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写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爸爸天天上班下班吃饭喝酒，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写的，老师就诱导我，你可以写写爸爸的长相和性格，还有和你在一起都做过什么。我说我爸爸长的和我差不多，就是比我老一些，性格很暴躁，和我在一起不是训我就是打我，老师瞥了我一眼，不理我，去辅导同桌那个大眼睛小姑娘了。
        当时我很委屈：我的爸爸就是那个样子的，为什么老师会不高兴呢？后来我才知道老师想让我写什么：我的爸爸应该是威严的、有责任感的，不但要承担照顾家庭的任务还要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按照这个路子，我写完了所有成长阶段的重要作文，《我的妈妈》的风格是温柔的、谆谆教导的，《我的家庭》是和睦的、天天向上的，《一件好事》里一律都有“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除夕之夜》是热闹的、幸福的，而且要在快乐之中，突然要想到写作业的。从一年级到初中，我好像就写过这么几篇作文，只是次序会有所调换，且字数越来越多。我很老实，从没想过文章写长了稿费就应该多发这种事，只是偶然会想，我能不能写《一件坏事》？在里面说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      
         上了高中，我开始专攻议论文，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因为高考只考这种文体，于是，我学会了渐进式、三段式、首尾呼应式等等八股形式，煞有介事的讲一些我自己都不信的道理，到现在还得心应手。
        我在大学里还在写作文，有次还被老师叫到讲台上朗诵自己的文章，我的声音很呢喃，自己和站在旁边的老师都能听清楚。那篇作文写的是北方的春天漫天飘扬的杨絮，毛毛的很惹人厌，但是我却说它像风一样滑过我的脸庞，很写实的样子。
        这篇作文跟我的爸爸妈妈无关，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很开心，没觉得那是欺骗了老师和同学。经过多年的教育，我终于打消了写一件坏事的念头，而是打心眼里相信，只要写的纸上的，都是文学创作，都可以虚构，只要美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大家就会喜欢。
        工作了，靠写字吃饭，把它当做了我的专业技术，我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活动。以前我经常和大学里负责宣传的老师打交道，他们通常比我年轻，文章也写的很费解，我总是改呀改的，直到弄不清到底是来稿还是我的原创。
         这让我很上火，无非是千把字的新闻，把事写顺溜会那么难么？后来我不生气了，因为大部分都写不顺溜。
         我是幸运的，1999年开始，高考作文革除了以前只写议论文体的潜规则，可以随便选择文体了，而我参加的，是1998年的那次高考。高考只写议论文是有好处的，反复的训练会让孩子们到了高中就能学会把话说顺溜，现在呢，只为了高考作文文体这么一点自由，大家把大学读完了都没完成这个任务。80后真可怜。
         我在大学里还帮导师批改过作文，每月一次，从议论到叙事到抒情都有，一个学生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喜欢用信纸交作业，一手漂亮的行书，从没有错别字，跟他的相貌一样帅气干净。更为惊人的是，他的文章很顺溜，都是宏大叙事，有大段的排比和比喻，气势逼人、激情满腔，充满了对权威的期待和社会进步的想象。第一次，我就给了他一个很高的分数，很快，我就后悔了。
        他每一次写作文都是这个样子。
        最后一次，我给了他一个勉强及格，在批语里对他大加赞赏之后，说，你也不用每次都把文章写成讲话稿吧？
        每次我看那些写的乱七八糟的稿子时，都会想起这个学生，觉得自己对他太苛刻了：虽然他只会写讲话稿，至少我还能看的懂，虽然文章里写的话我一句都不信，至少可以一字不改的发在报纸上，让大家都喜欢看。
         那我该多轻松啊！可以在电子邮件自动回复里加上一句：欢迎来搞！
         我不知道该幸福还是沮丧，我不欢迎来搞，自己就能把话说的清楚说的顺溜，而且说的漂亮，可惜的是，大部分都是在说谎。我真心希望，以后我的儿子不仅能很快学会把话说明白，也能很快学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