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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学的三个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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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认真做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就只好把自己的几篇旧文拼成一份作业上交了。虽心里总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可还是有种轻松感。快过年了。呵！我也堕落了吧。
关于教学的三个漫话
余孟孟
关于教学的理论研究，不管是实证的还是思辨的，就目前来看，已近乎汗牛充栋的地步了。本文，立足于教学实践，以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为由头，漫话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教学问题，或许对当前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思路的更新和改进有所助益。
一、开场白的意味
上课，作为一种教学表达和教学行为早已成为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上课的有效性或质量品格问题取决于整个课堂教学的“综合课力”。然而，上课，毕竟是一种人与人的交往和沟通活动，自然不同于面对非人的物质对象的劳动，其间必定会钩挂人的情感，牵扯人的意志，涉及人的品性。俗语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心理学也研究表明，第一印象，第一感觉和第一评价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和决策。所以，上课开场白，作为课堂教学展开的“开端”和诸多“第一”，必定会在整个课堂教学效果或综合课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香港《文汇报》刊文总结称，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人，作为复杂的生命体，从整体上往往很难把握住。但人常常都会有自己的品性溃泄之地。有的在眼神，有的在举动，有的就在言语。而作为教育者，上课开场白就是他（她）最主要也最明显的品性学识之溃泄要地。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据梁实秋回忆，在一次演讲会上，梁大师就是以这个开头的，“启超没什么学问。但还是有一些的罗！”看似前后矛盾，其实又恰到好处。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沈从文脾气好，不与他一般见识。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 “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刘文典与沈从文，都是“文”字辈，却一个狂傲不羁，一个温和谦逊；一个无理也不饶人，一个得理也退三分。此二人相逢，岂非绝配？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如此幽默且谦逊的自我介绍，不让人敬佩和亲近也难。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真正的狂者，是有资格和本事的狂者。当今象牙塔内若有一二如此狂傲大师，大学幸甚，学子幸甚。
二、从胡塞尔上课说开去
据哲学家伽达默尔在他的学术自传——《哲学生涯》中的回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上课时总是看他的手表，手忙个不停，右手的手指慢慢地在厚实的左手内转来转去——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动作，这个动作也同时指示出胡塞尔描述艺术的精确形式，那就是使人对他的思想触手可及。他上课时总是一大帮人簇拥着他，有海德格尔等。他的课总是以他提出的问题开始，由回答这个问题而引起的一大段演绎结束：一个问题，一个回答和一个半小时的独白。但有时他也贴近黑格尔思想的巨大的冥想空间中闪现出卓越的洞见。而在他的文献里就几乎找不到类似这种令人高看一眼的东西。
上课，是一个教师职业生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课的方式与风格是一个教师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的展现。没有上不好课的老师，只有迷惘困惑的老师。刘庆昌教授认为，教育是爱智统一的事业。那么，教师必定要成为有爱的智者和有智的爱者，即爱智统一者才能践行教师的使命。
上课，是一个教师完整人生重要的生命历程。没有生命参与，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上课，注定只是一场不情愿的聚合，一阵无生气的独白甚或是一段浪费时间的做戏。鉴于此，叶澜教授才高呼“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只有充满生命热情，融入生命活力和触动生命灵魂的上课，才既不折磨我师也不误人子弟。
上课，是一个教师的学识和思想自由地与学生交流互动的过程。任何外部的不适当的干扰和控制都是无智甚至无爱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的革新和进步打开了新的契机，并且促成了新的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然而，在庞大有力的科技面前，教师掌控引导课堂的能力却突然弱得令人同情。由于电脑一时的故障，使得老师带着一大帮学生在高大的教学楼里穿梭寻觅别的多媒体教室的现象已不是鲜见的了。“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这样的命题被我们挂在嘴边，可我们不去思考其中的深意，便自然沦落为表达哲学命题的肉体工具了。
生命的工具化，首先是教育的工具化；教育的工具化，首先是教师的工具化；教师的工具化，首先是上课的工具化。上课，它不仅是走上讲台，它还是走进心灵；上课，它不仅是打开书本，它还是打开梦想；上课，它不仅是交流语言，它还是交流思想。
胡塞尔的课不只给伽达默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不停转动的手转出了也不止伽达默尔一位哲学家。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讲堂上，我们是否该思考如何适当的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呢？我的看法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应拒绝使用多媒体来向学生呈现那些固定的知识和理论，我们需要思想的碰撞和历险，我们需要与导师们直接亲近的交流，而不是被宽大的屏幕挡住。拆除它，便拆除了多少无知之幕。
三、师生关系问题：“我是俗人”
在一次教研组活动会议上，一位老师（姑且称为木老师）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有天晚上，他阅完试卷，在办公室呆着甚觉无聊，便去了教室，想看看学生的晚自习情况。当在一个班上发现一位学生既没有书本也没有试卷时，木老师便随口对他说了句：“做一天和尚都要撞一天钟，你怎么能这样呢”？毫无疑问，木老师根本没留对那位学生有什么不尊重和谩骂的念头，只是想以这种人们早以烂熟的类比来委婉地说教一下他。可令人遗憾的是，那位学生的反应却异常强烈。他猛地站起来，很生气地对老师抛下一句：“我不是和尚，我是俗人”。木老师很尴尬：“你既然是俗人，就更应该认真学习了……”这种无奈的收场，其郁闷和不快是可想而知的。事后，木老师既自责又生气。自责的是自己不该没事去教室转悠，也不该说那位学生；生气的是学生中确有那么一些不可教的朽木，令人头疼。最后，木老师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那类不可教的东西，管他干什么，稍不留心都会惹火上身。
那位学生的行为自然是不对的，他不该不带书本，更不该对老师的善意劝告反唇相讥。因为，老师的苦心是无私的，也是直白的，这需要细心的理解，不该被粗暴的误解。
但我们的教师却并不是没有一点责任。本来，那位学生是处于弱势的（他很清楚没带书本来教室是不对的），但木老师“和尚”类比一出，使得这种弱势地位立马转成了强势（他把自己的错——没书本——的焦点和影响力转到了老师的错——用语失误——上来了）。我不相信那位学生会不接受合理的批评和教育——因为，他已经上高三了，并且已来到教室自习了。关键在于，教师在对学生的不良和不适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时，应讲求方式，应慎重用语。
其实，对于很多日常生活习语，我们日用而不知其深刻内涵。当把它们引入到教育领域时，便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误解和麻烦。例如，用“和尚撞钟”来比拟“学生念书”是很常见的一种社会和教育现象，但其中却存在很大的误区。和尚撞钟，总那么几下，那种撞钟能力是在不断的简单重复中获得的，因此，其进步是有限的；而学生念书，却并不总在重复，而是在不断探求未知，不懈追求答案，所以，这种进步往往是无限的。另外，在世俗眼光中，和尚撞钟，并不是什么多么高雅的举动。我们说自己是“和尚撞钟”，往往表现的是自己的谦虚；而说别人“和尚撞钟”，往往就是指出了他人应付和敷衍的特征。所以，人们轻易是不会用这种说法来类比比自己年长和与自己年仿的人的行为的。教师对学生用这种类比，无疑是无心的，但也无疑反映出教师在师生关系观和学生观方面的一些问题。
不容质疑的是，高中教师必须清楚，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群无知或少知的孩子，他（她）们懂得的人事和世故，说出来是令教师们惊讶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再是上对下的要求，命令甚至打骂，而应是先觉觉后觉，先知引后知的过程。在人生历练和知识学问面前，教师和学生不是上与下的关系，而是先与后的关系。先来者与后到者应相互尊重，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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