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的启发意义正在于此：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和办法，来观察自己深陷其中的社会，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位学文学博士，一位大学老师，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贫乏，贫乏于对于现实的认识和疏远，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怀疑这种每天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写着言不及意文章的“虚构”生活。

2008年和2009年，她利用假期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一个普通的小村落，在那里，她自己的双脚重新丈量了每一寸土地，几乎访谈所有的邻居和亲人，那些平淡的故事和并不激烈的观点像一声声惊雷，爆出一个司空见惯却又日渐消逝的梁庄。

这个人叫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这本书叫《中国在梁庄》。

她在书的前言中说道：“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份、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被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对于这本书激起的反响，梁鸿也有些措手不及，这本书的思想未见得有多么深刻，只是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具体而微的关注过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消亡，而这个群体，居然庞大到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主体。

但是，几乎无人为他们发声。

一个外国人，1996年便来到中国，作为志愿者在四川的一个小城的学校里当老师，他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四处观察，与人聊天，在彼时还很封闭的四川小城里，还因此挨过揍。从那时开始，他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书，并陆续出版。

2001年，他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他开车漫游中国的乡村与城市，沿着长城，避开各级部门对外国记者封锁，在小路与乡村之中寻找最新鲜和最真实的话语。他在京郊农村租了几年民房，见证农村里能人魏子淇的摸爬滚打。他还驱车前往东南沿海的小城丽水，观察那里工厂发展与工人生存状况。

最终他写出了关于中国的第三本书：《寻路中国》。

他叫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两本书的写法不同，《梁庄》优美而沉重，《寻路》平实而有趣，都是难得的好书。最为可贵的是，他们的真诚，折射出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认识，令人难以置信的贫乏——这与我们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

目前，民众对于公共话题的参与意识空前高涨，特别是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种类也异常的丰富，显得纷扰异常，但是有个共同点——大家都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很少人思考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公与压迫来源于何处，有何形成的机制，我们在其中处于何种位置，只是急于发泄情绪、忙于开出治病的药方，事实上，比起体制的各种强力，那些无法证伪又高举道德与价值判断大旗的自作聪明，同样值得警惕。

这两本书的启发意义正在于此：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和办法，来观察自己深陷其中的社会，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的责任。

最后，我举一个书中的例子。

5年前，何伟在浙江丽水碰到一起拆迁事件，一个公共工程要求一个村落整体搬迁，当村民找到何伟时，他明确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的书写给外国人看，在国内的影响力几近于无，但带头的村民还是和他谈了自己的主张。

何伟在书中写道，拆迁对于中国农民来讲，基本等同于赔偿，但是赔偿之后呢？作为一个集体，村民应该更多的参与到拆迁与工程之中，与政府商谈并确定一个对自己更为有利并可以长久持续的合作方式，当然，这需要一个有能力和眼光的人来负责联络。

这种人在农村里越来越少，参照书中京郊农村能人魏子淇的遭遇，即使有一些这样的人，也被吸收到体制内部或被彻底边缘化，没有任何的独立话语权——真正的民间，根本没有起码的智力力量来对抗体制，又何谈与政府合作？

         多年过去了，拆迁事件愈演愈烈，民众的激烈反抗仍然停留在补偿层面，不管舆论如何的吵嚷，社会在这方面没有丝毫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