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棒

曹操二十岁初入仕途，上任的第一天，就命人赶造五色棒十余枚悬挂尉廨的大门左右，明令：“有犯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当时最有权势的是所谓“十常侍”，大宦官蹇硕即为“十常侍”之一，蹇硕的叔父犯禁，曹操毫不客气，将其棒杀。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汉末乱世，群雄逐鹿，曹操与其竞争对手最大的区别就是对豪强的强硬态度。

东汉末年，豪强势力无节制地膨胀，豪强其实就是依托官方势力的经济垄断集团，诚如荀悦所言：“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豪强挥舞行政权和财产权两把利斧，所向披靡，将当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大量囊括于自己的麾下，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同时，使大批农民沦为徒附(农奴)或流民。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多数人口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凭据，又大大压缩了政府的税源，拥有大量资源的豪强利用其政治势力，成为“不课户”，政府的财政负担几乎全部压在越来越少的自耕农身上。势至于此，天下焉能不乱？

对此，曹操指出：“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发布《抑兼并令》，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以强硬手段对付豪强。

当时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势力最大的是袁绍，袁绍素有“宽仁”之名，而袁绍的“宽仁”是给豪强的。“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对豪强的“宽仁”就是对小民的酷刻，失民心者失天下，想必曹操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将其放在眼里：“吾早晚必擒之”。

刘备也以“仁”著称，但刘备的“仁”很难说是给小民的。大商人张世耳、苏双以巨资资助刘备起兵，以致出现“货殖之家，俟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的局面。据说糜竺嫁妹妹给刘备时,陪嫁物竟是4000家丁。而最新考古结果认为,赵云就是当时的家丁头目。刘备集团进入四川后，执行笼络当地豪强的政策，蜀汉政权是以刘备的东州地主集团和原来的巴蜀地主集团联合统治为基础。

至于东吴集团，本来就是北方南渡豪强和本地豪强的共生体，北方豪强包括拥有宗族、部曲三百多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昌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本地豪强则有被称为吴郡四姓的顾、陆、朱、张和被称为会稽四姓的虞、魏、孔、贺等江东大族。而孙坚家族本身就是江东的地头蛇。

豪强肆虐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对豪强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谁拥有“天命”。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而“隆中对”的视野仅局限于地缘政治与势力均衡，却看不到社会危机的根源。结果，尽管他挥舞“匡扶汉室”的旗号以示“正统”，尽管他夙夜忧虑，七擒六出，也不得不承认“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曹操写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生民非遗一，念之断人肠”，这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对待豪强的态度表明，他看到了社会危机根源的所在，而这正是政治家必备的能力。

至于豪强们，闯下如此塌天大祸，历史证明，等待他们的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五色棒不过是“略施薄惩耳”。

《科学时报》2005年3月25日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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