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SCI的讨论正在走向极端。先有“杂志拜物教”之言，再见“SCI误国”之说。难道SCI果真是洪水猛兽，其危害甚至要比荼毒几代人的文革更烈？！

 

我同意“杂志拜物教”和“院士拜物教”一样都有中国特色，也有一定的危害。对此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已有论及。但是，我同时认为，SCI不是洪水猛兽。重视SCI是中国科技发展及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而目前的困境只是特定发展阶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只能用更开放、更科学、更全面的方法逐步取代SCI及影响因子的单一指标，逐步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同行评议制度。全盘否定SCI并不可取，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倒退更无出路。等到中国科技真正达到世界水平之时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重视SCI，应该还是利大于弊。

 

在美国主流大学和学术机构，对SCI和影响因子的重视程度确实要比现今中国、亚洲和欧洲许多地方差很远，更没有按分取人或将分数相加等咄咄怪事。然而，美国有成熟的同行评议制度，也由于其高水平科学家的人数众多，所以不必依赖SCI和影响因子。但即使是在美国，我所认识的顶级科学家，甚至包括诺奖得主，也有注意SCI和影响因子并据以对新旧杂志的水平作出基本判断的。各大主流杂志的编委会中的优秀科学家，当然也注意其杂志的影响因子，甚至跟着这个“指挥棒”来转。例如在国际上影响力很大的JBC前几年提出少接受一些来稿，并改变了其审稿流程，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试图阻止其影响因子的继续下滑。注意SCI及影响因子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或蠢事。我本人从1995年开始就经常关注主要杂志影响因子的变化，只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加入“杂志拜物教”，没有唯影响因子是尊或只根据影响因子来决定论文的出处。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学者在美国也不少。虽然也有完全不理会影响因子的科学家，但他们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或高高在上的圣人，或者是无欲无求得过且过的庸人。

 

在中国的优秀学府，目前能够经常性发表高水平SCI论文的学者还不多，发表的SCI论文的数目与国家的投入相比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仍需鼓励发表SCI论文，尤其是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论文。只有在本土SCI论文及国际一流杂志的论文达到相当数目以后，人们对其习以为常，“杂志拜物教”才没有市场。目前中国学者对SCI论文及国际一流杂志论文的追求，其主流仍然是正确的、积极向上的。而且，追求SCI与重视应用、重视国家和社会需要并不矛盾。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没有发表大论文是历史原因，但他的重要工作是可以发表大论文的。以种种原因抗拒发表SCI论文、贬低SCI论文，并不利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至于院校采用对个人进行物质奖励的方式鼓励SCI论文，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虽然很有中国特色，但我认为是舍本逐末，弊大于利。其他拔苗助长、投机取巧甚至弄虚作假的做法，就更应旗帜鲜明地反对。鼓励发表SCI论文并没有错，需要调整的只是一些本末倒置的鼓励政策。

 

同样，在中国的优秀学府，采用SCI论文及影响因子作为业绩评定的客观参考指标，目前仍有积极意义，也应是利大于弊。按照我对内地的同行评议及成果鉴定制度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注重SCI论文及影响因子要比不注重来得公平、合理和客观，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舍弃SCI论文及影响因子，其结果只能是更糟而不是更好。当然，指出SCI指标的局限性并参考多种通用指标，也有重要意义，应视为我们的中期目标。从长远来讲，建立现代的同行评议制度、提高评议人的学术及道德水平，应是我们的长期努力方向。我们现在碰到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及管理体制较落后的表现，与SCI无关。也正因为如此，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体制外机构才有重要的示范作用。SCI是国际通用的标准之一，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正确使用和追求SCI，与为害几代人的文革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