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同世界”的人间秩序及理想至今仍未实现，如果以两千年为时间节点来看，现世却也未必已经偏离他预想的、指向之后两千年的轨道。可以确定的是，他及其后来的儒者凭借理论阐释和积极入世的现实追求，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绵延两千多年且相对稳定的中华帝国时代，更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慢慢形成独特并有坚强生命力的中华文明，为后来者提供精神皈依地。

公元前492年，年届60的孔子再次离开家乡，坐着颠簸的马车，前往郑国，也许是一次短暂的休息，也许是远方的夕阳拨动了心绪，他和弟子们走散了。弟子子贡焦急的寻找，一位路人热心的对子贡说，我在郭城东门外看见一个老头，脑门有帝王之气，像尧；脖子威严凌厉，像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期的司法官）；肩膀有富贵气，像我们郑国现在的一个贵族子产。看上半身貌似有圣人气象，再看下半身，比舜短了三寸，就像丧家狗一般垂头丧气。子贡一听，赶紧跑到郭城东门，发现老师果然站在那里，怡然自得的等他。子贡赶紧跟孔子说了郑人对他的无礼描述，孔子一点都不生气，反而说，形象是细枝末节，根本不重要，说我是丧家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对照孔子的一生，“丧家狗”的评价确实名副其实。春秋时期开始，失去权威的周王室无力控制诸侯，群雄并起，天下战乱，阴谋盛行，道德败坏。孔子相信，自己描绘的人间秩序能改变绵延千年的乱局，但是，他又绝望于自己的祖国，遍访诸侯又一无所获，只好又回到家中，收徒讲学终老此生。他有家，有妻子门徒；他又没有家，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

空间上在地球的北纬25～35度之间，时间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曾出现一次“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这几个古老民族，先后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种突破，被人称之为“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这些古老的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的批判性的反省，确立思想形态，改变旧传统，推动自己的文化进入崭新的、更高的境地。

我们耳熟能详的先贤大哲，都出现在这一时代，如中国的孔子与诸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这些可以完全复归到“婴儿状态”的思想家，把自己内心中认识到的世界展现给别人，成为各民族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核心来源，其“信力”成为改变世界、创造文明的核心驱动力。

从出现的历史背景看，中华文明的爆发与西方不同，它生发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境地，孔子没有妥协，而是通过“仁”的确认，呼应混乱之前的人间秩序。此后每逢乱世，儒家文化便以其遗传性的苦难基因，给予中国人以改变现实的力量。从表现形式看，孔子与同样面临战乱的历史背景的犹太人相比，没有选择皈依神的神秘力量，而是通过人的确认，激发人的潜能，来拯救自己的世界。

孔子在自己的“相信”中读出了三种力量。首先是“仁”存在。认识到“仁“是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自孔子开始，便成为一名儒者精神上的自我定位。孔子相信，人的本性可通过自我努力得以完善，这是他对所处历史时代非人化倾向的回答。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他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人类有可能变的神圣。

由于与政治与权力的渗透与侵蚀，后世儒者对于孔子有关“仁”的阐释，逐渐脱离了人的价值思考，儒家伦理也呈现出被统治者滥用的趋势，但以儒家文人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一贯坚持“仁”的追求，并政治道德化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种信念与皇权的道德政治化之间的博弈，为此后2000年中国帝国时代的稳定，提供着政治与文化的支柱。

其次是行动力。儒家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其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试图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们相信，既然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圣人”，自然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理所应当的保持批评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无法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将自己的“仁”变为现实，但他们以自己的韧性和行动力，开辟新的领域，从外围入手，提供一种几乎无望却最终胜利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教育。

自孔子开坛授徒，在官方之外首次确立民间教育的可行性，教育便成为儒家以一贯之的知识传承和行为模式，经过长达数百年艰辛的努力，使他们成为控制文化系统的令人瞩目的社会力量。学者杜维明就认为，对教育的垄断几乎是儒家在汉代再度崛起的唯一因素。当汉代统治者真切的意识到，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之，并试图以某种精神资源和文人集团来提供管理及行政支撑时，发现自己无从选择，只有儒家知识分子可资使用。

第三是包容与创新。儒家从不试图与现世和权力决裂，构建另一个意义世界，它也不与其他思想流派决裂，对于自己持不同态度的部分置之不问或重新解说，更有意识的吸收改造其他学说的精华，收为己用，最终形成百家归一的自身体系。儒家也在现世的工作中不断修正自己核心理念之外的表达方式，通过不断更新的技巧和策略性妥协，以保证自己的理想在现世中得以推进。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末的一个漫雪的冬天，王安石启程赴京，在驿站昏黄的烛灯下，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位自小随父游历，对帝国内忧外患有切肤之痛的儒者，终于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

在其后的两任期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强力推行一系列变革，对之前的体制和法律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政敌的围攻之下，他还颇为自得，将他们的话改造之后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为，人言不足畏”，这位一贯邋遢、经年不洗澡、似乎和谁关系都不好的宰相，自进京之时，便以商鞅自居：五马分尸尚不足惧，又何畏人言？

元祐元年(1086)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伴随着超越者的孤独，在江宁府(南京)去世。早在他被罢官之前，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眼中可以将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的新法便被扫荡一空。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而言，王安石是一个失败者，失败于他对现实的超越和历史轨迹的把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言中评述历史人物时曾说道：“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从后世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和其他卓越的儒者一样，是一个成功者，他们相信孔子的“大同世界”一定能在人间实现，并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信力”的土壤上一次次浇下生命之水。他们关心现实、兼济天下，对现实往往有清醒的人是和理性的思考，将自己信念外化为不竭的力量，促使现实通过各种形式向积极的方向转变。

孔子“大同世界”的人间秩序及理想至今仍未实现，如果以两千年为时间节点来看，现世却也未必已经偏离他预想的、指向之后两千年的轨道。可以确定的是，他及其后来的儒者凭借理论阐释和积极入世的现实追求，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绵延两千多年且相对稳定的中华帝国时代，更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慢慢形成独特并有坚强生命力的中华文明，为后来者提供精神皈依地。

“信力”不仅让一个人拥有改造现实的力量，更让他成为一个超越者，虽然他们的灵魂充满着孤独和痛苦，但他们的忧愁、愤怒、沉重、牺牲，以及内心相信的基本价值、精神气质和实现路径却具有永恒性。当下，如果我们说还相信什么，总也无法去除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