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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竞聘副处长：相当于民工竞争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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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林姓博友直呼他对当今高等学校有点看不懂了。他说他有一次乘飞机，旁边坐着一位大学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聊天中知道是一位‘长江学者’。今年，他又见到一位‘长江学者’出现在竞聘副处长的候选人中。
他还进一步比较，1990年代初国务院一个工资调整的文件，大学正处的最低工资265元，大学的副教授最低一级工资275元。他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数据是绝对没有错的。他还举自己所在大学分配住房的例子佐证：当时正处级最多住三室一厅，教授可以住四室一厅。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事实。我还在数年之前听到一位老先生振振有词地对我说，他的老伴是大学里的正教授，相当于副省级待遇。老先生自豪感甚至让我有历历在目的感觉。
我们的时代确实变了。我们正处在一个官本位气息日益浓郁的社会之中，科举制度正被国家公务员制度所替代的时代。院系官员岗位，现在的话，是管理科学岗位，是软科学范畴。当管理科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时候，官员的地位、价值、作用早就与时俱进了。管理科学，估计相当于医学科学中的神经科学。有的官员可能希望员工最好不长脑子，不长多余器官，只长听话的手脚，令行禁止。
偏偏知识分子又是用脑子工作的人，那就让他们只搞技术，不搞管理吧。让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从牛鬼蛇神、臭老九到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已经地位提高很多了。虽然服务不是领导，但现在是管理者服务人，被管理者被人服务。中美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其中就涉及到权利的边界冲突与争端。“人权”在中国与美国的坐标系内，位置是明显不同的。我要声明，我是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捍卫国家主权，批驳美国以人权教师爷自居的正义立场的。
中国的科研体制、机制与西方国家区别也很大。这些问题都与钱学森之问相伴随。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大家习以为常了。这正是愈演愈烈的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象。
教授竞聘副处长，这是一个几乎每所高等院校都客观存在着的现象。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的荒谬现象：教书的不挣钱，胡编滥造有利可图，这是教授年轻化的现实。我们的制度设计强化了文章满天飞，轻视了桃李满天下。强调了人才的科研与论文写作能力，忽视了教书育人的实际成绩与工作资历。重视了干部培养的所谓人才梯队，无视了团结战斗互相协作的研究团队。中国大学问题多多，不胜枚举。
渴望进一步提升地位、扩大影响、实现价值的机会，也是社会与组织对他们价值的进一步认可，是利益机制的二次分配。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混得好呀，有出息呀。管理岗位也是一个人发挥作用的舞台。学者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着的，特别是人文学者。在当代，谁当官员都存在着客观的利益回报，还不包括所谓的灰色收入。唯有实现组织功能最佳化的领导，唯有为员工与社会创造利益最大化的领导，唯有实现本部门、本单位、本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领导。领导科学是一门管理科学，需要理性对待。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始终存在。当有人怒斥鸠占雀巢的时候，有人正投机取巧呢；当有人大呼伯乐不常有的时候，有人正沆瀣一气呢；当学者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正成为世界潮流的时候，有人正强化教育与学术管理的职能大搞后备人才梯队着呢。在一个博士满街走，教授不如苟的时代，副处长总归是领导。他们占用的资源多，自然会从中收获更多。当权力的思维、当拜金的思维、当市场的思维，成为今天主流的思维，过去感到奇怪的现象，今天实在不足为奇。在我看来，这只相当于民工竞争工头。其根源还是日益强烈的高校行政化趋势在背后主导，是稳定至关重要的暖风比百家争鸣的清风吹得更加猛烈，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政治与学术已经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严峻问题，这关乎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个人只是希望全国各地的工头们别太贪婪，顾及民工的切身利益和重要关切，全面关心员工生活，不要杀鸡取卵，不要竭泽而渔，不要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按中央要求，工头与民工要和谐相处，实现部门、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工头能够多想想当年的民工生活，与民工推心置腹，能够有点博爱意识，能够有点天下为公的情怀，能够有点天地正气，他们甚至还有迎娶宋庆龄的机会，他们将来离埋葬在中山陵的距离就已经不远了。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然，再好的愿望，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文化价值都如空中楼阁，操作多点透明度，民主多点刚性保障，否则真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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