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粪坑”中爬出来站到长安街上晒太阳去了，心情还是很爽的，至少当年周游时没有北上到此。“粪坑”是鲁迅说的：“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现在看来，历史也不是只有“吃人”两个字（《狂人日记》），儒学也不是只有“杀人”两个字（《祝福》），孔子自然要和蔼一些了。由此推断，国文说我比孔子要和蔼一些还是有点道理的。

    后来有人说，“子曰，要缠脚”，“子曰，要生儿子”，而且唠叨了两千多年，所以比秦始皇还坏，真是罪过罪过。秦始皇只坑了465个儒生，还没有杀女人，而且秦始皇只是书同文，没有叫音同声，要大家都说陕西话，唱秦腔。孔子西游没有来过陕西，最后又回山东去了，老子是来过的，还在楼观设台讲学。

    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学，也不过是诸子百学中的一学，只是在权力的介入下才圣化为儒教，或礼教,才有了暴力的倾向。打倒孔家店，实际是要打倒一种礼，结果把形象代言人打倒了，却没在思想根源上铲除“礼”，也许就不是铲除的问题。现在，又请出一尊青铜像作为孔子的形体象征，人们自然会耽心某种权力的介入与功用的神化，人们见到的并不是孔子，而是冠以“孔子”之名的赋以某种现代意识的青铜佛。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国文姐为什么担心“中国整体人文思想的僵化与麻木，这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不过是一门学科的创始人，代言了一种文化。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文明，文化人也并不等同于文明人。现代文明具有继承性、包容性，她可以理性地分析儒学，这并不表示要身体力行古代儒教的教规教义。小孩不会因为看奥特曼就成了奥特曼，我们也不会因为研究恐龙就变成恐龙。

    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有两个飘洋过海从西方来到东方的名词，就是“民主”和“科学”，说这是“最好的东西”。按二值逻辑，“不坏”就是好，“最不坏”就是最好，于是有的人说民主是“坏中最不坏的东西”，科学是“好中又最好的东西”。 “科学”，在中国古汉语中原意为“科举之学”，日本的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就转义了，经1893年康有为、严复使用后，其新义才为中国广泛运用。

    前几天，写了篇博文《和蔼的孔子》，说孔老二不是一打就倒的事情，当时只说了上半句，与此对照，其下半句是，科学也不是树而就立，提而则倡，兴而即盛，除了宇宙的大爆炸是瞬时完成的，不破不立是不会瞬时完成的，在孔家店里打倒孔老大，就能请进科学就上座来？科学是羞涩的。一个人接受科学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也许经过若干年的训练是可以做到的，要一个民族做到，看一看新文化运动百年来的历史就知千呼万唤始出来是何其难也。看看五百罗汉个个呲牙裂嘴、搔首弄耳、挥拳踢腿的样子，也不是在认真听佛陀讲故事。还有一篇博文《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其中讲到赶麻雀、造水泥、炼钢铁的故事，现在看来，与其说是那样的可笑，那样的不科学，不如说是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无奈。怪科学不好是怪别人，怨技术落后是怨已不如人。

    科学不过是暂时可被知而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而已，因而是中性的，资产阶级可用，无产阶级也可用，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用。有种观点认为，科学本身并不承担改造世界的任务，但作为科学应用的技术就不是那样了。资产阶级拥有的技术，无产阶级并不一定拥有，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技术，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一定拥有，反之亦然。

    这样看来，科学只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只是由于外力的介入才成为改造自然的工具，也正是这种介入才使科学技术呈现出暴力的倾向。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称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列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而把摩尔根遗传理论打成“伪科学”就是这样的介入。就分科之学而言的科学本身是工具层面的，加上“主义”二字就成了“观”字层面的东西了。于是，有人高调地宣称科学主义，有人高调地反对科学主义，也不排斥对“科学主义”加进了各自赋于的内涵。例如，有人认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最终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下，科学也许有被圣化、被神化而得到孔子的礼遇。

    将科学与儒学的景遇作一对照，又能有什么启示呢，这就是原来要写的一篇博文《和蔼的孔子与羞涩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