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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船票（节选）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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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12之前，观察东方与西方的交会、西方与东方的融合，考察世界进入现代化的程序，方能反观中国寻求突破的契机，赢得通向未来的船票。明清之际，中国错失了四次机会，最终未能拿到通往未来的船票，败于欧洲的舰队。
第一次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权力失衡，失去了制度优势。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里，精彩描写了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明朝发生的一些“琐碎”事件，通过这些看似末端的小节，黄仁宇得出结论：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的管理，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这次转变没有发生，出身贫寒、卑贱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后，鉴于宋代覆亡和蛮夷强大，深切感受到管理松懈之痛，对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多次整肃，杀掉宰相胡惟庸之后，这位“创业者”摇身一变为取得绝对优势的“出资人”，而之前历代作为“管理层”，与皇帝分享权力的文官集团受到打压，中央集权达到巅峰。而大清入主中原，帝国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民族情结夹杂着权力驱使，使这个末世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彻底固化。
第二次是王阳明“心学”昙花一现，完败于欧洲启蒙思想家
明代文官集团在皇权打击下，几无还手之力，受权臣宦官欺凌，轻则有廷杖之辱，重则有灭门之祸，大多数人俯首贴耳，甘于闺墨之中，思想日益封闭，对于心灵的呼唤不予过问。
然而15世纪，贵州龙场，一位36岁身处艰困之中的驿丞，日夜反省人的短暂一生，突然在一个深夜，顿悟到心学奥秘。他就是儒家最后一位圣人王阳明。王阳明在心学上接孟子，强调个人思想，建立了万物具并于我的唯心理论，致良知、量能，更为个人的主体自主，设定不同于世俗外在规范的自由空间，特别是“知行合一”论，更是让学者在思想之外走向实践，赋予儒家少见的务实精神。
可惜的是，心学自王阳明后没能发扬广大，不是日渐空疏、狂禅末流、放诞无束，就是在官场争斗中消耗殆尽。崇祯年间，明代最后一位户部尚书倪元璐，秉承心学务实精神，以皇帝首席财政管理者身份，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极力主张海外贸易合法化，废除世袭军户制，在扩大铜币储备的基础上发行宝钞。他还强调“通商”应是地方督抚主要职责之一，对于商人可为社会提供有用服务的观点，更是让人看到去除千年“重农抑商”痼疾的一丝曙光。然而，满洲骑兵没有给他成就大业的机会，1644年，他追随崇祯皇帝殉节大明。
曾有学者假设王阳明的心学成为儒家主流并不断演进，中国难保不会发生欧洲启蒙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王阳明没能拯救中国，却拯救了日本。在他身死300多年后，与中国同样面临亡国之危的日本，承继阳明心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数十年间，便使这个弹丸小国“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阳明心学兴起之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最黑暗时期，基督教教士们根据《圣经》中所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语录”，对“女巫”发起持续近300年的迫害。1487年，教会出版了猎巫“专业书籍”《女巫之锤》，近200年间，竟接再版了近30次。
基督教不仅热衷于烧死女巫，更热衷于烧死科学和理性的萌芽，1600年，由于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布鲁诺被罗马教廷烧死在鲜花广场。就是这一把火，点亮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明灯。
文艺复兴后，欧洲召回古典时代的智慧之光，教会无法独占心智资源。自17世纪中晚期开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用科学和理性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之后，欧洲迈入一个全新方向。
第三次是明代开始的禁海令，中国人放弃海洋的同时，也放弃了世界。
商业与冒险总是相伴进行，当中亚奥斯曼帝国击败拜占庭，切断东西方陆路交通后，欧洲人像着了魔一样，争先恐后驾驶着帆船冲向海洋，只为到达东方的富饶之地。在中国召唤之下，15-17世纪，以麦哲伦、达?伽马和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用自己的勇敢和风帆，将世界所有大陆连接在一起。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商集团与各自王室签订契约，确立财富共享比例，随之驶向海洋，开始了数百年的缠斗。1493年，罗马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同年，明廷却敕谕今后百姓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
明初郑和统率使团七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然而，郑和的船队沿海岸航行，并不深入大洋，其“革命性”的造船技术并没有机会得到验证。再者，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威而非贸易。
因此，七次航海不仅没有像后来西欧航海家的远航那样带来巨额利润，反而使国库空虚。他每次出海，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丝绸、棉布、铜器、铁农具、铁锅等，而换来的只是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香料、补药和各种奢侈品。每次远航耗资巨大，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致使郑和航海被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敌指责为“弊政”，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与郑和的船队相比，倒是那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更加活跃，在政府禁止之下，这些武装海商集团绵延200余年，以一种非法方式维系着东西方海上贸易，他们既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行交易，也会伙同倭寇劫掠海岸。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在明朝末年活跃在中国南部及日本等地，在接受招安前，既是商人也是海盗，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经商基地，打破官方海禁，繁荣海市，其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他剪除群雄，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大陆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
不过，郑芝龙这样的人物也不过昙花一现，难以带动中国进入海上强国的序列。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一个新兴阶级脱颖而出。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通过向统治者提供税收支持，君主对商人阶级的依赖日渐提高，商人阶级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政权结构逐渐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
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有学者认为正是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求强”与商人“求富”达到完美的融合，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 “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也是时至18世纪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集团。
第四次是中国将工业文明拒之门外
17世纪之后，欧洲人发现，中国这一片传说中的乐土成了他们的贸易之痛——中国人几乎不需要欧洲的任何商品。1792年，英国人为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派出由4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带着欧洲最新科技和诚意来到中国，希望赢得中国的尊重，促使其融入世界。
中国人似乎乐于相信马嘎尔尼的来访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然而当时不论有如何膨胀的殖民野心，只有700万人口的英国断然不会愚蠢到轻易对万里之外、拥有3亿人口的东方帝国发动战争。
马嘎尔尼曾向当朝权臣和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和对此毫无兴趣，他只对乾隆的喜怒哀乐负责。马嘎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说：“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和）列举了欧洲学者的最新发明，特别提到了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可以做示范表演。”
然而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吝于让全中国都知道了西方人的优势，这简直不堪设想。在中国人眼里，科技只是奇技淫巧。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科技代替人力，只会让更多的人失业，这会威胁到帝国的统治——除了皇帝的权威，中国什么都不需要。英主乾隆，以为马嘎尔尼不远万里只为表示英吉利国的臣服，懦弱的官僚也乐于在是否下跪问题上与马嘎尔尼纠缠不休，只为皇上的龙颜一悦。
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后，欧洲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异化、丑化与漫画化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广泛流行于19世纪西方社会。“中国佬”套话中，野蛮或半野蛮的中国人丑陋、怪诞，留着猪尾巴一样的长辫子，裹着小脚，打着伞，男不男，女不女，细眼睛似笑非笑，诡计多端，说话怪声怪气。从早到晚抽鸦片，吃猫、狗、蛇、老鼠之类的动物，溺死女婴，以残忍为消遣，容易受宠若惊又容易忘恩负义，既是奴隶又是叛徒??
从崇拜到丑化中国的过程中，西方开始高度认同自身的文明，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秩序，并将之普及于世。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再也不是他们学习的偶像，甚至也没有资格成为他们竞争的对手，只是可以征服的“野蛮人”。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广州贩卖鸦片的英国人受到被处死的威胁，是否应该对中国派遣远征军？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立作出了具有决定性的发言。48年前，他还是12岁的小孩，曾随马嘎尔尼的使团前往满清帝国——他是当时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他说：“我们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放弃。”
中国在19世纪拿到船票的最后一次机会，随着这场战争化为泡影。
本文节发表于第十四期《绿公司》杂志
原文链接http://www.daonong.com/g/14/cover/2011/1102/31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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