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被自下而上的大起义所推翻，而曾经主要由贵族王孙们主宰的历史舞台，也第一次被来自民间的草莽英雄所占据。 

像陈胜这样造反未成的草根英雄，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只能被列入《流贼列传》并受到唾骂。
司马迁的《史记》认为陈胜首倡灭秦，“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不愧为英雄豪杰，功绩可与王侯相比，因此专门为其作传，并列入世家。
这体现了司马迁的卓越史识，也体现了《史记》在二十四史中的独特魅力。 

从陈胜、吴广谋划和发动起义的过程来看，在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中，是有着许多具有聪明才智、渴望改变命运的豪杰之士的。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体察人情世故，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千万不能轻视小人物，他们往往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个时代，如果不能给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创造发挥才干、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么这个时代的前途是黯淡的。 

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事业，就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因一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要善于团结人才、听取意见，不要刚愎自用；要善于审时度势，避免过快的发展。 

项羽在政治上不善于处理与各种势力的复杂关系，不善于争取盟友；在政治上也没有宏图远略，没有为秦帝国崩溃后的天下提供可行的政治蓝图；最终为刘邦提供了崛起的机会。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略、残暴自恃作出批评。但所有的态度，司马迁并没有使用议论的语言，而是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表现出来，自然而流畅，实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 

汉承秦制，在推翻嬴氏政权的同时，汉代统治者继承了秦始皇的政治衣钵，以郡县制作为政体之本并加以修正和改善，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发轫于秦，而完备于汉，这一制度绵延两千余年，对中华之影响刻骨铭心。
汉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维系时间很长的朝代，一个王朝的生命和个性与开创者有着直接关联。 

刘邦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获取成功的因素史有定论，概言之，性格豁达、从谏如流、知人善任是他的三大法宝，也是刘邦最突出的个性色彩。 

司马迁在记述的时候，不是流水账式的记录人物生平，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现象去挖掘本质。
他善于将笔下人物置身广阔的时代背景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史实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
这就使得《史记》既有宏大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境，形成了雄健浑厚的文风。 

任何历史性事件的出现，都会有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个体智慧的参与。 

曹参一方面，用“无为”表明自身在治国上的平庸，从而化解在君相之间可能产生的嫌隙；另一方面，也可借“无为”向以吕后为代表的皇室表明，功臣集团并没有扩大利益的企图，双方保持原来的权力范围，这样能减弱皇室对功臣坐大的担忧。
从高祖到孝文帝，与民休憩一直是朝野上下的政策共识，这种国策完全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和黄老之学无甚必然关系。 

作为一位深受游士意识观念浸濡的士人，韩信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其幸运，在于他身逢秦末大起义的巨变，使他得以有机会从无名之辈一跃而位至王侯；说其不幸，在于他的政治理念与历史的发展不相合拍，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游士的个人价值理想在于裂地封爵，其现实背景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争霸，其政治实践渊源是历史久远的“封建”政治传统。
刘邦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变“天下共主”为独主天下，抱持旧有政治理念的韩信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他与刘邦的冲突表面看是“兔死狗烹”的逻辑结果，实质上是新旧两种政治传统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韩信的悲剧命运实属必然。 

残虐戚姬确实是其后宫残杀的典型事件，司马迁如此不惜笔墨，实际就是严厉的道德谴责，也是中国传统史学严如斧钺的历史谴责。它给出的启示有三：

• 由实录惠帝所言“此非人所为”透出其所持为“人性史观”，这正是《史记》对吕后历史揭露的道德底蕴与依据。

• 表现了《史记》的一个史学通则，就是对待政治人物的罪恶过失之历史揭露与历史谴责“宜细不宜粗”。否则不成其为揭露与谴责，会走向历史遗忘与历史掩盖，那就不可能发挥《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拨乱反正”的《春秋》道义与历史镜鉴作用。

• 宫廷人物的后宫表现与朝廷表现、历史人物与政治人物的私德与公德“同入”历史褒贬评价系统。道德存在乃人的基本存在。政治人物的罪恶过失本质上是其德行失德的表现。即使是私德失德同样会影响公权力的公信度，甚至演化为公共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物无隐私，皆当置于公评之下。史学评价亦公评之一。 
  
  
  

涂山、有娀、姜原及大任是夏商周三代后妃的正面例子，末喜、妲己、褒姒是其负面例子。秦以前，外戚的故事不得其详。吕后以刚毅佐高祖定天下而为开国皇后，与史公所谓受命帝王亦有外戚之助合，故《外戚世家》首述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