的需要，也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须依赖的手段，尤其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即从事生产、流通、交换活动所必须依赖的手段。实质上，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律历志》的目标仅仅如此，它就只是一部指导社会生活的工具书，正如当今社会的各种法规、条例汇编一样。《汉书·律历志》之所以具有思想史的意义，正在于它要寻找和论证这些“律、度、量、衡”确立的根本依据和原则。
《律历志》云：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詠，以出内五言，女听。”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言，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唯圣人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闻也。今广延群儒，博谋讲道，修明旧典，同律，审度，嘉量，平衡，钧权，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
可见，它认为，所有的“律、度、量、衡”的最后根据，是天地、四时、人伦、阴阳等。因此，在考察和记述“律、度、量、衡”之外，它还加上“数”为之首：
《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一曰备数，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効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
所谓《虞书》也没有提及数。一般来说，自然数是人类的先验知识，甚至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本不需要规制、立法。而且，数本应成为度量衡的基础和依据。但《律历志》把数与音律、度量衡视为一类，由此可见，《律历志》不仅记录官方用立法形式确定的“律、度、量、衡”，还要为它们寻找和论证一个比自然数更为本源形态的依据和原则。这个依据和原则，只能是形而上学所建构的对象。其所谓“参五以变，错综其数”，即来自《易传》，这是《律历志》的哲学思想资源之一，实质上就是占星学——阴阳五行说。
数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它说：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成六觚，为一握。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
在这里，《汉书·律历志》并没有回答数的来源，而是转入数的运用要“顺性命之理”的问题。虽然它回避了一个数学的哲学问题，但转入的仍然属于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它认为，数的“顺性命之理”在黄钟：“本起于黄钟之数”。数运用的法则是《易》之“大衍数”。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规制律、度、量、衡。很明显，黄钟成为这里基础的基础，法则的法则。显然这似乎是本末倒置，用一个具体的器物（黄钟）形制，作一种度量制度中数字秩序的最终依据，完全是形而下的原则，与形而上的思想建构恰恰相反。例如，西方思想家总是从“我思”出发，作为建构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然而，这却符合当时的思想观念，或者说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从而是合理、合法的。
那么，黄钟是如何而来的？它形制的依据是什么？
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
黄钟为黄帝所作，十二律由此而定。这个传说当然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在汉代，黄帝相当于是天帝的化身，他所做的一切，实则代表天意为人间立法。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开始的。而“五声之本，生于黄钟”，“黄钟纪元气之谓律”。与此一致，黄钟、大吕等十二律乐器的长度、规制，能应和凤凰之鸣，也是根源于天地之象：
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缠）【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條鬯该成。故以成之数忖该之积，如法为一寸，则黄钟之长也。参分损一，下生林钟。参分林钟益一，上生蕤宾。
关于“成之数忖该之积”，孟康注曰：“成之数者，谓黄钟之法数。该之积，为黄钟变生十二辰积实之数也。忖，除也。言以法数除积得九寸，即黄钟之长也。”如法一寸，实为九寸。九为数之极，亦为阳爻之数，故以为黄钟法数。以此损益交错，如此类推，其他乐器法数则为之确定。
十二律吕的来历如此，它们与天地人的关系，则是既定的了。因此，黄钟、大吕、林钟与“三统”即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也是具体的：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彊大，故林钟为纯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前》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其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注：此处为“行”中一“童”字）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
而天干、地支的形成或根据与律吕亦是密不可分：
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夫阴阳，登降运行，列为十二，而律吕和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咢布于午，昧薆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楙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这样，天地、万物、四时、五色、三纲五常等等，与十二律五音的关系，自然混为一体，无法分离了：
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宫以九唱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宫）【宣】气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阳气洗物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宾：蕤，继也，宾，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在五月。
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图式和宇宙结构，它当然是由《月令》的世界图式发展而来。但是，它与《月令》图式的根本不同在于，这个世界图式和宇宙结构的中心是音乐：律吕是这个宇宙和世界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黄钟于是成为度量衡的法则和依据。
三、黄钟为度量衡依据法则略述
《汉书·律历志》中的音乐思想，绝不止于对先秦传统儒家的礼乐思想的发展，实质上则相反，是一个根本的颠覆。它也绝不止于把音乐上升成为一种艺术形而上学，而是试图建立一种以音乐为本体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这个几乎音乐化了的形而上学，包含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知识论、美学等，不仅极富艺术性，也伸展到实践知识的运用层面，具有常识的性质。因此，《律历志》把律吕不仅与历法结合，还与度量衡贯通，使传统的“礼”和“乐”在汉代社会中结结实实、有血有肉地成为一体，伸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让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思想全面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意识之中。这是一种多么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形而上学！
《汉书·律历志》关于度量衡的论述十分具体、明晰：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榖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槩。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铢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者，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铢，《易》二篇之爻，阴阳变动之象也。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钧者，均也，阳施其气，阴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权与物均，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当万物之象也。三十斤成钧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钧于钧，终于石，物终石大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终于十二辰而复于子，黄钟之象也。千九百二十两者，阴阳之数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万六千八十铢者，万一千五百二十物历四时之象也。而岁功成就，五权谨矣。
度是本起于黄钟之长，量是本起于黄钟之容，衡本起于黄钟之重。虽然有些数字与《易》、四时、四方亦相符合，但是，黄钟是最终依据。
最后，《律历志》有一总论：
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诗》云：“尹氏大师，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义一也。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冬，终也，物终臧，乃可称。水润下。知者谋，谋者重，故为权也。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礼者齐，齐者平，故为衡也。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秋，（注：此处一字，左为上“米”下“韦”，右上“佳”下“大”，读zōu）也，物（“米韦佳大”）敛，乃成孰。金从革，改更也。义者成，成者方，故为矩也。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为规也。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啬蕃息。信者诚，故为绳也。五则揆物，有轻重圜方平直阴阳之义，四方四时之体，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顺其方而应其行。
它把度量衡等“五则”与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进行直接沟通，实质上，也是用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来全面统摄度量衡等日用知识和法则。这就建构了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贯通一体、哲学与实用知识内在相连、思想与物质生活密不可分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的义域之宏广、结构之质实、意味之深远，从某种角度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包括像黑格尔哲学那样的思想体系，当然也超越了至今为止的任何一种中国哲学理论。
四、小结
《汉书》的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也贯穿在其他《志》中，成为其指导思想。例如：
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礼乐志》）
圣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刑法志》）
由此可以证明，体现在《汉书》诸“志”中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至此，我们可以给秦汉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作一概述和总结。
从邹衍学派，经过董仲舒、司马迁、以及“五经”文本、《黄帝内经》等等，到《汉书·律历志》，秦汉思想形成的天地人学说才臻于完善。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不仅建构了外在的宇宙时空，而且建构了从天体到人体、从宇宙到内脏、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世界。由阴阳五行延伸的事物可谓洋洋大观：从天上七政（日月五星），到地球的四时与五方，再到地上五行（金木水火土），再到人之五藏（肝肾心脾肺），以及自然万物的五色、五味、五音、五兽、五井、五气、无虫、五食、五臭，社会宗教伦理艺术美学的五帝、五神、五祀、五祭，政治伦理的五德、五政、五钟、五日、五内、五居，艺术美学的五律、五数，可见，这是一个囊括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理论范式。
然而，在这个理论的范式之中，内在结构是什么？《月令》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平面的社会生活的世界图式，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是其支配思想，这个世界图式的内在结构也就是阴阳和五行。董仲舒实质上以人为中心建立的天人结构，突出了天人二项的对立。《黄帝内经》最后把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伸展到人的肉身之上，和微观的经络血气之中。《汉书·律历志》则是在所有这些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以音乐（律吕）为核心，完成了汉代天人思想的一体化建构，是这场几百年思想史演进的最后一跃。
在《汉书·律历志》的天人范式中，从宇宙之中的天体运行、自然世界的万类生息，到人的身体生命运动，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生活的运作，包括艺术的创造，都是和谐一致的。在这个宇宙万物之中，无论是精神的世界，还是物质的世界，俱处于一种永恒的运动之中，而这个运动具有协调一致的韵律和节奏。音乐（律吕）正是表达了这样的律动和节奏。因为，音律不仅是人的内在世界即精神、情感的表现，也是外在世界即大自然的运动（包括人体生命运动）节奏的表现。与历法相比，历法则从可视与可感的方面（季节变化），反映和揭示了外在自然的节奏与协调。而音乐（律吕），则是从可听的然而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昭示了整个宇宙、世界、社会、人体的内在律动和节奏。因此，它们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都是一种节奏。这就是《律历志》把音乐与历法合为一体的内在根据。
由此可见，《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是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仔细玩味，真是奇妙无比！
西方两千多年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以数和音乐为元素，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汉书·律历志》所建立的天人思想体系，当然不能完全符合近代以来科学论证的要求，然而，它的恢宏气度与极富创造性的想象力，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亦可以媲美。尼采说过，音乐是一种能够直接进入精神的东西，而文字和所有以物质材料为媒介的思想形式则不能。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建立的这种形上学的奥秘和魅力所在。
《汉书·律历志》的这个思想体系，是中国“乐感文化”（李泽厚语）的内核，是中国灿烂的美学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
[1] 后来《汉书·律历志》言黄钟长度为九寸，《史记索引》曰：“而云黄钟长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刘歆、郑玄等皆以为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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