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法国人让·爱斯嘉拉(Jean Escarra)的《中国之过去与现在》一书的英文版，偶然发现序言是林语堂先生写的，引起了我的兴趣。 爱斯嘉拉的法文版原书出版于1937年，英文版出版在1940年，一个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的岁月。让· 爱斯嘉拉是何许人也？他是著名的法国商法学家,1921年至1930年在华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法律顾问，是研究中国法的国际先驱之一，参与中国司法改革事宜先后长达15年，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学术著作，是《中国法》一书的作者。他也写了《抗日战争一年后的中国》一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他的履华经历，国府顾问身份等，使他能有对中国文化独到的、极具史学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汉学家和中国法专家之一。读他的书，可以感到他对中国文化、社会更替、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同化过程有独到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很有意义。他基本上是属于那种生前风光，过世后烟云尽散不留名的人物。这也不奇怪。历史这块有限的牌坊上，能刻下的众生名字数量有限。
            对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大家都很熟悉，各种看法都有，我就不介绍了。
            林语堂1938年在法国巴黎用英文为爱斯嘉拉关于中国的法文书之英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曲里拐弯也是一个故事。我试着把序言翻译如下，原文附在后面。 我做这点翻译练习，一是在林先生的英文作品单子中没有见到这段短小的文字，二是觉得这段文中有一股他笔触中惯有的气质，能在研究中国的法国高人著述中，以幽默、调侃、学识、友好的口气来点评，挥洒自如，也许会有别人跟我一样，对此感兴趣。文中，他居然也提到了中国学者的一个百分之九十的比例，似曾相识，尽管隔了70年的岁月，多少有点让我吃惊。纵观现代中国几十年的学界，尤其文科方面，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的洒脱？多少性情文章，对身边人发狠的文字比比皆是，但在国际舞台上笑傲江湖的人有几位？
            我们从文革出来的这一代人，因为文革，没有系统地学到多少东西；但也因为文革，学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一个国际性的舞台上来看，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拥有的知识都比较偏杂了，该读书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机会，所以论真本事，终归是先天不足。只能期待着年轻一辈，有更好的机会把功夫打扎实、练到家，出来张扬。标准很简单：为哪位著名英文作者的书写篇序，文字能够比下面这篇强，就是70年的进步。70年前的林语堂有那样的底气说话，总有他的道理。现在中国学术界的雄起，需要更多有他那样底气，凭本事出来评说世界的人。我在一些场合注意到，现在的政策，重视对理工人才的引入，而对文科人才似乎没有太注意。我上大学时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中，于一个大国，文科、社科人才也都是重要的。

爱斯嘉拉《中国之过去与现在》英文版序言（译文）：

            “众类书籍中，最难者之一莫过于写手册。一位研究生可以就17世纪无名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写出论文。一位助教能写任何时期或他专修世纪的文学史。但如果说写英国文学史，则得靠多年潜心问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于科学大体也如此：不信请看怀海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以及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之演化”。有时一个人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学习以权威而又简明的语言向普通人介绍一件事。通俗地介绍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以及当今中国发展的庞杂背景，是件极不容易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见到爱斯嘉拉教授关于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精紧之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它是我见到的相关著述中最棒的。该书风格自成一体，推崇流行学说，追求学术争论，弥合了学者们的浩繁卷帙和潮水般关于当下中国的“报告文学”型书籍之间的鸿沟。任何明白点的人，都懂得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所以，这本书来的适逢其时。此书的一个优点，是其作者是一位敬畏历史却又不轻蔑现代的学者；更幸文笔出自一个凡人，而非传教士之手。

            如果愿意，法国人是能写出好书的。有关中国的法文旅游书籍中，最糟糕的是里面肤浅的印象派式卖点。宛如法国人对话，常侃常有趣，可惜听者所获有限。上海夜总会一宵之感，大运河上美丽但华而不实的夜景，思绪弥散着巴黎春晨的优雅气息，法国人到底是法国人。转眼之间，人又到了吴哥窟。印象是华丽的、奇特的、且总有点加油添醋的味道。这样的书籍，犹如一位中国学者百分之九十的研究，充其量是文学之品尝——一个地道的法文字眼。但也需看到法国人天分的另一面，有分寸 ，语言的明晰，素材的平衡安排。我笃信法国人写出了最好的文学史纲要。扫一眼一本法文书籍的目录和章节——犹如一份法式大餐讲究的菜谱，总是给我愉快的感觉。德国人能写论文，而不是恰到好处的概述。即使德国教授，也多写论文而不是书籍。正是在这种正面意义上，爱斯嘉拉教授的书展现了典型的法式风格，而我为之高兴。

            分寸的把握，使作者恰如其分地回顾了中国的过去，也在相当的层次上探讨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以及科技重建。这是一本饱学且通俗化的书，我无保留地推荐它。”－ 林语堂， 1938年11月21日於巴黎

第一次修改于2010年2月7日（参考4楼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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