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 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

 

《中国青年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的特写，记述杨振宁对该研究室的贡献。

 

这篇文章不仅不八卦，而且传递了许多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着真知灼见的观点。其中之一如下：

 

现任研究室主任葛墨林是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

 

说得多实在啊！

 

“不开会”

 

开会占用很多时间，人人都抱怨。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因开会而得不到保证由来已久。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提出要保证科学家“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科研工作。1960年代初，聂荣臻领导下制定的有“科学宪法”之称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其中更重申提出要保证科技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学研究。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又一再被提起。

 

但是，中国科学家的时间仍然没有得到保证，不少人更是发出了“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的无奈。显然，重提“不开会”和保证“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很有必要。

 

“无计划”

 

中国科学技术多计划，尤其是1956年的12年科技发展规划给中国带来了“两弹一星”，计划更成了科技发展的圭皋和常规，从此计划不断。效果如何，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不断冲击计划体制，但是，对科学技术领域的影响甚微，至少是科学的计划模式依然故我。

 

技术也许可以通过计划鼓捣出来，但是，科学是万万不能计划的，计划绝不会出好东西，更妄论一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科学研究要的是在无计划的情况下由科学家个人自由探索，苦思冥想，最后，象阿基米德从浴缸里一跃而起，大叫“Eureka！Eureka！Eureka！”或者寻寻觅觅，获得好的结果时油然产生一种类似“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多做事”

 

“多吃饭，少开口”，“言多必失”，是中国的古训。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正果是修出来的，不是光靠念经念出来的。说的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同理，做科学研究，需要沉得住气，少说多做，八字还没有一撇就说“一流”往往不可能是一流。

 

 

正是循着陈省身“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的建议，葛墨林领导下的理论物理研究室默默走过了25年。笔者不懂他们这一行，但相信他们的工作应该不会比那些头儿整天开会、到处拿计划并且嚷嚷的研究室差。

 

一个研究室的发展是如此，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

 

真正的科学家都希望“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是常态，并能在这种状态下做科学。而国家如能从制度上保证科学如此运行，不急功近利，科学家们早晚会“冒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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