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位同事的疑问，

（1）

问：“费老师好！看到您昨天在群里发了徐伟二人的文章“为什么不是扎根理论”的消息，我最近正在研究相似的主题，之前也读过徐伟的文章，但仍有一些困惑，能否请您点拨？我当时的感受是，徐伟对政策文本扎根分析的结果，与法学理论中原本就有的规制过程（采集-存储-标注-运算-输出-销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徐伟实际是在按他既有的知识进行编码和抽象，违背了扎根理论中自然涌现的过程。请问我这样的理解正确吗？”（某同事，私下沟通，2024年10月18日）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无法从研究结果（或提出的理论）上进行判断这是不是一项扎根理论研究，因为的确存在对现有理论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的理论与现有理论完全一致的情形（ref.）。

我们的判断始终从这个方法论本身出发。该文作者采用了所谓”三级编码“的做法，但却没有按照该研究方式进行研究，比如，采样，问题界定，三种编码之间的关系（见图1）。 

问题出在：即使在有该研究方式的中译本的情况下，都没有深入了解过该研究方式，全凭该领域其他人发表过的文章进行模仿，导致以讹传讹的现象。

问：“费老师，能否请您评价一下徐伟文章的采样方法？

因为我目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希望对国内现有的“地方数据条例”展开研究，一共可以收集到29份条例（全样本），我在对这些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采集讲话稿、官方新闻报道，对其中的一些数据治理策略进行选择性编码，这样的思路符合扎根理论的要求吗？”（某同事，私下沟通，2024年10月18日）

答：“……最终筛选出2015年7月至2024年3月国家层面出台的38份政策文件（参见表1）。随机选取其中32份文件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构建......” （p.43）这是随机采样，而不是理论性采样。该文的做法是，对这32份文件全部进行编码/分析。如果按照扎根理论的做法，先对几份进行编码/分析，然后再根据初步形成的理论框架，有选择性地对其它N份文件进行编码/分析。很有可能，用不到所有的这32份文件。参考：冯园（2021）的做法。换句话说，如果可以找到N份文件，是否都要对这N份文件编码/分析呢？

（2）见图：

（二）昨天和某正在采用这个方法进行学位论文研究的同学（ref.）聊了一下进展，没有用“三级编码”。这位同学只用二手资料（来源于网络），研究公众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当然很好！在扎根理论（ref.）里，访谈不是必需的。要反复提醒的是，扎根理论不仅仅有编码，还涉及到其它方面，比如怎么采样？什么时候看文献？研究的是谁的问题？等等。

你一定看到过一些对比所谓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的中英文文章（ref.），这些文章仅仅交代了最显而易见的编码之间的区别，3级/2种/3种编码等等，其它方面统统忽略。

（三）最近我经手的两篇文章，一篇英文，一篇中文，均在审稿阶段，两篇文章研究的都是和中国有关的社会现象。

【英文文章】直接拒稿，因为  “扎根理论=三级编码”

【中文文章】接受，因为没有声称是扎根理论研究，也没有用“三级编码”，而是用了另一种研究方式，这是很好的示范。资料分析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要用扎根理论的这套程序。

（四）群2某同事（ref.）转发的李福夺、尹昌斌（2024）一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的编码。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扎根理论仅仅用来编码？暂且不谈所谓这个/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