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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周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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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的变脸》系列访谈之二，周轶君。2005年采访时，她是新华社国际部特稿组的记者。那次采访近一年之后，她离开新华社，去了凤凰卫视中文台。】
（手头没有周轶君的照片，到她的博客抄了这张。）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在上海待了18年，然后到北京上大学。我父亲倒是很想当记者，但他的工作和新闻没有关系。他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工作。我母亲在一家机械厂当会计。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部老式照相机，我就迷上摄影了。小时候去少年宫受过一些基本训练，但是那个时候很贪玩，经常逃课，也没有好好学。但是长大以后回过头去看，发现小时候你接触过的东西，和你可能是有关联的，你会回过头去找它。
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专业是阿拉伯语言和文学。大二的时候，确立了到新华社做一名国际新闻记者的愿望。这好象是一种缘分，一种天性吧。大多数学语言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没有专业，我们必须学习一样其他的东西才可以足够你去工作。我那时很仰慕唐师曾这样的人，他是中国派去采访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第一批记者之一。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很系统地受过什么新闻教育。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实践中摸索。读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新闻方面的课程。但是从大二起到毕业，我参加了我们校园的一个报纸《学院生活报》，后来我还当了记者团团长。那些报纸我现在还保留着。现在看我当时写的东西，觉得太幼稚了。但是就是这样，你从一点点当中去发现，去改进，我觉得离我做记者的梦越来越近了。
大四的时候，我就想考新华社国际部。我去交简历，他们就跟我说，即使你考第一名，我们也不会要你，因为你是女生。他们说，他们只要男生，尤其是到阿拉伯国家采访，女孩子就很麻烦，还要生孩子什么的。我去了两次，都被拒绝了。当时我就想，我会证明你错了。最终我会得到这个工作。在这些竞争者中，可能他们有些能力也很高，但是我的热情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后来我参加了新华社对外部的考试，被对外部阿拉伯文新闻编辑室录取了。我1998年进了新华社。一开始挺失望。我的工作是翻译新闻稿，感觉挺没劲。觉得我日常所做的工作和我梦想中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没有什么关联。
我就想，我应该从我的工作中找一些乐趣，我就开始出去自己找新闻写。因为我们对外部是把中国的事情对外报道，所以我就去北京一个穆斯林聚集区牛街，去那边找故事写。我终于可以采访了，我的工作突然变得有意义。但是缺少一个人来指导我。一直到1999年，我参加了新华社和汤姆森基金会联合办的一个三个月的培训班。这是我在新华社最有收获的三个月。我每天在那里写英文稿，有两个老师改。他们总是鼓励我，虽然我写的英文不一定是那个班里最好的，但他们会说，你的语法很好。他们很善于发现每一个人的长处。如果他们觉得你拍照片还可以，他们就会派你去摄影。或者他们认为你抓的细节非常好，就拿你这个文章做范文让全班讨论。你就会觉得有人在看着你，帮着你，监督着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动力去做。
2002年，我听说新华社在加沙有个空缺，就去申请。写了两封信都被拒绝了。有个领导跟我解释，说，一个女孩子，在北京都让人挺不放心的，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没过多久，有一天晚上，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宴请埃及客人，我去做阿拉伯语翻译。第二天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去加沙。他把信转给了人事局。
人事局的局长亲自来找我谈话。他说，我并不担心你做不好工作，但你知道我担心你什么吗？我说，你是担心我没有长性吧？我就对他说，男同事也许爆发力很强，但我作为一名女性，可能我的耐力更强。我去加沙不是去两个礼拜，而是去两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耐力可能更重要，因为你需要坚持下来。
我原以为他会说，你不要再争了，领导也是为你好。没有想到，他说：“姑娘，我喜欢你，你去吧。”一共只和我谈了十几分钟，他就同意我去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
我到中东后第一个星期遇到的事情，使我觉得我出国之前的准备太不充分了。出国前我学会了开车，因为当记者就必须会开车。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到了驾照，但是我对开车的很多事情还是不懂。刚到耶路撒冷，车子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分社的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想必是电池没电了，让我拦一辆车，用一个电缆搭一下电，车子就可以开了。我就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子，很不幸的是，碰巧拦下的是CNN的车，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巴勒斯坦记者，跟还我认识。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电了。他问我车上有没有电缆？我说，没有。有没有水？我说，没有。有没有应急工具？我说，没有。我觉得特别丢人。作为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同行面前表现出我的装备那么不专业，我觉得很惭愧。
后来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齐了，还救过巴勒斯坦人的车子。我意识到，虽然我有必要的勇气等等，但是我的实际经验还是很缺乏的。出国之前也没有人来教过我，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培训，我唯一得到的战地培训就是在汤姆森班的时候，拿到过一个小册子，叫《战地记者安全手册》，里面就有很多条，讲在战地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我把这个册子给了新华社外事局，他们说要把这个册子翻成中文，将来再出国的人可以看这个东西。
我在加沙的办公室是在巴勒斯坦这一方的。当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雇员住在加沙一个比较大的定居点附近，每天来上班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在他们家天天晚上都和打仗一样，枪声不断。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定居点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他们不能靠近它，也不知道里面人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就想去看看定居点内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坐飞机去中东的时候，正好坐在一个以色利人旁边，她的孩子就住在定居点里。我当时就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想可能有一天会用得上。我就和她联系，说我想做一个故事，讲定居点里面和外面的生活，她同意帮忙。
我和住在定居点边上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商量，说我想在你们家过一夜，看看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非常开心，因为那里很少有外国人去。我开着吉普车到那里时，几百个孩子夹道欢迎。他们都很兴奋。
从这户人家，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个定居点，但是建筑物很模糊，因为定居点七八百米的范围内不允许有巴勒斯坦人过去。那天晚上在他们家的院子里聊天乘凉，聊着聊着，突然听到枪响，大家赶紧把院子里的垫子啊什么的全都收了，逃到房子里面去。一个孩子说，他的鞋子还在外面，他妈妈说，不要去拿了。这种枪声是警告性质的，因为晚上七点钟这个地方就会宵禁。他们都很惊慌。他们说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发生，但当事情来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很惊慌。这时外面传来唱歌和拍手的声音。他们说前一段，有个巴勒斯坦工人过了宵禁时间还在外边走，他手里拿着电钻，被误以为拿的是枪，当场被以色列士兵打死了。所以晚上七点以后回家的巴勒斯坦工人就边走边唱歌，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带武器。
那天晚上我感受到住在定居点附近的巴勒斯坦人的惊慌。巴勒斯坦人对我特别好，说我是客人，非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就在地上。到半夜12点我们都没有睡觉。我们不时会听到枪声，爆炸声，还有巡逻的坦克从窗子下面过去的声音。他们说最紧张的一次是以色列人开炮，他们全家不得不躲在厕所里面，那是整个房屋离定居点最远的一个角落——其实整个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那么大，说不上哪里更远一些。第二天早上发现地上有坦克经过的印记，他们的羊圈也被打了几个洞出来。
没过几天，我去一个定居点采访。那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优美，居住环境非常好，都是一些小别墅，每幢之间都有很大的空间，有鲜花，还有鸟等等。你也可以听到炮声，但那是士兵在操练。我只在定居点里面呆了一个白天——以色列人不像巴勒斯坦人那样好客，我也没有提出来要住，我不敢。曾经有巴勒斯坦人在通往定居点的路上埋地雷，不太安全。所以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这些居民是七十年代从西奈半岛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担心假如政府的政策又变了，他们又要从这里搬走，定居点随时会被拆掉。所以这些犹太人也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也不高兴。
我一直以为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有一种恐惧感，犹太人有武器有坦克。但是一个巴勒斯坦人跟我说，不，我们是可怕的，他们是害怕的。我们人数要比他们多。他们干吗要开枪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们的定居点就像一个个孤岛一样，在巴勒斯坦的大海当中。所以他们是更害怕的一方。
后来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定居点内外》，反映了这两个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景观和人们的心态。
2004年2月7日，一个很平常的早晨。9点多钟，我突然听到外面咚的一声，就知道加沙什么地方又爆炸了。我赶紧听收音机，说是有一辆汽车，被一个导弹击中，伤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巴勒斯坦激进派别杰哈德的一个头目。我想，要是去现场，能够拍到的照片，无非跟以前一样，就是被炸烂的汽车。收音机里说一个小男孩被炸成重伤。我于是决定到医院去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了。车子开到医院门口，收音机里还在说这个孩子受了重伤，医生正在抢救。我赶到急救室——巴勒斯坦人的医院不是很现代化的，任何人都可以进病房，没有人管。小男孩躺在一张床上面，有三五个大夫在给他扎一些管子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拍照。拍着拍着，从取景框里面看到有一个大夫把一个白床单给那个孩子盖起来了。那个大夫看见我，很愤怒地来推我，说不要拍照了，不要拍照了。当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等他把我推出去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那个小男孩刚刚死了。是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死掉的。
那天我觉得心里面很难受。我在加沙呆了已经有一年半了，像这样的死亡我看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生命在我的镜头里面离去。那天我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很不专业的事情。我应该回到办公室发稿件，写详讯。但是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北京的编辑部，我说我有事情，现在不能回去，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口述一下这个稿子。我就把情况大概给说了一下。然后就去了这个小男孩的家，去参加他的葬礼，去了他的墓地，看着他被埋葬。我觉得看着他被安葬，我的心才安下来。
当时其他所有摄影记者都走了——已经拍了被炸的车子，拍了葬礼上有人朝天开枪，喊口号，该拍的都拍到了，他们该收工。但是我那天就特别想跟着那个送葬的队伍过去，看着那个孩子被安葬。路非常远，来回要三个多小时，所以发片子也就晚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又去那个孩子的家，去看他的父母。最后一次我去那里，他母亲坐在那里，很木然的样子，连眼泪都没有了。那个孩子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儿，巴勒斯坦人觉得有两个男孩的家庭才是完满的。一个亲戚看到我去拍照，就拿了小男孩的一张遗像，放到他母亲的背后去，想让我做一个背景。他刚一拿过去，本来很木然的母亲突然就哭起来了。我拍不下去了。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拍了，我得走。
还有一个被炸成重伤的是一个51岁的巴勒斯坦人，他家有13口人，都是靠他来养活的。他被炸以后，虽然没有死，但是受了重伤，再也不能去工作了。一家人只能靠联合国的救济去生活。我去了他们家，他家非常非常穷。连个门也没有，窗户也没有，窗户上面绑了一块大石板，挡挡雨，家里面也没有电。从井里打水。他有一个女儿，因为没有钱去上正规的学校，只好去哈马斯开的那种宗教学校。
我当时写了一个故事，叫《在一次平常的轰炸之后》。那样一种轰炸对加沙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全世界也不会怎么关注它。但是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在新华社里面，得到的机会会很多，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领域，很多东西可能是跨领域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己所了解的东西太少了，每次都需要去做很多的“作业”。2001年，我作为新华社报道组的一员，去广州采访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我对体育不是特别感兴趣，更不了解。但是既然到了那里，我就想那就去找材料呗，把我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好。其实虽然我是外行，但是以一个外行的眼光，有的时候就也会发现挺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需要你有专业知识才能做。比如，我看到一个练体操的小女孩，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手上有很多伤痕。我就跟她聊，她讲她们训练怎么怎么艰苦。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得到奖章的人特别特别少，但是有这么多这样的小女孩在默默地训练，她们也有很大的梦想，这可能是体育最美好的东西吧。我就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大家都挺喜欢的。
我最不喜欢的状态就是坐办公室。我现在回到北京，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根据二手材料作新闻。当然你会有一种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感觉。但是这个里面也有值得我学的东西。比如，我以前虽然从事巴以的一线报道，但是对中东的其他的问题，像叙利亚和黎巴嫩，都算不上很了解。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对全世界所有大的事情、最热点的问题，都要报道。这就逼着我要去看很多材料，才可以写那些特稿和分析文章。所以我渐渐学会不要去抱怨，而是从中去学东西。
所以我觉得任何困难也好，困境也好，里面都有值得我学的东西。
在新华社里面，在整个国家里面，记者能够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专业方面的培训特别少。美国有个尼曼奖学金，当时我看了之后就想，中国要有这样一个东西，让中国的记者有机会到北大清华学一段时间，对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机会去学习。
如果我是做国内报道，我想最大的回报就是你做的故事可能改变很多事情。但是做国际报道，这个方面的改变会很少。我的工作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见证很多事情。我想把我的报道做得跟其他人的不太一样——也许我能讲更多的细节，以一个女性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一个同事看了我写的定居点内外的报道以后，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生动的报道。他讲这个话是很随意的，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觉得我得到了非常大的承认。
最初我觉得，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新闻在哪里，记者就该在哪里。现在我觉得做记者应该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你的故事让人感动，你会推动其他人改变这个世界。但也许这太理想主义了。
想当记者的年轻人第一要学习；第二要知道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现在的风气是记者成了明星，很多人就跟风。也可能他们没有很多新闻可以做。记者必须要有好奇心，同时也要谦卑。要使你的采访对象有一种受到尊重。这样才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记者还要讲真话。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我现在做国际新闻，越来越感觉到没有什么不可以说，关键在于你怎么去说它。中国很在乎保持某种平衡，所以好多东西我们不能完全跟着西方的媒体走。要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要从多方面反映问题。
新闻的进步是和大环境有关系的。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自信了。有了自信心，新闻行业也会越来越开放。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对新技术方面调整得还是比较快的。博客就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个博客，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当然有些危害国家的也不允许——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做记者最忌讳的是预测。我不喜欢预测。如果非要预测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今后五到十年我能够学习更多的东西，能够变得更加专业。我希望有一份真正意义上好的国际新闻报纸——中国有这样的报纸，但是很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几份已经关闭了。中国最有名的做国际新闻的报纸是《环球时报》。说实话，我们真正做这方面报道的人不是很喜欢，因为它会选取一些哗众取宠的题目，里面的内容并不很真实。但是老百姓比较喜欢看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怎样在真实、专业和好看等几个方面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还没从加沙回来，就受到国内很多媒介关注了——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女性。现在国际部的领导有时候会对那些要出国的人说，你们去找周轶君聊聊。确实我也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他们分享一下，愿意别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一些东西。我也写博客。最近我去北外做一个比较短的讲座，发现有很多孩子都想当战地记者。很多孩子想做罗伯特·卡帕。我跟他们讲，你要做卡帕，但是卡帕让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踩了地雷，而是他拍的照片。他并不想死。你要知道，做战地记者，没有一个故事值得你用生命去换。我希望我能影响一两个或更多的一些人，这样我觉得很开心。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7901-31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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