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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2018年9月6日）

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大唐唐玄奘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上篇。

朱剑先生

建国以来学术期刊的发展

大唐唐玄奘：早期的中国学术期刊有哪些特点？建国后中国的学术期刊发展怎样？

朱剑：关于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学界有不同说法，但最早的几本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产生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则是没有问题的。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高校学报是诞生于1906年的《东吴月报》（创刊号有一个专名《学桴》）。我个人对此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学术期刊问世后其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

晚清到民初是中国现代学术产生的重要时期，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得益于主要源自西方的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特别是大学学报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当时其宗旨和形式的选择既是由大学及其所设学科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人文学科，情况更复杂一些。

概而言之，以学报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学术期刊的特点大致有五：其一，在办刊宗旨上，以追求真理、交流学术、引领时代为使命；其二，在期刊结构上，多学科综合性是其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其三，在期刊布局上，多以孤立的个刊而非协调的体系形式存在；其四，在编辑组成上，多为“编研一体”；其五，在期刊稿源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

这个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所昭示的学术期刊的核心价值，即“追求真理、交流学术、引领时代”，而综合性、内向性及非体系化等特点或缺陷，对于现代学术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现代学科及其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发育到成型，与学术期刊由综合到专业再到体系化的发展过程，将会是共时的。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乱频仍，和平建设时期短暂，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均受到了诸多制约，尽管已有专业期刊存在，但从总体上来说，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并不健全，大学学报大多未能走出综合性、内向性的初始形态，学术期刊体系更是未能形成。

学术期刊的新格局始于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重点高校都开始恢复或创办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前者虽具备了一定的期刊体系化构想，但所办期刊数量极为有限；后者则完全延续了此前综合性、内向性的特征。

学术期刊获得较快发展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7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数年中，该院各研究所创办了一系列专业期刊，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群。高校学报在1980年代后经历了数次扩容，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大扩容，形成了“一校一刊”的基本格局。迄今，仅人文社科学报数量已达千余家，但体系化、规模化构想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

1906年第一期《东吴月报》（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大唐唐玄奘：现在的中国学术期刊有哪些特点？为何“编研一体”的传统没能保持下来？

朱剑：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如果仅从数量上来看，近6000种规模不可谓小，但与早已体系化、规模化和数字化的西方学术期刊相比，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还有着较大的差距。最大差距在于与学科配套的体系化和规模化的缺乏，以及仍然是以纸本为中心，总体呈现出“全、散、小、弱”的特征。

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在于期刊体制的制约。现行期刊体制有着三大特征：一、刊号资源完全由行政权力分配；二、办刊主体是“单位”而不是学者；三、掌控学术期刊的不是学者而是职业化的编辑。这就决定了学术期刊必然呈现三个特点：一、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疏离；二、编辑与学者的隔离；三、期刊与学科发展脱节，体系化、规模化更是无从谈起，数字化则因为缺乏自己的聚合式平台而有名无实。

在这样的期刊体制下，学术期刊当然不可能保留“编研一体”的传统。所谓“编研一体”，是对由学者担任主编和学术编辑模式的一种概括性描述。这既是学术期刊的传统，也是当今国际学术期刊仍然普遍采行的编辑模式。编辑职业化与“编研一体”模式是难以相容的，随着编辑职业化的日益刚性化，中国学术期刊放弃这一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必须看到，编辑职业化无论是与学术研究、学术期刊的历史还是规律都是相违背的。放弃“编研一体”传统的代价就是学术期刊部分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学术期刊公信力的弱化乃至丧失、学术乱象丛生，必然造成在学术国际化的大潮中，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的高校学报缺乏国际竞争力，学者们只能借船出海，所谓SCI、SSCI、A&HCI崇拜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局面如不能改变，则意味着作为中国学术话语表达平台的学术期刊根本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学术乱象”的根源

大唐唐玄奘：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学术乱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您认同这种观点吗？以“三大核心”为代表的评价机构何以能如此强势？

朱剑：学术评价与学术乱象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问题在于，学术评价是否为学术乱象的根本原因。众人所谈论的学术评价无一不是出自评价机构，但仅凭这些文献情报专业出身的人组成的评价机构本身，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有如此能力和能量的。那么，他们的评价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势的？强势的评价又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研究的？学界为何没有能力制约不合理的评价，反而被它牵着鼻子走？不弄清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谴责评价机构，或试图通过改进评价方法来实现科学合理的评价，乃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是不可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们先要弄清楚评价机构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势的。在历史上，学术评价主要表现为学术批评，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学术评价从来都不是外在于学术研究的。其二，学术评价和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同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学术研究的主体当然是学者，而学术评价的主体同样是学者，且多为同行学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然而，今天的学术评价却不再具有这两个特点。失去了这两个特点的评价就难免乱象纷呈。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行政权力通过资源分配而强势介入学术研究。1990年代以来，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可谓巨大（大多是以项目和工程的形式体现的），从而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要争夺的最重要的资源。这一资源的分配权实操于行政权力之手。但是，行政权力部门的官员并不懂学术，他们投放和管理学术资源必须有所依凭，这个依凭就是学术评价。让评价直接为行政权力部门服务，这是学术评价历史上不曾有过（即使有也不凸显）的一个新的功能，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是学术评价的裂变。行政权力部门与学界对学术评价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不看过程，要的只是评价结果，且结果越简单、越直观越好，因为这样的结果才便于分配资源和科研管理的操作。最简单直观且最“实用”的当然莫过于排行榜，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但对于学界来说，对学术研究内容层面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需要的不仅是评价的结果（结论），而更看重评价的过程，这样的评价决非只见结果不见过程的排行榜所能反映。因此，同一个评价，很难同时满足行政权力部门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于是，评价就此分裂为两端：一种是主要甚至专为行政权力部门服务的评价；另一种是传承了学术批评，为了更深入的学术研究而开展的评价。今天所有对评价体系的批评和对评价乱象的指责，其实都只是针对前者。

其次是定量评价对定性评价的取代。从学术评价的本质属性来看，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是理想的学术评价主体，这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学术共同体的评价行为一般称为“同行评议”，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多是从内容层面对评价对象进行直接分析和判断，故有“定性评价”之称，但实际上，同行评议并不必定排斥定量分析。定性评价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评价必须具备专业性和自律性。然而，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已没多少自律性可言的定性评价深陷于利益泥淖之中，已声名狼藉。这使得199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期刊评价机构得以借机上位，其以“科学”和“客观”的定量评价自我标榜，而其以排行榜为特征的评价结果正好迎合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需要，从而得到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采信。于是，完全外在于学术研究的专业评价机构实事上已攫取了评价的话语权，这也就宣告了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同一性的终结，文献情报人员的“定量评价”完成了对各专业学者同行评议的取代。

最后是学术评价的权力化。评价原本是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一种权利，并服务于学术研究，但是，在学术评价裂变之后，为行政权力部门服务的学术评价却日益从“权利”向“权力”过渡。评价机构由学术研究的服务者而摇身一变为学术舞台上的主角，甚至成了凌驾于学者之上的支配力量，排行榜则成为他们手中极具魔力的“指挥棒”。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资源分配者也是评价的当然组织者，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反过来，能够登上权力宝座的评价都是深谙行政权力部门需求而投其所好的机构。因为行政权力的加持，学术评价终于完成了最根本的蜕变：成为一种权力—评价权力。

大唐唐玄奘：那么评价权力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研究的？

朱剑：在经历了上述蜕变之后，今日的学术评价早已不是昔日的学术批评。从评价主体、评价目的到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环境都发生了全面的变异，不仅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甚至变成了与学术研究毫无内在关联的数字游戏，这样的学术评价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但评价乱象只是一种表象，透过这一表象，我们应该看到，在乱象的背后，是资源分配和管理而产生的利益驱动。在分析学术评价何以作用于学术研究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权力和利益链（当然也是工作链）：

权力（资源）—评价（分配）—评价（管理）—科研（机构与人员）

链条的顶端是握有巨额学术资源分配权的行政权力部门，链条的底端是科研单位和学术界，串连起顶端和底端的是评价。处于链条底端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几乎无一不引入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指标，原因恰恰在于：唯有这样，底端才能迎合顶端，才能从顶端获取更多的资源。可见，评价在这一链条中担当的是沟通顶端和底端双方的桥梁角色。但桥梁的宽窄、高低其实是由处于链条顶端的行政权力部门设定的，评价机构只是根据这一设定，设计生产出了符合其要求的评价产品，且因其产品而跻身于学术权力场中，并实现自身的利益。

评价对行政权力部门的迎合固然是其异化的原因，但若没利益链的存在，就不会催生出这么多的评价机构；若没利益链的激励，学界就不可能被评价机构牵着鼻子走。而设置和维护这一利益链的，恰恰是今天的科研体制。若没有规约利益链的科研体制的需要，评价也不至于如此走入歧途。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科研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学术评价；即使没有现成的，也会催生出服务于这一体制的评价体系。

在弄清了以上两个问题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将学术乱象的根源归结为学术评价，未免太过简单。终止学术乱象的关键不在于改进评价，而在于消除造成评价乱象的原因。学术评价只是科研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与其说是评价导致了学术乱象丛生，不如说如今的科研体制必然会带来评价乱象和学术乱象。学术之乱和评价之乱，其实是同源的。将评价视为学术乱象的根源，实际上遮蔽了科研体制对学术乱象之产生所应承担的责任。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大唐唐玄奘：您反复强调学术评价应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那么中国学术界是否有比较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有怎样的关系？

朱剑：学术评价应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如今已是学界共识。前些年，有些评价机构及其评价人员曾试图证明，单纯数据运算的“量化评价”可以取代学术共同体的评价，特别是大数据技术问世后，但他们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能够获得学界普遍认可的替代方法。今天，连他们也都承认，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是最合适的评价主体。

但是，有了这样的共识并不等于学术共同体已夺回了学术评价权，恰恰相反，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仍是目前通行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方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共同体承担起评价责任的条件——专业性和自律性——并不完全具备，甚至学术共同体在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形成也要画上一个问号，这也是如今评价权力得以归于评价机构的原因，学者们要想索回这个权力绝非易事，不然，也就不会失去了。

学界对学术共同体有种种定义，其指向的范围也各有不同。但不管哪个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都不是严密的组织机构，而是基于某种学科、价值、理念或范式的认同而形成的结构松散的学者群体。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取决于诸多条件是否具备，而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和体系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学科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而学科的发展又离不开作为平台的学术期刊。专业学会具有某种组织形态，而学术期刊则更体现出对学术取向、学术方法、学术兴趣等学术精神方面的认同。所以，学术期刊之于这样的群体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学术期刊作为组织的公共平台，那么，共同体就难以聚合，其边界也难以清晰，学术交流则难以高效地展开，共同体在研究和评价中的作用势必难以发挥。

除了展示、交流和传播学术的平台属性以外，学术期刊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属性，即学术民主平台的属性。如果说，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是评价的合适主体已成共识，那么，学术共同体并非处在真空之中，如何保证这样的主体的评价能够公平公正？或者说如何才能使诸多影响其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因素受到制约？亦即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性如何实现？唯一的途径就在于学术民主。但是，在共同体人员数量极其庞大的今天，“广场式的民主”根本不具有操作的可能，一言九鼎的学术大师也不可能存在，只能行“代议制”，即通过一定的程序遴选出共同体的代表，来进行具体的评价工作。因此，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交流、学术批评、学术评论表达“民意”和进行监督的平台，对于共同体的自律性和评价的公正性来说可谓至关重要，而最合适的平台无过于学术期刊。

真正能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交流、对话、批评平台的学术期刊至少必须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学科专业或专题边界清晰；其二，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即期刊的办刊主体是学术共同体成员而不是其他；其三，具有鲜明的期刊形象和通达的传播渠道。如果这样的期刊大量存在，那么，学术民主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学术共同体成员不仅有自己的表达平台，而且更有对于作为共同体代表参与学术评价活动（比如评奖或评审）的佼佼者的监督平台，使他们既可以了解和代表“民意”，即共同体的意志，也不敢公然违背“民意”。如此，学术共同体的自律和学术评价的公正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学术不端行为也才难以遁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与学者疏离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已很难真正具备上述三个特征。

中国并不是没有学术期刊，而且数量还不少，但由于“单位制”和“职业化”的推行，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一般说来，学者并没有创办学术期刊的权力，而由单位创办的学术期刊多以多学科综合性的形式一盘散沙般地存在，与学科发展的脱节是必然的，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建构中的缺位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学术共同体尚未最终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期刊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澎湃新闻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下篇。

朱剑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高校学报“专业化”的努力

　　澎湃新闻：

　　高校学报在声誉几乎降到谷底的上世纪末，却迎来了行业的空前大扩容。这是为何？

　　朱剑：

　　这件事的发生颇具戏剧性。这事始于1998年，这一年，新闻出版署开展了以压缩期刊总数为指标治理整顿，高校学报由于声誉不断下降而首当其冲，成为此次整顿的重点对象，整顿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全国现有内部期刊将转化为内部资料，高校内部学报也必须按这一规定转化为内部资料……决定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也就是说，要把高校学报踢出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行列，从此高校学报正式告别公共平台定位，成为“内部资料”。既然是内部资料，数量也就不再限制，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列入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高校学报，不计入期刊治理的压缩指标及新办期刊指标。”（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但内容和名称必须有所限定：“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学报名称必须冠以学校全称”。试想，如果这个设想当时贯彻到底，那么，学术期刊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格局了。

　　然而，百密一疏，版署忽略了刊号的一个特定意义，即期刊一经登记注册，其刊号将伴随终身而不得更改，如予更改，则视同新刊。当时部分学报是有正式刊号的，版署的做法是废弃现有刊号，将其重新归类后编定新号，这就等于宣布原刊终刊了。如果这样做仅及于学报，那倒也无妨，本来就是要让学报退出，但重新归类并不仅限于学报，也涉及了其他类别的期刊，这就有问题了。当新号颁发给期刊并使用后，经文献情报学专家提醒，版署才发现自己闹了乌龙。于是匆忙下文，凡过去已有正式刊号的期刊（包括过去已获刊号的学报）恢复原刊号。这样一来，将学报单列内部刊号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而大量的新办学报已获得了刊号，无法收回，只好将错就错，将这些新批学报全部算作正式刊物，这才有了学报在上世纪末的大扩容。正是这个偶然，才有了刊号供给严重短缺、一号难求，学报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样的怪异结果。

　　由此可见，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版署最迟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意识到高校学报既不符合期刊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潮流，并痛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让学报退出。但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导致了治理整顿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盘散沙般的学报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大扩容后，学报在数量上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其仅有的学术资源不免过度稀释，其固有的弊端也被成倍放大，在学界的声誉进一步下降，来自各界的诟病之声不绝于耳。至此，从管理部门到学界都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学报的现状，唯有学报人总体上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澎湃新闻：

　　您一直倡导高校学报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高校学报“专业化”做了哪些努力？

　　朱剑：

　　2002年，教育部提出“名刊工程”的设想。在正式推出前的数次专家讨论会上，除了来自学报的主编以外，其他专家均一致提出应丢开现有学报，将另建专业期刊作为名刊建设的主要方向，唯此才能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这就需要一批新的刊号，在刊号控制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结果，在“专、特、大、强”的目标下，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期刊无一例外，均为综合性学报。这也在一开始就预示着“名刊工程”以“专”为首的目标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名刊工程”也就平添了几分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壮与无奈。

　　作为一个学报人，我对学报的心态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理智上，我能清楚地看到综合性、内向性和无法体系化的高校学报早已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但要丢弃学报去办专业期刊，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以现有的综合性学报为基础，实现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体系化发展的路径。在“名刊工程”的建设中，多数参与者都是这样的心态，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所以，除了几乎穷尽了综合性期刊能够实行的办刊方法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另辟蹊径，而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和国家层面报刊体制改革的启动，恰好为我们实现综合性学报的专业转型和数字化、集约化、体系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10年，我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主要内容是：（1）利用现有的“名刊工程”平台协同创新。（2）通过合理的组合，对各刊纸本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3）通过与期刊数据库的谈判与合作，改变其建库和传播模式，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既可检索，更可全本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显然，如何实现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以及建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是这一方案设计的重点。这一方案得到了入选“名刊工程”多家学报的认可，2011年3月，由其中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上线后曾引起学术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设想都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的羁绊，“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无法获得独立身份，“妾身未明”，既无法获得经费，又不能接受投资，当然更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报人并没有放弃，至今该系列期刊仍在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尝试虽然说不上有多成功，但我们亦有很多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了我们对高校学报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路径的共识和信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高校学报人的命运共同体。

　　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

　　澎湃新闻：

　　您提出的“超云”网上平台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能否详细介绍下“超云”如何运作？

　　朱剑：

　　“超云”网上平台到目前为止都仍然只是一种构想，尚未有产品上线。“超云”是基于“域出版”理念而设计的，所谓“域出版”，是我在几年前总结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经验而提出一个新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的初衷，就在于通过确立“专域”这一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基本单元，实现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

　　“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构想了一个联结作者、编者与读者的聚合型平台，暂定名为“超云”。首先，从阅读界面来看，构成“超云”的基本单元是专域，专域本身就是一个个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小平台，在理论上，有多少个可以划分的学科和问题域，大平台上就可以有多少个专域，供读者任意选择订阅。其次，从工作界面来看，它又由投稿组稿、专家审稿、编辑运营、在线出版、传播互动、学术评价这六个子平台所组成。再次，根据功能的不同，各子平台与专域有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个专域和子平台均根据需要分别开设有作者、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的专门入口，实现阅读与工作（如投稿、审稿、评论等）以及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的互动。最后，实现“超云”的各种功能，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传统传播秩序的突破和对无序状态的终结，亦即意味着对新的传播秩序的构建。

　　“超云”平台将实现对“刊”的突破。如前所述，“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但“单位制”的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由于内容和结构的庞杂导致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模糊以及本身逻辑性的缺乏，已被期刊数据库轻易地解构了。但是，期刊数据库中那些来自被拆解期刊的单篇论文，也不可能成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而“专域”则在“刊”与“文”之间建立起了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最佳单元。

　　“超云”平台还将实现对“期”的突破。周期性出版是纸本时代期刊的基本特征，它的存在主要是受制于印刷出版和传播技术，出版周期的不断缩短正是对周期性出版局限的补救。这种补救做到极致，就是随时可以刷新，而“超云”凭借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当然，“超云”只是为了设计的方便的临时命名，最终如能上线，将会有正式的名字。但仅依靠学报本身的力量是远不足以支持这样的产品上线的，所以，“超云”仍然只是一个设想。尽管如此，这一设计理念已引起了多家期刊数据库平台的兴趣，正在被借鉴到他们的平台设计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于域出版和“超云”理念的学术传播平台将会问世。

　　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

　　澎湃新闻：

　　您做了近四十年《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在工作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并引起您的反思？

　　朱剑：

　　我1982年初自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就留校在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了，离40年还差几年，今年已年届六十，正式退休了。我的工作经历十分简单，除了读大学前当过几年工人，就只干过学报编辑这一件工作。要说对学报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三十多年来学报的影响一直在下降。我初到学报时，《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发行量是每期三万多册，这还是在纸张紧缺，每年只批到有限用纸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用纸计划，发得还会更多些。可见，学报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期刊种类很有限，专业期刊更是缺乏，对于像南京大学这样还有点名气的大学办的学报，几乎所有高校甚至院系的阅览室都会有陈列，一般学者也还关注得过来。

　　但是随着复刊和新创办的学报和专业期刊越来越多，首先是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已不可能再全部订阅，其次是学者也不可能对全部期刊都予关注了。于是，选择性的订阅就出现了。1992年问世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是为了指导图书馆有选择地订阅学术期刊而编制的。只要看一下这个《总览》就会发现，入选的高校学报比例较专业期刊要低很多。学报这种既没有学科边界，又没有问题边界，而且还主要是内稿的学术期刊显然已与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合拍，彻底落伍了。我是眼看着我参与编辑的学报由期发行三万多册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三千，这还是学报中最好的几家之一，一般学报的发行量（指被订阅）已经基本归零，全部免费赠阅。

　　第二是新技术革命对学术传播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预感到数字传播将会对学术期刊，特别是像高校综合性学报这样本来就没有相对固定作者和读者群的期刊构成重大影响。1999年，为了参加一个期刊研讨会，我撰写了《计算机的介入与社科期刊的发展》（发表于2000年）一文，该文的摘要是这样写的：“计算机的全面介入已经带来了出版界的一次革命。对于社科期刊而言，计算机给作者以新的研究技巧，给编者以新的编辑模式，给出版者以新的发行渠道，给读者以新的阅读媒体，这一切都正在赋予期刊一个全新的面貌。这些革新虽然大多表现在方法和形式的层面上，但它们必将带来期刊编辑、出版观念的变革。”当时还只有光盘版期刊，而没有中国知网这样的期刊数据库上线。

　　几年后，知网问世，我又写下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发表于2005年）一文，继续阐述这一问题：“对社会科学期刊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期刊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也许是最富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本……终将让位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电子期刊，电子期刊将成为社会科学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编辑，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局面对于社会科学期刊前景的影响是令人堪忧的，互联网对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的同时，也潜伏下了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而社会科学期刊界至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是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问题。随着所谓“三大核心”在1990年代相继问世，期刊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来自评价机构期刊排行榜的压力，但作为《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我起初并没把“三大核心”当回事，因为随便哪家哪版的排行榜也不会少了我们这样的刊，无非是排名前后稍有些变化而已。

　　让我真正反思学术评价问题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其制订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当作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强加于各期刊社，这件明显违反学术规律的事在高校学报界竟然顺风顺水地做成了，真的令人匪夷所思！这与“三大核心”不同，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特别是与作者的关系。有作者声明，若再用这个“规范”，将不会再向本刊投稿；有些作者则委婉地指出，经我们编辑后，看不懂自己的文章了；而一些海外学者对本刊采用这样的“规范”感到根本无法理解。

　　于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仲伟民教授发起的关于编排规范的讨论中，我以《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发表于2007年）为题写了篇短文予以评析，文中指出：“这个规范的制定者并不是一家纯学术评价机构，但学术评价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该机构能够把这样一个评价规范当作编排规范强加给高校学报，而高校学报又能迫使它的作者采行这一与各专业规范均不接轨的规范，这个事实揭示了评价机构可以指挥和调动期刊，而期刊可以指挥和调动学者。这是对学者本位的颠覆，在学者、期刊与评价机构三者的关系中，原来的服务者成了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一种颠倒的关系被建立起来。”

　　澎湃新闻：

　　作为学报编辑，您个人如何定义这个身份？编辑应该是“杂家”还是专业学者？

　　朱剑：

　　我给自己的退休纪念是撰写了《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约六万字的长文。除了对上述三个问题有深刻印象外，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定位之困难，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的正是两者关系的“非常态”和编辑的身份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在我看来，正是“非常态”之因结出了身份焦虑之果。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打破了学术期刊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就不得不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

　　构建这样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术期刊本应是由学者创设并经营的、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平台，学术编辑的身份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次才是掌握了一定传播技术的编辑，唯有如此，编辑才能担当起平台的守护者的角色。而编辑一旦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专业性便不复存在，即使还有残存，也不足以对学术前沿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

　　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当然要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维系着一定的关系。在职业化之下，体制对编辑身份的设定仍然是学术作品质量的最初评判者和把关人；而在学者看来，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编辑已不可能再具备学者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如此，在体制赋予的职责与学者眼中编辑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在这样的张力之下，编辑又如何能够与学者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来？而这种关系建立不起来，编辑的身份就无从定位，这就是编辑身份焦虑的由来和持续四十年的原因。不过，焦虑在每个编辑身上的体现并不一样，但如何建立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却是每位学术期刊编辑都无可回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焦虑的形式和内涵也就不同，甚至迥然相异。

　　在各类学术编辑中，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学报大多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一名编辑要负责至少一个一级学科，人手少的编辑部负责多个一级学科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历史学科的编辑，要负责的一般是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的三个一级学科，这个角色如何担当？而学报的主编就更困难了，他要对所有的学科都负起责任来，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天才？于是才有了“专家”与“杂家”之争，似乎知识面广一些就能胜任学报编辑。这个争论又与“编辑学者化”联结在一起。其实，在学术研究领域，不能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成为专家，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所谓杂家。“专家”与“杂家”并不是可以两者任选其一的。学术期刊编辑同样如此。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他的身份只能是专业学者，而不可能是其他，其中的绝大多数编辑最多也只有从事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的能力。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所决定的。

　　所谓“编辑学者化”，是在职业化之后才掀起的大讨论，其预设就是编辑非学者，所以才要“学者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在编辑职业化这一不能变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我在《如影随形》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我所要质疑的并不是编辑要不要学者化，而是这一讨论的前提能否成立。唯有这个前提能够成立，讨论才有意义。然而，该文发表后还是不断有人问我，你到底支持还是反对编辑学者化，这让我无言以对。

　　我作为学报编辑的一员，在身份问题上的焦虑当然不会例外。我当了三十多年学报的职业编辑，但今天的学报，学科拼盘式的结构让其没有任何边界可言，主编根本不可能看懂他所签发的所有论文，而内向性所导致的开放度缺乏，让其很难具有真正的公共平台属性，我甚至怀疑，在学术国际化已难以逆转的当下，它还能算作学术期刊之一种吗？身处这样的刊物，在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定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三十多年。但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那就是，要摆脱焦虑，唯有回归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刘文楠︱学术的事，谁说了算：一个学术期刊编辑的反思

朱剑：《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98.00元，421页
自从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朱剑就一直在《南京大学学报》工作。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学报编辑，但最近几年他对高校学报、乃至整个国内社科人文类学术期刊的反思，却都好像在质疑这个庞大体系的正当性，指出其中的结构性弱点。而他给出的改革方案，也仿佛在松动这个体系的根基，隐隐预示着未来的转型。
朱剑质疑和焦虑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学术的事究竟谁说了算？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其实非常清楚明白：学术的事就应该由学术共同体说了算，也即由每个专门学术领域正在做研究的第一线学者来决定。既然答案如此明确，又有什么需要质疑和焦虑的呢？因为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在朱剑看来，中国人文社科学界至今还未能形成独立、成熟而有担当的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和学术规范都不能完全由学者说了算，相应地，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学术活动的组织管理，也都大权旁落。学术工作者失去了主体性，学术工作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是学术研究中诸多问题和乱象的根源。
学术共同体的缺位或者说软弱无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学界中人的共识。历史原因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学术成果生产、传播和评价体制的结构性因素恐怕也难辞其咎。而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追究这一问题的根源，并且提出大量成体系的建设性意见，朱剑算是其中翘楚。圈内人戏称他为“教父”、“男神”，并非过誉。《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这本论文集收录了自2007年到今年初他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十六篇文章，按主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学术研究谁人评说”讨论的，主要是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评价机制问题，而下编“学术期刊何以定位”则重点探讨学术期刊如何应对学术传播的新秩序，在学术共同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在国内一份英文学术刊物做编辑已经有六七年了，也算学术编辑队伍里的一员，对朱剑在书中提到诸多质疑和焦虑，有一些我也感同身受。我想从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和学术编辑三个角度，评述朱剑这本书中的观点，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的重新整合
理想中的学术共同体，能够通过公正而开放的学术批评建立本领域的学术规范，作出恰当的学术评价。而这样的学术批评发生的场域，除了各类大大小小的专业研讨会，主要就是学术期刊。理想中的学术期刊，通过发表前的同行评审，保证发表论文的质量，通过发表后的同行评价，形成了学者研究水平的业内口碑，更通过一线学者的参与，指出领域的最新前沿。因此，理想中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的。
正如朱剑在论文中多次指出的，中国的现实与这一理想差距不小。由于出版体制的限制，与学术刊物亲密无间的不是学术共同体，而是“单位”。其中尤具中国特色的就是数量庞大的各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其中包括依托于高校的学报和依托于各地社科院、社科联的学刊。另一方面，专业性学术刊物的数量则尚显不足，刊号的限制也使符合学术共同体发展需要的新刊物出版受阻，于是学术共同体往往需要用“以书代刊”“学术集刊”这类迂回的方式发展新的学术交流平台。
朱剑很早就意识到综合性学术期刊与专业学术共同体不匹配的问题（参见其2007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一文）。他和高校学报界一些有远见的同仁，都很清楚彻底的专业化应该是高校学报最应该采纳的“上策”，但由于现有体制和编辑队伍的惯性，又是阻力最大的一条道路。在此书下编的好几篇文章中，他都在不厌其烦地分析为何综合性高校学报应该专业化，并思考如何在不伤筋动骨地前提下实现专业化。
出于对高校学报前景的忧虑，他于2010年最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借助学术成果数字化传播的平台，在各高校纸本学报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出一系列以专业为单位的电子刊。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中国知网的响应，2011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主页就上线了（www.sju.cnki.net/sju/default.aspx）。但朱剑认为，这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学报受“单位”所限的客观局限，于是2015、2016年他又与高校学报界同仁进一步提出“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的构想，以互联网时代学术出版的新思路，打算以专业学术领域为单位，改造原来的综合性学报体系。
在这一模式中，读者界面的专域模式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延续，实现了在学术传播环节将学术共同体与专业性学术期刊相匹配的目的。而工作界面的设计则非常特别。它貌似与现在“中国知网”已经在做的网上投稿审稿系统有些相似，但知网为单个刊物提供投稿、审稿、编辑的网上平台，其目的主要还是服务以刊物为单位的主体，并没有改变编辑流程。而朱剑提出的方案相当激进：“投稿平台向所有期刊和作者开放。作者一次在线投稿，即可选择已加入平台的所有期刊或指定其中部分期刊……凡被作者选中的期刊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完成在线初审，有录用意向的期刊可以直接送审稿平台专家审稿……经过一定时间无期刊有录用意向的文章自动退给作者。”（《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页233）在这样一种类似自由市场的制度设计中，按照理性选择的原则，作者会主动选择最接近其专业的刊物，而刊物也会选择最接近其偏好专业的文章，于是反而能在彼此选择范围都大增的情况下，逐渐自然形成专业化的趋势。这就可以在机构组织上暂时保持学报的现状，同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改变学报的面貌。
到现在为止，这个构想中的“大型开放互动学术传播平台”还在酝酿中，是否能真正上线并同时获得编辑端和读者端的认可，真正发挥设计者赋予它的功能，我们还需拭目以待。然而，我本人对任何“大型平台”都有点本能地排斥。大平台有整合之利，却也有垄断专擅之弊。而且这样的技术不可能由学术共同体掌握。如果由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公司来做，又恐怕反客为主；如果由上级行政部门委托某单位来做，则难免以强制力推行，造成“一刀切”的局面。如何实施这一构想，使其真正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甚至成为学术共同体构建过程的一部分，还有待未来同仁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让学术共同体重新掌握学术评价的主导权
在理想的学术共同体中，学术评价是其主要功能，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学术评价往往与权力和利益密切相关，逐渐与学术共同体脱离。在《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一文中，朱剑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其中的奥妙。他指出这个异化过程的五个阶段，我将其简要归纳如下。
首先，由于学术资源往往由行政权力部门掌控和管理，他们需要有简单普适的评判标准，于是学术批评出现了分裂：为行政部门服务的评价，重结果，可量化比较，便于大规模操作；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重过程，难以量化，只针对个别研究。第二，出于科研管理可操作性的考虑，学术评价成为管理者的工具，成为评职称、评奖项、分配学术经费的依据，进一步与学术研究相分离。第三，由于行政和管理部门进入学术评价领域，评价往往与权力和利益捆绑在一起，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评价的专业性、自律性和公正性都受到了污染。第四，由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定性评价的可靠性下降，由专业评价机构作的定量评价随之走红，受到行政权力部门的青睐。最后，这类定量评价由工具和服务者反客为主，成为凌驾于所有学者之上的终极权威。于是就造成了现在“以刊评文”“以榜评刊”的局面：一篇文章的好坏就看它发表在哪个级别的刊物上，而评价刊物级别的则是各种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供的排行榜和量化数据。
针对这种为追求学术评价的“客观化”，导致其与学术共同体脱离而异化的现象，朱剑一方面承认这是暂时无法完全扭转的现状，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重建“学术民主”来培养共同体内部学术评价的良性环境，重新建立定性学术批评的可信度，促进学术研究合乎内在逻辑的发展，而非只是一味跟风、投评价机构或行政指令所好。他认为，学术民主的养成需要有一个没有功利性的平等开放的学术批评空间，因此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传播方式亟待改变，以实现这个目的（参见此书《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一文）。后来他提出的“超云”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其实不止想解决综合性期刊的专业化问题，也希望一并解决学术评价的问题。在他的设计中，“超云”有专门的学术评价平台，学者可以自由点评单篇论文，形成共同体内部的评价体系。
其实，学术评价问题困扰中外学术界也多年了。西方学术界虽然还不至于太过依赖量化指标评价学者，但仍然面临海量学术成果无法甄别重要性和相关度的问题。近年来西方生物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在线平台，名为Faculty1000（简称F1000），它由全球医学和生物学专家组成，为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提供快速发现、评价和发表文献的综合服务，是一种新型在线研究辅助工具。这个平台的简介称：“其原创理念是为了应对生物学及生物医学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通过专家在论文出版后进行阅读、评级、推荐，来进行同行评审与筛选，以达到让科研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有价值的文献信息的目的。同时作为弥补单纯用影响因子来衡量期刊的不足而出版的一种在线的生物及医学专业文献评估系统。”受邀评论的专家以义务劳动的方式，每年实名评价推荐若干篇本专业领域的优秀论文，整个网站则以树形结构细分领域的方式搭建，读者可以找到与自己研究方向最接近的领域，获得该领域同行的专业意见。这个网站成立至今已有七八年，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的学者也意识到这有益于学术共同体建设，能够提高自己在本领域影响力，何乐不为。在我看来，这样专门从事学术评价的平台，可能比一个大型多功能平台更有操作性，也更适合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
另一方面，朱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或贬低量化数据。在《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一文中，他通过深度解读“三大核心”研制者的观点，还原了这些第三方评价机构作为数据库服务者和数据开发者的本质属性。他认为，如果缺少学术共同体配合本专业特性作出的数据分析，这些评价机构很难从原始数据中发掘出令人信服的学术评价结果。于是，朱剑期望这些机构能放弃评价功能，仅仅提供各种数据，由学术共同体中人自己来解读数据，从而真正做到评价主体的统一，评价方式的互补。这样的提议显然是在为学术共同体赋权，有助于学术民主，却增加了行政部门管理和分配学术资源的难度。于是朱剑很直白地指出：“被权力和利益撕裂了的学术评价要走向统一，并不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造成评价分裂的科研体制是否有所改变。”（《大数据之于学术评价》，页163）只要学术共同体还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非自治自律的主体，那么学术评价的分裂局面就很难从根本上有改观。
不过，这几年自媒体走红后出现的新现象是体制性学术的边界日益模糊。就职于学术单位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出路，学术期刊也不再是学术发表的唯一渠道。社会的进步使年轻一代学人有可能在体制外走一条更有个性的学术发展路径。比如，现在学术著作出版后，往往要去社交网站“豆瓣”的图书主页上发布消息，因为有不少专业学术领域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常年混迹豆瓣，他们在豆瓣上匿名发表书评和短评，进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形成一种体制之外但并不外行的舆论评价体系，不仅使学术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上更大的受众，也开始影响学术共同体本身。这种另类评价的存在，是难能可贵的，它从学者学术训练之始就培养了一种学术民主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科研文化的风气。这种并非自上而下有意识设计的平台，也许会比刻意打造的评价机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学术刊物编辑的出路
朱剑此书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此书收录的最近发表的一篇——《如影随形：四十年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文章回溯了这四十年中学术刊物编辑（尤其是高校学报编辑）对编辑与作者关系的讨论，试图解释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源，及其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这恐怕也是朱剑对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反思。
以下是对这篇文章大致脉络的概括：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文革的结束，正常学术工作的恢复，编辑系列职称体系的建立，形成了编辑的身份意识。在此基础上，八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编辑学，进一步构建起编辑的职业身份，编辑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他们能够发现作品的价值、提高作品的质量，因此具有其独立的地位和意义。然而，学术期刊编辑有着与一般刊物和图书编辑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所面临的作者和读者群都属于学术共同体，编辑的“中介”身份和“再创造”职能都非必要。为了摆脱这种身份尴尬带来的焦虑，编辑界有人认为学术编辑应该独立掌握审稿权，但这就需要编辑有高于学者，至少不逊于学者的学术判断力，因而就出现了“编辑学者化”的口号。
然而，编辑个体即使具有某个专业的学术素养，也很难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因此对综合性学报和学刊的编辑而言，这样的口号不仅不能带来底气，反而加剧了焦虑。2004年，一些知名期刊编辑提出了“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说法，更是把这种理想化的编辑身份推到了极致。差不多同时，综合性学报的编辑则面对现实提出了“回归杂家”的口号。而这两种说法出现的共同背景则是外审制度的逐渐流行，编辑在学术领域逐渐失去话语权，行政部门严格管控使编辑身份日益固化，第三方评价机构获得了至高的评价权。于是，在行政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学术共同体中间，学术期刊编辑进退失据。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朱剑反思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并进而对包括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体制进行反思和重新设计。他思考的最终结果，是把学术期刊还给学术共同体，也即前面提到的重新以专业为单位整合期刊与相对应的学术共同体，使学者主导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
那么，在这一转型中，学术期刊的编辑又该何去何从呢？在他看来，编辑队伍本身也需有分化。偏重技术的编辑与出版部门整合，可以不必从事学术生产具体内容的编辑工作，成为纯粹的文字编辑。而偏重学术的编辑，则与各个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结合，深度参与共同体的学术生产。于是他和朋友们建立了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编辑互动平台”微信群，定期举办由编辑和学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讨论本领域的相关议题。
说到“编辑的学者化”，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三十几年前这个口号最初提出的时候比，已有很大差异。这些年博士扩招，培养了大批学术研究机构无法消化的青年学者，他们是学术编辑的天然来源，不需要另行培养。另一方面，学者的秉性的确各有不同，有人喜欢做专而深的研究，有人却涉猎广泛，对许多课题都有兴趣，后者是天然的“杂家”，也很适合从事学术编辑的工作。这类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学术编辑将成为理想的学术组织者和协调人，以学术期刊为平台，将专家集结在一起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这也是我理想中学术期刊编辑的使命。
当然，体制仍然是僵硬的。即使是“学者化”的编辑，只要在体制内的学术刊物工作，职称评定都须走编辑系列，获得责任编辑资格需要通过出版总署的资格考试，身为编辑每年还需要参加出版总署主办的七十二学时继续教育。与之相比，“以书代刊”“学术集刊”等新兴学术刊物的编辑往往由学者兼任，只负责组稿审稿，将文字工作全部外包给出版社。那些编辑就基本没有身份焦虑。归根结底，焦虑的根源还是在于，学术编辑到底应该是职业化的，还是应该重回学术共同体。这也是我做编辑六七年来一直存在的困惑，让我时刻觉得有无形的束缚，需要“冲决罗网”。我希望，即使体制不放松，学术刊物所属的高校和学术机构至少能让编辑有选择身份的自由，让属于出版的归出版，属于学术的归学术，否则只会逼得有学术追求的编辑用脚投票，离开编辑行业。
朱剑在后记中强调，虽然他常被赋予“编辑学的研究者”这一身份，但他写的文章基本都是在“解构”他职业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这整本书的基调是颇为“丧”的。质疑与焦虑的确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事情，更何况质疑的对象还是自己干了一辈子的行业。他和他的学报编辑同行敏锐地察觉到了高校学报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并希望为学报的未来开辟一条新路出来。显然，焦虑与质疑并没有阻止他们迈向未来的脚步。从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状的批评和对未来的展望中，我们能看到他们竭力从无路中找路的信心、勇气和行动。
如果朱剑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观点真的能被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如果有一天高校学报系统真的彻底转型，那么我们正可以借用英语里一句俗语的句式：“学报死了，学报万岁！”高校学报在二十世纪初创办的初衷，是为了促进跨学科学术交流、培植学术共同体意识，如今学报体系空有形式失了灵魂，只有摆脱了僵化的驱壳，最初的真精神才能在新的载体上延续下去。而对普遍意义上的学术期刊而言，也是如此，只有摆脱了不合理的体制的束缚，学术共同体精神才能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