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三十年来的月亮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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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十年来的月亮，是因为翻到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会去翻《金锁记》，是因为大一的女儿，选修了一门“20世纪中国文学”课，教课的老师，是北大的毕业生，课是用英文教的，课上要阅读众多的文章，作者有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茅盾，赵树理，汪曾祺，张爱玲，丁玲，萧红，宗璞 ，邓友梅，王蒙，高晓声，莫言，凌叔华，刘恒，棉棉…。那么多中国近代文学中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作品，我到现在都没有把它们读齐过，也没有把它们读齐了的心情、时间和必要。我一直都为自己这辈子没有机会系统地去读中国文学感到遗憾。在中国长大的我，和在美国长大的女儿有这样一种错位，很有点讽刺意味。是历史跟我、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女儿的一篇作文比较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张爱玲的《金锁记》，它是这样开的头：“In Eileen Chang’s short story, “The Golden Cangue”, the main character, Qi Qiao, climbs “one step after another, to where there was no light”.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Qi Qiao is an allegory of her entire life, as well as the lives of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Golden Cangue”. The prevailing theme in this story is a theme of circular fate and hopelessness. Beginning with the title of the story, the reader understands that life is locked onto a specific road that cannot be deviated from. The devastation of this story is similar to the devastation experienced by the narrator of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upon realizing the truth of his social climate; however, unlike “Diary of a Madman”, “The Golden Cangue” ends with the elimination— not the cultivation— of hope.”
说起希望的耕种（cultivation)，我在女儿的这个年纪，正在农村当知青种地。那时没有什么书可读，没有书读的日子常常也是蛮快乐的。我可以读山里月亮的圆缺阴晴，知道第二天是不是要带蓑衣斗笠去水田里薅秧；或者期盼着一个秋高气爽、能把打谷子的木斗抬到田里去的艳阳天。青黄不接的季节，晚上穿了军大衣，抱一杆装了一发子弹的三八大盖步枪，在我们的土豆地边守夜，月亮是伴。周末赶场回来晚了，背着沉沉的背篓，爬陡峭的山路，月亮是灯。那些平淡贫寒的日子里，我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辛勤耕种自己碗里的饭。有了饭吃，人就有了希望——所以我也在耕种希望；而收获下来的希望，最终又让我今天有了碗饭吃。
到哥大去念书以后，我才知道张爱玲。那时听说台湾出来念书的学生都带两套书：一套《红楼梦》，一套《张爱玲文集》。以后零零碎碎读了一些张爱玲的文章，还在北京买了一套她的文集，带回纽约。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过于凄艳的文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上的陈年旧事，以及那个躲在阁楼里、窗帘后面幽灵一样刻薄这个世界的女人 ——尽管那种刻薄是如此的美丽。但张爱玲描述三十年前的月亮，让我有些共鸣，尽管每个人的三十年都不一样。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去北大报到。因为卧铺太贵，我只能坐着。 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屁股都坐疼了，但我心情非常的好。能坐着火车去北京、上北大，是梦想成真的幸运。即便让我走万里路去北京，我也会走过去的。我不记得在车上看到过月亮，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要去看它的心情，但月亮理应陪伴着每个人的梦想。印象中留下的东西，是乘北大接新生的车，沿长安街过天安门广场时，见到那一串串的华灯，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圆，那么亮；每一粒都胜过我下乡时山头上十五的月亮。那是1978年2月27日的晚上。我到当时的学四食堂——现在北大的百年讲堂所在地一部分——领到自己的行李，住进了23楼二楼一间陌生房间里，躺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开始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梦想。
85年夏天赴美，做完野外工作后，开车回纽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都市，在晚上。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那映亮天际的灯火辉煌。车走近了，眼前满是灯火的曼哈顿，如堆满珠宝的金银岛，让看惯北京胡同里昏黄灯火的我感叹震惊。我专门注意了那天夜里纽约的月亮，它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圆和大；恰恰相反，灯光映衬下的它，是那么的苍白无神，浅浅地裱在夜幕上，不用心就会找不到。如今再看纽约的夜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灯火已经不如当年那么的辉煌。这不仅是因为世贸双塔倒了的神伤，也不是因为看得多了，人就腻味麻木了；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印象中，深圳、上海、北京夜晚的灯火更亮。相比之下，纽约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旧城，四处散发着一种莫名的惆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张爱玲还在，她也许会坐在上海新天地或者北京后海的某个酒吧角落里，来一杯天使之吻，看着酒面上那粒醉了的红樱桃，回味纽约而不是上海的那个月亮。
我见过最漂亮的月亮，是在南美洲的智利。那是94年的一月份，南半球的夏天。当时我们四个人，在安第斯山两三千公尺高的雪线下扎营工作，那里的空气干净清新得如同没有一样。太平洋板块扩张移动，腑冲挤压南美大陆，形成了西岸长条带的安第斯山脉。那些曾经是接近海平面的岩石地层弯曲褶皱，被推到了几千公尺高的山上。我们到那里去，是要寻找收集那些岩石中保存的千万年前曾经繁盛于南美大陆的各种动物的遗迹。有天半夜里我醒了，发现帐篷很亮，以为天亮了。拉开帐篷门的拉锁，堵在门外的，是一轮又白又大的月亮，神话故事里的那种样子，触手可及。我看了很久那个外国的的月亮。静山之中真有一种飘然意境，去听吴刚持斧伐桂的声音，闻幽幽的桂花香，想什么时候在故乡也曾见到过那样纯洁美丽的月亮。
现在的人们更喜欢去看灯，因为灯更好看，更热闹。月亮却是寂寞的，总是静悄悄的圆，静悄悄的亏，不声不响。人只有在想静一下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月亮。 而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我静下心来去看月亮时，常常会哼起小时候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支歌给人以久远的联想，我会使劲去追忆学唱它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上小学二、三年级，课堂里黑板上的粉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窗外的梧桐树，鲜艳的红领巾…，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生活就像一棵树，回忆是它的根。树越长越高，根越扎越深，好像是把生活倒映在土壤里。走了很多地方，经历过一些事情，回头去看，起起伏伏，月盈月亏，很平常。
去年的圣诞平安夜，刚好也是阴历的十五，月亮又圆又亮，给了平安夜淡淡的安祥。我问寒假回家的女儿要她的作文来看。她的关于《金锁记》的作文，是一个话题的起头，让我要去翻《金锁记》，然后翻到三十年前的月亮。看着女儿的作文写博文时，感觉像是隔了三十年的时空、一代人、一个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在和她对话东方与西方，谈异国的月亮。女儿的作文是这样结束的：“The close of “Diary of a Madman” ends in the hope that the future generation will better society—that there is a chance for impr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lden Cangue” ends where it began—with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earlier. Although Chang’s story does imp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story, there is little hope evident in the future—only the repetition of the misery that began with Qi Qiao.”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去寻找狂人日记里的希望，或者去怜悯金锁曾经带给七巧的那种闪亮禁锢和沉重。如今的希望，不再需要用狂人的嘴巴去讲，而囚人也无需再在人的脖子上套上枷锁。但所有的故事，都还在继续——The show will go on。三十年来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完不了。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但每天又有新的月亮升起来，一样又不一样。
（以此文纪念赴北大念书三十周年）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699-16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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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翻《金锁记》，是因为大一的女儿，选修了一门“20世纪中国文学”课，教课的老师，是北大的毕业生，课是用英文教的，课上要阅读众多的文章，作者有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茅盾，赵树理，汪曾祺，张爱玲，丁玲，萧红，宗璞 ，邓友梅，王蒙，高晓声，莫言，凌叔华，刘恒，棉棉…。那么多中国近代文学中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作品，我到现在都没有把它们读齐过，也没有把它们读齐了的心情、时间和必要。我一直都为自己这辈子没有机会系统地去读中国文学感到遗憾。在中国长大的我，和在美国长大的女儿有这样一种错位，很有点讽刺意味。是历史跟我、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女儿的一篇作文比较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张爱玲的《金锁记》，它是这样开的头：“In Eileen Chang’s short story, “The Golden Cangue”, the main character, Qi Qiao, climbs “one step after another, to where there was no light”.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Qi Qiao is an allegory of her entire life, as well as the lives of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Golden Cangue”. The prevailing theme in this story is a theme of circular fate and hopelessness. Beginning with the title of the story, the reader understands that life is locked onto a specific road that cannot be deviated from. The devastation of this story is similar to the devastation experienced by the narrator of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upon realizing the truth of his social climate; however, unlike “Diary of a Madman”, “The Golden Cangue” ends with the elimination— not the cultivation— of hope.”
说起希望的耕种（cultivation)，我在女儿的这个年纪，正在农村当知青种地。那时没有什么书可读，没有书读的日子常常也是蛮快乐的。我可以读山里月亮的圆缺阴晴，知道第二天是不是要带蓑衣斗笠去水田里薅秧；或者期盼着一个秋高气爽、能把打谷子的木斗抬到田里去的艳阳天。青黄不接的季节，晚上穿了军大衣，抱一杆装了一发子弹的三八大盖步枪，在我们的土豆地边守夜，月亮是伴。周末赶场回来晚了，背着沉沉的背篓，爬陡峭的山路，月亮是灯。那些平淡贫寒的日子里，我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辛勤耕种自己碗里的饭。有了饭吃，人就有了希望——所以我也在耕种希望；而收获下来的希望，最终又让我今天有了碗饭吃。
到哥大去念书以后，我才知道张爱玲。那时听说台湾出来念书的学生都带两套书：一套《红楼梦》，一套《张爱玲文集》。以后零零碎碎读了一些张爱玲的文章，还在北京买了一套她的文集，带回纽约。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过于凄艳的文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上的陈年旧事，以及那个躲在阁楼里、窗帘后面幽灵一样刻薄这个世界的女人 ——尽管那种刻薄是如此的美丽。但张爱玲描述三十年前的月亮，让我有些共鸣，尽管每个人的三十年都不一样。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去北大报到。因为卧铺太贵，我只能坐着。 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屁股都坐疼了，但我心情非常的好。能坐着火车去北京、上北大，是梦想成真的幸运。即便让我走万里路去北京，我也会走过去的。我不记得在车上看到过月亮，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要去看它的心情，但月亮理应陪伴着每个人的梦想。印象中留下的东西，是乘北大接新生的车，沿长安街过天安门广场时，见到那一串串的华灯，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圆，那么亮；每一粒都胜过我下乡时山头上十五的月亮。那是1978年2月27日的晚上。我到当时的学四食堂——现在北大的百年讲堂所在地一部分——领到自己的行李，住进了23楼二楼一间陌生房间里，躺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开始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梦想。
85年夏天赴美，做完野外工作后，开车回纽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都市，在晚上。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那映亮天际的灯火辉煌。车走近了，眼前满是灯火的曼哈顿，如堆满珠宝的金银岛，让看惯北京胡同里昏黄灯火的我感叹震惊。我专门注意了那天夜里纽约的月亮，它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圆和大；恰恰相反，灯光映衬下的它，是那么的苍白无神，浅浅地裱在夜幕上，不用心就会找不到。如今再看纽约的夜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灯火已经不如当年那么的辉煌。这不仅是因为世贸双塔倒了的神伤，也不是因为看得多了，人就腻味麻木了；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印象中，深圳、上海、北京夜晚的灯火更亮。相比之下，纽约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旧城，四处散发着一种莫名的惆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张爱玲还在，她也许会坐在上海新天地或者北京后海的某个酒吧角落里，来一杯天使之吻，看着酒面上那粒醉了的红樱桃，回味纽约而不是上海的那个月亮。
我见过最漂亮的月亮，是在南美洲的智利。那是94年的一月份，南半球的夏天。当时我们四个人，在安第斯山两三千公尺高的雪线下扎营工作，那里的空气干净清新得如同没有一样。太平洋板块扩张移动，腑冲挤压南美大陆，形成了西岸长条带的安第斯山脉。那些曾经是接近海平面的岩石地层弯曲褶皱，被推到了几千公尺高的山上。我们到那里去，是要寻找收集那些岩石中保存的千万年前曾经繁盛于南美大陆的各种动物的遗迹。有天半夜里我醒了，发现帐篷很亮，以为天亮了。拉开帐篷门的拉锁，堵在门外的，是一轮又白又大的月亮，神话故事里的那种样子，触手可及。我看了很久那个外国的的月亮。静山之中真有一种飘然意境，去听吴刚持斧伐桂的声音，闻幽幽的桂花香，想什么时候在故乡也曾见到过那样纯洁美丽的月亮。
现在的人们更喜欢去看灯，因为灯更好看，更热闹。月亮却是寂寞的，总是静悄悄的圆，静悄悄的亏，不声不响。人只有在想静一下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月亮。 而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我静下心来去看月亮时，常常会哼起小时候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支歌给人以久远的联想，我会使劲去追忆学唱它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上小学二、三年级，课堂里黑板上的粉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窗外的梧桐树，鲜艳的红领巾…，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生活就像一棵树，回忆是它的根。树越长越高，根越扎越深，好像是把生活倒映在土壤里。走了很多地方，经历过一些事情，回头去看，起起伏伏，月盈月亏，很平常。
去年的圣诞平安夜，刚好也是阴历的十五，月亮又圆又亮，给了平安夜淡淡的安祥。我问寒假回家的女儿要她的作文来看。她的关于《金锁记》的作文，是一个话题的起头，让我要去翻《金锁记》，然后翻到三十年前的月亮。看着女儿的作文写博文时，感觉像是隔了三十年的时空、一代人、一个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在和她对话东方与西方，谈异国的月亮。女儿的作文是这样结束的：“The close of “Diary of a Madman” ends in the hope that the future generation will better society—that there is a chance for impr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lden Cangue” ends where it began—with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earlier. Although Chang’s story does imp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story, there is little hope evident in the future—only the repetition of the misery that began with Qi Qiao.”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去寻找狂人日记里的希望，或者去怜悯金锁曾经带给七巧的那种闪亮禁锢和沉重。如今的希望，不再需要用狂人的嘴巴去讲，而囚人也无需再在人的脖子上套上枷锁。但所有的故事，都还在继续——The show will go on。三十年来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完不了。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但每天又有新的月亮升起来，一样又不一样。
（以此文纪念赴北大念书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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