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认定标准多重多样，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毕业生，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境，一流的科研成果，……还可以列出很多。但我认为，从否定意义上去判别一所大学是否为世界一流大学有其进步意义。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它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能满足社会的欲望。大学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批判反思品质。因之，我们可以用大学是否敢于说“不”来判别一所大学是否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只有敢于说“不”的大学，才无愧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

“不”唯上

不唯上，即大学不以领导人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为马首是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价值标准去发展自己，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哈佛大学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它从来不以自己培养了多少位总统而自我标榜，也不以总统或国家领导人视察哈佛大学而自满。相反，它时时保持着与领导人的距离，唯恐因此沾上“官气”。1986年恰逢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里根总统应邀出席庆典。事先，不知天高地厚的里根总统向校方暗示，要哈佛到时给他颁一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按照里根当时的政绩，哈佛真送给他一顶博士帽，也不算为过。可校长德里克·博克却断然拒绝了里根的要求，并公开宣称：“我无意于奉承另一位总统的虚荣心！”总统归总统，哈佛归哈佛，总统不因此而动怒，哈佛也不因此而失去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但因此，哈佛却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包括里根总统的尊重。

“不”媚俗

大学和它所服务的社会、政府、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大学不仅是社会的服务者、支持者，同时也是社会的评论者、思想者。大学不仅创造并传播知识，还要对已存在的社会现象、评论体系和价值观念采取一种独立的质疑态度。为了发挥这种复杂角色的功能，大学必须设立一条与社会分离并渗透边界。这条边界可以确保大学按大学自身的运行逻辑来发展大学，确保大学可以自主决定大学的活动边界、关系边界和行动者边界，最终确保大学发展的自主性、内生性。大学的特性、大学自身的学术成长规律将在大学边界内健康发展，大学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将在大学边界内得到充分的保证。如果大学却失了这条边界，与社会融为一体，则呈献出“媚俗”的特征。“不” 媚俗是大学保持独立人格的前提，也是确保大学独特本质的前提。如果大学媚俗，就会与社会混同，大学就会因此失去其独立的价值标准，因之，也就不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不”唯利是图

大学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没有充足的资金，就不会有大学的快速发展。但大学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原则与立场。大学只有确保自己学术中立的地位，才会有其学术真理性的追求。附加条件的利益，只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公正性、真理性、独立性，并将最终影响大学的声誉与发展。199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一位校友要给母校捐献两千万美元。二千万虽非巨款，但对当时捉襟见肘的耶鲁来说，也不无小补。可是，后来校方了解到，捐款人意在设置“西方文化历史课程”，以对抗当时美国大学校园文化日益多元的趋向，而且捐款人的附带条件是要提名该课程的教授。于是校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捐款。“不”唯利是图是一流大学的品质，一流大学决不会被动地按照捐赠者的议程来为他们服务，一流大学决不会唯利是图，变为捐赠者实现他们抱负或野心的被动工具。

“不”急功近利

普林斯顿大学不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对学术规律的尊重，她却培养出几十位诺贝尔获奖者。一流大学“不”急功近利，不会把教授当成每天必须下蛋的母鸡，不会给教授定下急功近利的学术目标，更不会要求他们每年必须完成多少篇SCI论文。正是因为此，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John Wiles）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急功近利的品性，才有对大师和学术的敬重，才有患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

“不”唯上，“不”媚俗，“不”唯利是图，“不”急功近利，说着简单，做着难。也正是因为做着难，它们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一所大学如果做不到说“不”，就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