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这位DNA构造的发现者之一，正是扮演了我生命里的一位负面英雄。在19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他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真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于1956年进入哈佛，担任助理教授，而我也是在那一年开始担任同样的职位。沃森当时28岁，只比我大一岁。他带着一个信念来到哈佛，认为生物学必须转换成由分子及细胞所主导的科学，而且生物学还必须改用物理及化学语言来重写。沃森还用一种革命般的强烈轻蔑态度，来对待生物系其他24名成员中的大部分人。他认为，从前所建立的“传统”生物学（也就是“我的”生物学），当中充斥着一批批才质平庸的人，这批人没有能力把研究主题转换成现代科学，只能扮演集邮者一般的角色。

    有一天，在系务会议上，我很天真地建议道，系里需要更多年轻的进化生物学者，以便平衡发展；最起码，我们应该把现有的人数从一名（就是本人）倍增为两名。......沃森轻声哼道：“他们发疯了吗？”“什么意思？”我是真的听不懂。“只有疯子才会想聘用生态学家。”这位分子生物学界的神如此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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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完这场会议后，我穿过生物实验大楼的中庭，返回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巴宏从背后赶上我。它是一位资深的进化生物学教授，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是发现前寒武纪微化石的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正人君子。“威尔逊，”他对我说，“我想我们不应该再采用‘生态学’这字眼，它已经变成一个脏字眼了。”果然不错，接下来的那十年间，我们多半都不再用“生态学”这个名词了。但是，我后来才领会到这桩事件当中所蕴藏的人类学含义——当某个文化准备消灭另一个文化时，统治者首先要做的，莫过于“在官方场合禁用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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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