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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日所发《亡命徒哲学、庄子哲学和农民起义》一文讲到, 庄子并非如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庄子何尝主张无政府了呢?其“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处世方式,恰恰是表明,他是不置可否地与政府相处的,就是说,他既不反对政府,也不支持政府;既不与政府搞对抗,也不与政府搞合作。这意味着,在政治上,庄子其实是一个中立主义者。
庄子是作为一个学者而在政治上坚持中立主义的。也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上严守中立主义的学者,所以他才拒官方于千里之外,有诸侯聘请他出来做官,他是一千个不答应,他如此谢绝聘请者道:我宁可做孤寂自在的小猪,也决不去当那虽可风光荣耀于一时却终将被杀头祭神的牺牛!而另一方面,庄子又决无恣意自我张扬的世俗心,更无图谋不轨之意,所以他既非故欲与官方过意不去,更非必欲杀尽天下脏官才自觉爽心快意,而是在自甘清贫的无待心境下,神游于尘垢之外,潜心于天人之际,探宇宙之奥,穷人生之理,最终著成洋洋十余万言,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无价的精神遗产。临其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材,尽天地之间,日月、星辰、万物,无一不是我死后的随葬品,难道还有比这更丰厚的葬品吗?其心胸如此旷达,所以为庄子也。
我以为当今之世,学者要学点庄子精神。何谓“庄子精神”?一曰求道之心,二曰中立之心,三曰无待之心,四曰旷达之心。非有此“四心”者,不足以为真学者,且因此亦断不可成为如庄子般学究天人、道体理达、思想宏富的学术大师。
庄子的旷达是因于其无待。无待者,除道之外,一无所求也。名利、长生,他全都坐忘,唯独道是存。因其一心求道,是以中立,绝不媚世。故归根说来,所谓“庄子精神”,就是中立求道的学者精神。此乃庄子真精神也,而尤为当今学者所缺。
当今之世,虽似“学术大师辈出”的“学术黄金时代”,其“大师精神”亦有其四,却与“庄子精神”正相悖反:一曰求利,二曰媚俗,三曰有待,四曰小鸡。要而言之,今之“大师”,心如小鸡,而汲汲于蝇利之求;眼如鼠目,而殷殷于寸名之望。因其心唯蝇利之求,眼唯寸名之望,所以媚俗也。今之“大师”者,大肆媚俗之师也。
诚然,求利之心,人皆有之,此乃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也。但是,人所共有的求利之心与学者的求利之心,实不可同日而语。人所共有的求利之心,不过是人的谋生之情,它表现为人们各事其业、各司其职的谋生活动,离开这些谋生活动,人就无以安身立命,无法生存与成长。学者作为一般人,当然也有这种求利之心,否则也不足以成其为人。然而,学者却又不同于一般人,而是一般人群中的一个特殊团体,一个以学术为生的学术团体。事学术之业,司学术之职,是学者共同的谋生方式。这也就是说,学者作为一般人的谋生活动是通过其学术活动来实现的,学术活动就是学者作为现实的人的谋生活动。就这种谋生活动是人的谋生活动而言,它当然也是求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其作为学者的谋生活动而言,它则是通过求道来实现其求利的。正是学者的这种特殊的求利方式,决定了学者应当也必须有“以道为利”的信念,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一心求道。
对学者来说,一心求道乃是其为人的天职。守其职分,负其职责,尽其职能,是学者履行其天职的表现,也是学者所具特殊人格的体现。庄子的求道之心,正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天职的自觉之心,有此自觉之心的学者,才会自觉地舍弃一切,唯道是求,而献身于求道事业。
今之学者,恰恰是不自觉其学者的天职,故不知“以道为利”而一心求道,而是把自己仅仅当作一般人,当作无有其特殊谋生方式的抽象之人来看待,所以是“以利为利”而从事没有独立人格而只是随机逐利的盲目活动。
对学者来说,随机逐利的盲目活动,其实是缺乏其独立人格的无耻活动。然而,迷失自我的当今学者独不省悟于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为其随机逐利的学问,才是“识时务”的“俊杰之学”,反之则为“SB之学”、“傻冒之学”。以一心求道为“SB”、“傻冒”,以随机逐利为“时贤”、“俊杰”,这正是当今中国学界是非颠倒、荣辱颠倒的价值观。
大凡随机逐利者必有媚俗之心,盖利在俗中,故欲寻获利之机,必媚其俗也。学者一有媚俗心,便失求道所需之客观心。如此以主观之心而为学者,自然只能得成心之见,而不可能获真实之知。所谓成心,实生于学者的利欲心,是学者利欲心在认知交往中的表现。媚俗的学者,其媚俗的实质在于努力使自己的见识符合所媚其俗的人们的欲求,如此“投其所好”,以博其人之喜,以望其人喜而乐施焉。
故媚俗之学者,无异于乞施之丐也。其习惯于视人眼色行事,动辄患得患失,言行小心翼翼如丫鬟,唯恐得罪乞其施舍的主人,如此丐邦学者,获利机会自然多多,却无以得学者所当求之道。
学者求道,须有庄子中立之心。夫中立求道者,其情既不离乎世俗,也不即于世俗,而是如老子所说“以万物为刍狗”。如是无情而常因自然,则可“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吾以观复”,以如此虚极静笃之心,方能客观反映世界,如实揭示事物真相,独立判断是非曲直,由此乃能得其所求之道。
道者,导也,路也。人之将行,必求可行之路;其行而上路或有走迷之时,则需他人引路。学者之业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百行之业的一种,无非是因为社会需要这么一个行业,从事其他行业的人都需要有此专门行业来为他们提供服务——引导他们走上其事业的成功之路。导人以路,正是学者之业的职志所在。
正是由于学者的职志在于导人以路,故身为学者,就不能有半点媚俗之心,因为学者的媚俗,就是意味着一味顺着他人的欲求来做迎合其主观需要的学问,而不是根据他人的事业来做符合其客观要求的学问——人们的欲求与其事业完全是两码子事:他们与他们的欲求之间的关系是其主观领域内的精神联系,他们与他们的事业之间的关系则是其客观领域中的物质联系。媚俗的学问是只关心人们的精神世界,专门揣摸别人的心思,投其所好地提供令他人为之感到精神愉悦的笑料,却不关心人们的物质世界,不去探求其物质世界的规律,不为他人提供其事业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知识,这就象专门为人指路、引路的向导竟只顾自己如何博得他人欢心来讨得更多的奖赏,却不管自己所指引的道路究竟能否让别人顺利而如期地到达其目的地。
故媚俗的学问,说轻些是学者荒于本业的失职行为,说重些则是学者误人事业的罪孽行为。只是当今中国之世,媚俗的学问恰恰最受欢迎,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这决不说明如今这世道客观上不再需要学者之业了,或许只是说明了这世道追求及时行乐的人太多,谋求事业发展壮大的人太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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