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愈的哲学思想

 

韩愈（768--824），唐代哲学家、文学家。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阳）人。因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早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贞元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永贞元年（805）赦还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曾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卒谥文公，世称“韩文公”。著作有《韩昌黎集》，其中哲学代表作主要有《原道》、《原性》、《与孟尚书书》、《谏迎佛骨表》等。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不赞成“永贞革新”。思想上则尊孔孟反佛、老，并构造儒家的“道统”来对抗佛教的“祖统”，强调儒家思想在时间上早于佛、老，为华夏正统思想，并以自己为“道统”继承人。认为“道统”就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传统思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强调“道”“德”离不开“仁”“义”，并阐扬《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斥佛老弃仁义，尚虚无，不要天下国家，毁灭伦理纲常。

 

在哲学上，韩愈是一个唯心主义天命论者，认为天能“赏善罚恶”，决定人事，“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

 

他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人性三品说，提出人不仅有性，而且有情，性是情的基础。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原性》）并且认为构成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但由于各人“五德”的程度不同，因此，人性有上中下三品；而构成情的具体内容则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情与人性的差异相应等，也有上中下三品。上品的性发为上品的情，下品的情必然来自下品的性。他还把上中下三品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先天而不可逾越的，认为教育只能适用于中品以上的人性。他声称上品的性“就学而愈明”，中品的性“可导而上下”，唯下品的性是无法教化的，只能用刑罚惩处，使其“畏威而寡罪”。（参见：同上）但他承认“人非生而知之者”，并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的合理见解。

 

韩愈的性三品说是为封建伦理和等级制度作辩护的，同时也是用以反对佛教的佛性说，因为佛教教人逃避君臣、父子、夫妇的封建伦常关系，认为被情所累就会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则认为在封建的伦常关系内，不会为情所累，而且能使情欲合乎中道，因情以见性，以此反对佛教所谓的灭情以见性的出世观点。

 

他还鼓吹圣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认为“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二、李翱的哲学思想

 

李翱（772--841），唐哲学家、文学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赵郡人。贞元进士。历官国子博士、庐洲刺史、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山东南道节度使等。政治上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己任，反对过分剥削劳动者，主张“轻敛”。曾从韩愈学古文，在当时古文运动中自成一家，后人常以“韩李”并称。著作有《李文公集》。

 

李翱在哲学上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著《复性书》，提出“复性”说。

 

他揉合儒、佛，以《中庸》为依据，“以佛理证心”，用佛教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认为人的本性天赋至善，圣凡无别。他说：“性者，天之命也”，“人之性皆善”，“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但其本性受到“接物而生”的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迷惑，“情既昏，性斯匿矣”，因而情是恶的根源。不过，他又认为，有一种人生来就能体现天命的本性，不为情所惑，这就是“圣人”；另有一种人则沉溺于情而迷失其本性，这就是“凡人”。因此他得出结论：“凡人”必须去其生活的情欲才能恢复其本性。

 

他主张去情复性，认为复性之道在于“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然后“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最后达到“至诚”的圣人境界。

 

因此，他在“知”的问题上反对人的正常认识过程，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解释为：“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这就是说，既没有“应于物”的感觉活动，也没有“思虑”活动，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有本能或先验的“明照”才能获致，这实际上是完全取消人在认识过程中对外界事物的反映。

 

(中国哲学讲座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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