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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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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了电影《死亡阅读》“The Reader”，一部很好的电影，故事和犹太人有关，让我有很多关于人性的感慨，也让我想起曾经的朋友莱思里-马科思，我众多平凡，普通朋友中的一位。他于2004年2月24日去世，享年72岁。我在2004年参加莱思的追思会后写下这段东西，一直留在抽屉里，现在把这段东西录在博客里，是对一个朋友的怀念。
莱思里的朋友们都称呼他“莱思”。莱思去世前是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生物系的退休教授，从1967 年开始在该系教授生物学，生物统计等课程。莱思也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客座研究员。除了教课之外，他的大部分研究时间是在博物馆里度过的，直到患癌症退休。记得莱思刚生病的时候，他两腿麻痹，行走困难，刚开始时他拄拐杖来上班，后来就要借助四条腿的助行器，病情发展到最后是乘轮椅。但他一直坚持到博物馆来做研究。看到他一天天的变化，我想我有一天也会这样，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到一个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的人。这就是生活。
莱思去世前的一个星期，我还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他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计算机前工作，只是他坐在轮椅中而不是椅子上。莱思看上去脸色苍白，人显得苍老而憔悴，说话声音细弱，但他精神还可以。我问他最近感觉如何？他说不太妙。并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好，他要我给他送电邮，我答应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虽然我也预料到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但当它真的来了仍然是措手不及，来得太快太无情。也不知莱思有没有看到我送给他的祝他好运的电邮。人啊，在和不在只差那么一口气。
莱思是犹太人。那年3月3日下午两点半，我做为他的朋友受邀去参加在曼哈顿阿姆斯特丹大道和90-91街间的一个犹太文化中心为他举行的祭奠仪式，一个追思会。虽然来美后接触过不少犹太人，我居住的小镇也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但对犹太文化习俗的了解还只限于女儿的朋友们在满13岁时一个接一个的成年礼，豪华而隆重。再就是看见每个周末，犹太人都会穿戴整齐，到他们的教堂去做礼拜。真正意义上参加犹太人的文化习俗活动，我这还是第一次。 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比犹太人对世界更有影响力？我们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而犹太人似乎更讲究种子的播撒。我经常在想，他们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分散在世界各地，要是把他们都弄回以色列，能把那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国强国吗？
追思活动在文化中心二楼的一间能容纳一，两百人的厅里举行。会厅布置得很简单。厅前面放置了一个花篮，黄色的大理菊，紫红色的石竹，橘黄色的金盏花。花篮前是一个金属烛台，一支细弱的烛火在静静地燃烧。左边一块布告板上张贴着莱思简短的生平和朋友、学生写的悼函。右边是一个像框，里面嵌了十几张莱思与家人，同事，学生们的合影照片，旁边是很不起眼的几张拼在一起的白纸，上面用打印机打出的几个字：《生命的庆典》。那是此次活动的主题。我在签名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几位认识的同事打过招呼，就坐到厅里去。
莱思的一位在纽约大学做教授的老朋友，为追思会简短地开了头，把莱思的遗孀特郦介绍给大家。特郦向来宾致谢，她说莱思在去世前不久曾预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对特郦说他去世后不要哭，希望大家能在一起想想过去的好时光。特郦致谢后，愿意发言的人都可以上去发言，他们排成行，按顺序缓缓上台去发表自己的感想。发言者有莱思的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就象莱思期望的那样，整个追思会没有太多的沉痛和悲哀，更多的是带着幽默的回忆，人们不时发出轻松的笑声。
莱思1964 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在堪萨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后，就到了纽约市立大学，一呆就是40 年，不光自己成了纽约客，而且为纽约客的孩子们教了几十年的书。他虽然是地学专业的博士，却喜欢生物统计，并以此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85年我在哥大做学生的时候，他已是生物统计学的成名人物，对数字，计算机等无所不通。但莱思为人极为谦和，平易近人，他可以不厌其烦地为学生，同事解释一些对他来说十分小儿科的问题，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这是追思会上大家交口称赞的美德之一。
他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吃的精道。莱思称得上是位美食家，吃遍纽约。对于东方食品，尤其是中国烹饪更是平生之好。我曾同他吃过几次饭，每次他都会提到纽约各处的中国餐馆，哪些比较地道，哪些已经太美国化了。他还常常会提到曾经在某家中餐馆吃饭时碰上当时的纽约市长柯奇的巧事，那家伙也是犹太人，也喜欢中餐。席间当然少不了大谈他在台北和中国大陆吃的经历。他的几位犹太朋友提到他喜爱广式早茶，尤其钟情早茶中的“鸡脚”（chicken feet)，就是广东人说的“凤爪”，每次都叫好几碟。他也喜欢吃猪蹄，猪耳朵这样的东西，说起来都是口水连天的样子。他和我的口味比较相似，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人，一个好美国人。也明白他对中餐及中国食文化的了解已经不仅限于口舌之间了。
我同莱思的交往当然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吃中餐，主要还是学术上的交流。他在计算机和数理统计上的渊博知识，使我每每有问题就会向他请教，而他总是细心地给我解释。从我做学生时起，到我做了博物馆的研究员，他总是一样的耐心，细心，在他那杂乱不堪的办公室里为我解答问题。美国的学术界竞争十分激烈，时间对每个人都极为宝贵，肯舍得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排解问题而且不计得失的人真不多。我们之间有一些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常常在一起谈论数字化的生物形体在重建生物系统关系上到底有多大的潜力；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全新的语言来表述量化的生物形态，并以此来揭示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之间甚至有过一起进行学术合作的想法。而这一切都随着莱思的离去变得永远不可能。也让我明白，要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做。谁也不知道明天太阳会不会再升起。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96年初，莱思代表皇后学院生物系请我去做一个学术报告。当时我已做了几年博士后，因为所学的专业是个很小的学术圈子，工作机会比起学计算机，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是天壤之别。我正为找一个正式的工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有点焦头烂额。能被邀请去一个学院演讲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也是别人看得起你的表现。我很感激在那样的时候，莱思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拼命要把这次讲演做到最好。那段日子，我每天在计算机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全心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忘了吃饭，忘了休息。就在临去讲演的前几天，因为长时间久坐，腿脚麻木，竟然在平地扭伤了左脚，血淤了一大块，肿得可怕。我捧着肿得穿不了鞋的左脚，自叹人要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莱思知道后鼓励我说，没关系，他会帮我安排好讲演的一切。讲演当天，我架着拐杖打车到皇后学院，莱思如他所说的，安排好讲演的一切所需，为我引见系里的同事。我一只右脚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关于哺乳动物耳区及听力演化问题，是我当时的一个研究项目，并回答学生的提问。会后，莱思带我去午餐，当然是中国餐馆，川味，记得他点的一道菜是夫妻肺片，懂且能吃这道菜的美国人有限，莱思是其中一个。
皇后学院的讲演几乎成了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之后不久，我就获得了长岛一所医学院和麻州大学生物系的面谈机会。面谈时的讲演和我在皇后大学的讲演几乎是同一个题目，前一次的演讲可以说是一次实战演习，所以我面谈时讲得流畅自信，得到了两个位置，最后选择去了麻州大学，使我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有保障的阶段。三年之后，我又获得现在的位置，举家从麻州迁回纽约。又见到莱思，他向我恭贺，语言如以往一样极为平淡。我发现他的神情已显出老态，走路有些蹒跚，但他自己似乎并未察觉，直到最后。
追思会上有二十多个人发言，他们提到莱思生活中种种趣闻。看不出莱思这样的规矩人也会疯狂飙车；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和朋友出去吃饭，打着西装领带，脚下却穿着一双凉鞋，土人一个啊；某次去一个朋友家的海滩别墅度假，结果忘了路，只穿了泳裤去敲海边上那些豪宅大门问路，冏呆了；他的一个亚裔女学生，看上去象是中国人，上台说了很短的一段话: 一次正和莱思谈学业，莱思突然停下来说有要紧的事，然后拿起电话给妻子打电话说：特郦，我爱你。每个人的小故事把莱思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现在大家面前，使大家有机会再次看到他的一生，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亲切，自然，充满活力，仿佛他就在我们身边。也许追思会就该是这样的吧，不是伤感，把眼泪挤出来，而是庆贺，庆贺曾经有过的一个生命。
特郦最后说了几句话，结束了追思会。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她邀请大家去86街教堂和她分享一顿晚餐, 说莱思的一生就是与大家分享的一生。我因第二天要去麻省参加一个学生的答辩，所以只好同特郦告别，我告诉她，我会去买“鸡脚”给我的孩子们吃，给他们讲莱思的故事。特郦开怀地笑了，感谢我来参加这次追思会。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过去同莱思在一起的往事和追思会上的点点滴滴，从一个朋友的角度，也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很多东西有那么多的相似性，差别似乎只是在“凤爪”和“鸡脚”之间。而且耳中总是萦绕着莱思朋友开场白时说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你已失去的人，那么你永远不会失去你所爱的人。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699-218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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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思里的朋友们都称呼他“莱思”。莱思去世前是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生物系的退休教授，从1967 年开始在该系教授生物学，生物统计等课程。莱思也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客座研究员。除了教课之外，他的大部分研究时间是在博物馆里度过的，直到患癌症退休。记得莱思刚生病的时候，他两腿麻痹，行走困难，刚开始时他拄拐杖来上班，后来就要借助四条腿的助行器，病情发展到最后是乘轮椅。但他一直坚持到博物馆来做研究。看到他一天天的变化，我想我有一天也会这样，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到一个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的人。这就是生活。
莱思去世前的一个星期，我还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他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计算机前工作，只是他坐在轮椅中而不是椅子上。莱思看上去脸色苍白，人显得苍老而憔悴，说话声音细弱，但他精神还可以。我问他最近感觉如何？他说不太妙。并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好，他要我给他送电邮，我答应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虽然我也预料到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但当它真的来了仍然是措手不及，来得太快太无情。也不知莱思有没有看到我送给他的祝他好运的电邮。人啊，在和不在只差那么一口气。
莱思是犹太人。那年3月3日下午两点半，我做为他的朋友受邀去参加在曼哈顿阿姆斯特丹大道和90-91街间的一个犹太文化中心为他举行的祭奠仪式，一个追思会。虽然来美后接触过不少犹太人，我居住的小镇也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但对犹太文化习俗的了解还只限于女儿的朋友们在满13岁时一个接一个的成年礼，豪华而隆重。再就是看见每个周末，犹太人都会穿戴整齐，到他们的教堂去做礼拜。真正意义上参加犹太人的文化习俗活动，我这还是第一次。 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比犹太人对世界更有影响力？我们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而犹太人似乎更讲究种子的播撒。我经常在想，他们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分散在世界各地，要是把他们都弄回以色列，能把那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国强国吗？
追思活动在文化中心二楼的一间能容纳一，两百人的厅里举行。会厅布置得很简单。厅前面放置了一个花篮，黄色的大理菊，紫红色的石竹，橘黄色的金盏花。花篮前是一个金属烛台，一支细弱的烛火在静静地燃烧。左边一块布告板上张贴着莱思简短的生平和朋友、学生写的悼函。右边是一个像框，里面嵌了十几张莱思与家人，同事，学生们的合影照片，旁边是很不起眼的几张拼在一起的白纸，上面用打印机打出的几个字：《生命的庆典》。那是此次活动的主题。我在签名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几位认识的同事打过招呼，就坐到厅里去。
莱思的一位在纽约大学做教授的老朋友，为追思会简短地开了头，把莱思的遗孀特郦介绍给大家。特郦向来宾致谢，她说莱思在去世前不久曾预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对特郦说他去世后不要哭，希望大家能在一起想想过去的好时光。特郦致谢后，愿意发言的人都可以上去发言，他们排成行，按顺序缓缓上台去发表自己的感想。发言者有莱思的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就象莱思期望的那样，整个追思会没有太多的沉痛和悲哀，更多的是带着幽默的回忆，人们不时发出轻松的笑声。
莱思1964 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在堪萨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后，就到了纽约市立大学，一呆就是40 年，不光自己成了纽约客，而且为纽约客的孩子们教了几十年的书。他虽然是地学专业的博士，却喜欢生物统计，并以此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85年我在哥大做学生的时候，他已是生物统计学的成名人物，对数字，计算机等无所不通。但莱思为人极为谦和，平易近人，他可以不厌其烦地为学生，同事解释一些对他来说十分小儿科的问题，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这是追思会上大家交口称赞的美德之一。
他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吃的精道。莱思称得上是位美食家，吃遍纽约。对于东方食品，尤其是中国烹饪更是平生之好。我曾同他吃过几次饭，每次他都会提到纽约各处的中国餐馆，哪些比较地道，哪些已经太美国化了。他还常常会提到曾经在某家中餐馆吃饭时碰上当时的纽约市长柯奇的巧事，那家伙也是犹太人，也喜欢中餐。席间当然少不了大谈他在台北和中国大陆吃的经历。他的几位犹太朋友提到他喜爱广式早茶，尤其钟情早茶中的“鸡脚”（chicken feet)，就是广东人说的“凤爪”，每次都叫好几碟。他也喜欢吃猪蹄，猪耳朵这样的东西，说起来都是口水连天的样子。他和我的口味比较相似，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人，一个好美国人。也明白他对中餐及中国食文化的了解已经不仅限于口舌之间了。
我同莱思的交往当然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吃中餐，主要还是学术上的交流。他在计算机和数理统计上的渊博知识，使我每每有问题就会向他请教，而他总是细心地给我解释。从我做学生时起，到我做了博物馆的研究员，他总是一样的耐心，细心，在他那杂乱不堪的办公室里为我解答问题。美国的学术界竞争十分激烈，时间对每个人都极为宝贵，肯舍得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排解问题而且不计得失的人真不多。我们之间有一些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常常在一起谈论数字化的生物形体在重建生物系统关系上到底有多大的潜力；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全新的语言来表述量化的生物形态，并以此来揭示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之间甚至有过一起进行学术合作的想法。而这一切都随着莱思的离去变得永远不可能。也让我明白，要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做。谁也不知道明天太阳会不会再升起。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96年初，莱思代表皇后学院生物系请我去做一个学术报告。当时我已做了几年博士后，因为所学的专业是个很小的学术圈子，工作机会比起学计算机，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是天壤之别。我正为找一个正式的工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有点焦头烂额。能被邀请去一个学院演讲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也是别人看得起你的表现。我很感激在那样的时候，莱思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拼命要把这次讲演做到最好。那段日子，我每天在计算机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全心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忘了吃饭，忘了休息。就在临去讲演的前几天，因为长时间久坐，腿脚麻木，竟然在平地扭伤了左脚，血淤了一大块，肿得可怕。我捧着肿得穿不了鞋的左脚，自叹人要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莱思知道后鼓励我说，没关系，他会帮我安排好讲演的一切。讲演当天，我架着拐杖打车到皇后学院，莱思如他所说的，安排好讲演的一切所需，为我引见系里的同事。我一只右脚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关于哺乳动物耳区及听力演化问题，是我当时的一个研究项目，并回答学生的提问。会后，莱思带我去午餐，当然是中国餐馆，川味，记得他点的一道菜是夫妻肺片，懂且能吃这道菜的美国人有限，莱思是其中一个。
皇后学院的讲演几乎成了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之后不久，我就获得了长岛一所医学院和麻州大学生物系的面谈机会。面谈时的讲演和我在皇后大学的讲演几乎是同一个题目，前一次的演讲可以说是一次实战演习，所以我面谈时讲得流畅自信，得到了两个位置，最后选择去了麻州大学，使我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有保障的阶段。三年之后，我又获得现在的位置，举家从麻州迁回纽约。又见到莱思，他向我恭贺，语言如以往一样极为平淡。我发现他的神情已显出老态，走路有些蹒跚，但他自己似乎并未察觉，直到最后。
追思会上有二十多个人发言，他们提到莱思生活中种种趣闻。看不出莱思这样的规矩人也会疯狂飙车；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和朋友出去吃饭，打着西装领带，脚下却穿着一双凉鞋，土人一个啊；某次去一个朋友家的海滩别墅度假，结果忘了路，只穿了泳裤去敲海边上那些豪宅大门问路，冏呆了；他的一个亚裔女学生，看上去象是中国人，上台说了很短的一段话: 一次正和莱思谈学业，莱思突然停下来说有要紧的事，然后拿起电话给妻子打电话说：特郦，我爱你。每个人的小故事把莱思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现在大家面前，使大家有机会再次看到他的一生，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亲切，自然，充满活力，仿佛他就在我们身边。也许追思会就该是这样的吧，不是伤感，把眼泪挤出来，而是庆贺，庆贺曾经有过的一个生命。
特郦最后说了几句话，结束了追思会。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她邀请大家去86街教堂和她分享一顿晚餐, 说莱思的一生就是与大家分享的一生。我因第二天要去麻省参加一个学生的答辩，所以只好同特郦告别，我告诉她，我会去买“鸡脚”给我的孩子们吃，给他们讲莱思的故事。特郦开怀地笑了，感谢我来参加这次追思会。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过去同莱思在一起的往事和追思会上的点点滴滴，从一个朋友的角度，也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很多东西有那么多的相似性，差别似乎只是在“凤爪”和“鸡脚”之间。而且耳中总是萦绕着莱思朋友开场白时说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你已失去的人，那么你永远不会失去你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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