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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张至善先生

已有 9551 次阅读 2007-11-10 17:41 |个人分类:个人所思所想(07-08)|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深切缅怀张至善先生

黄安年文发表：2007年11月10日

本周星期二（11月6日）晚11时04分，张至善先生（1926.4.11-2007.11.6）平静地走了,他走得那么突然，那么让我们悲痛，他的逝世不仅是我国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事业和核科学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中西交通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又失去了一位我敬重的学者、兄长和挚友。

昨天下午我去北师大小红楼准备看望住在那里的张先生，在张先生住的楼外窗户台边上透过玻璃我突然发现张先生的像挂在他的书房内，外面是用黑框镶着的，心里一紧，难道这么快就……?我急忙进去敲门，他的儿子张燕清先生告诉我，他爸爸星期二晚上发病急送就近的262医院,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在病逝了。张先生原来身体很好,在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氏者,骑车破旧的自行车忙个不停,那时我住师大有机会常聊天,后来他患重病,自行车也大常骑了，但还是忙,几次见到他，都乐观通达，他告诉我每次的治疗情况，病情虽不乐观，他心情很平常，他对我说，得抓紧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还有许多学术工作需要整理。我说怎么不给你配个着手,他笑嘻嘻对我说”我这是业余爱好,哪能跟大专家比,我说恕我直言,您的学问不亚于一些大专家,你不当历史学博导可惜了。为了治病他再度去美国治疗，然而效果没有明显改善。张燕清先生告诉我，在美国张先生病重期间征询医生意见问及医疗前景时，医生坦言，“你希望最后的归宿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张先生希望叶落归根。医生说，那你现在还能够走动时，还是回中国越快越好。”这样张先生就再次返回国内继续治疗。

我和张先生认识已经近20年了，缘於美国知名华人专家王霈及其夫人万心蕙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奖学金的事，80年代后期经张至善先生牵线我们和万心蕙先生联系上了。知名科学家王霈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的儿子，张至善是著名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张星烺的儿子，万心蕙又是张星烺先生的得意门生，王桐龄、张星烺都担任过前北师大历史系的系主任。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立是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是在历史系设立的第一个奖学金，张至善先生则极其热心而具体组织了这一工作的落实，他还是奖学金的代理人，我一直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我们两人为奖学金事宜保持着经常性的密切联系，也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他病重期间，几次向我提出是否改由我来担任奖学金代理人工作，为我多次婉拒，我说，老兄德高望重，身体健康，代理人一职不可改变。再说我本人已经是万先生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的万心蕙奖学金的代理人了。

张至善教授的专业工作是物理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在担任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领导工作期间，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6年离休后他的兴趣爱好完全集中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友好关系史的研究上，并且在人文科学领域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他不仅为整理父亲张星烺先生的遗著费尽心血，而且本人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也有突破性的成就。我们知道19世纪才在伊斯坦布尔皇宫档案库中发现了《中国纪行》，这部文献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研究，曾先后被译成德、英、土耳其等文。这部继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后全面介绍中国的文献，系统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队、省份、城市、监狱、历史、地理、教育、学校、农业、宗教、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宫廷礼仪等情况。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亲张星烺先生与德文译者保尔·卡莱（paul kahle）教授合作研究，撰写《德文译本阿里·阿克巴尔（中国志）介绍》一文。80年代张至善继承了父张星烺遗志，与张铁伟、岳家明合作，以保尔·卡莱和哈米杜拉的德、英文译文手稿及伊朗伊拉吉·艾夫沙尔（Iraj Afshan）的新波斯文本为蓝本，编译成汉文本。1988年3月由三联书店在北京出版。”

（http://yes.lvren.cn/1/index197787.html）

他对哥伦布首航美洲的研究处于国内前沿，曾多次向我谈及他到西班牙查阅哥伦布首航美洲原始文献的情况，张至善编译的《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为了普及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的知识，他还专门联系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借来历史纪录片在北师大图书馆放映，并担任翻译讲解。张至善和王燕生等人翻译出版了《起来! 中国胜利了》一书，该书为(奥地利)富华德,严斐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它记录了一批欧洲医生(亦称“西班牙医生”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 来到中国参加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事迹和他们的见闻感受。此外还有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等书均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并产生广泛影响。他曾和多次谈起和国际友人的广泛的联系，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纵队的不少人和他有联系，他渴望编著一本有关国际纵队的翔实的文献书籍。

张先生有很深的学术造诣，精通英文、拉丁文、西班牙等国文字，又有极其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学术环境，在研究中西交通历史领域实在是极其难得的智才。多年前笔者曾建议历史系里聘任这位理科的博士生导师来任历史系的兼职教授，并招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硕士生，或者有研究生的课题专门研究中西交通领域的课题，请张先生拨冗指点，可惜我们的块块分割管理机制过于死板，未能如愿，十分的遗憾。

对于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的管理张先生始终念念不忘，他参与认真审核获奖者名单，并将每次颁奖名单的资料寄给万心蕙、王霈先生，在万、王夫妇离世后，他一直担心奖学金按照美元储蓄带来金额缩小的困扰，也还想到如何设法增加奖学金基金的额度。相信奖学金委员会将为持续不断地做好降奖学金工作以告慰张先生。

先生离我们走得那么匆忙，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我总觉得他还没有走，他那和蔼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将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至善先生，安息吧！

写于2007年11月10日

附文资料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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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至善同志生平（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发布）

　　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无线电电子学系原系主任、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原所长、正局级离休干部张至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1月6日晚11时04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1岁。

张至善同志1926年4月11日出生，江苏泗阳人，194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至善同志1943年7月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1947年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1952年9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任讲师，1954年3月至8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在职学习，1954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部在职学习，1955年7月毕业，1955年8月调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参与创建了技术物理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8年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担任电子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1983年12月调回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无线电电子学系系主任和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张至善同志担任核电子学教研室主任。他呕心沥血、从无到有，开展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急需的核电子学教学工作，开设了核电子学等四门课程及三门实验课，研制了大量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建立了先进的生产研制实验室和技术物理系金工厂。1964年他领导教研室成员自行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有屏幕显示、能自动打印数据的100道核能谱分析仪器，并配加闪烁探测器组成的全套实验装置，填补了国内核物理实验设备的空白，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创建与发展付出了巨大艰辛，为我国的核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张至善同志不辱使命，励精图治，努力吸收世界信息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理清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和现代化所的发展思路，完善了无线电系的课程体系建设和实验室建设，并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助项目和其他国际项目的支持，积极选派青年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出国进修学习，为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乃至信息学科的发展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6年10月张至善同志光荣离休。离休以后，张至善同志仍然保持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晚年虽身患严重疾病，但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依然关心学校和信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同时专心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中若干历史课题的研究工作，先后编译出版了『中国纪行』、『哥伦布首航美洲』、『哥伦布与中国』、『起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等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多部著作和论文，做出了一生中最后的贡献。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革命精神。

　　张至善同志在入党后的五十多年里，党性强，作风正，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和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生活上艰苦朴素。他襟怀坦荡，为人正直，善于团结同事。他教书育人，治学严谨，热情关心帮助青年成长。在十年文革期间，他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但他仍坚定信念毫不动摇。

　　张至善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国家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长期从事电子学实验技术和电子学仪器系统的研究工作，为培养核电子学人才、建立我国高能物理电子学的研究机构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的崇高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深得广大师生和同事的爱戴和崇敬。

　　张至善同志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和崇高品质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激励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张至善同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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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讣告（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发布）

　　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无线电电子学系原系主任、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原所长、司局级离休干部张至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1月6日晚11时04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1岁。

　　张至善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1月15日（周四）上午11时至12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告别室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2007年11月9日

注：

1）有送花圈、挽联者，请致电58807943或58807940联系；

2）北师大校内去参加遗体告别的，请于11月15日上午9时在科技楼前集体乘车前往。

（三）张至善

张至善，教授。江苏泗阳人。１９４７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部。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技术物理系核电子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电子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电子学实验技术和电子学仪器系统的研究工作，为培养电子学人才、建立我国高能物理快电子学的研究机构作出成绩。

http://baike.baidu.com/view/305381.htm

（四）张至善

2007年01月23日

张至善 (1926---- )江苏省泗阳县人。

1943级数理学系（物理组）。1947级物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创建核物理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80年代初任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兼现代教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电子学实验技术和电子学仪器系统的研究工作，为培养电子学人才，建立我国高能物理快电子学研究机构作出贡献。离休后研究东西方交通史。

（http://www.fujen.com.cn/News/ShowInfo.aspx?ID=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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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纪行的评论

转自《读书》 1987年第100期

　　一部值得重视的书

　　读阿克巴尔《中国纪行》

　　张至善、张铁伟等同志翻译的阿里·阿克巴尔著《中国纪行》，我认为，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它完全能够同《马可孛罗游记》媲美，先后辉映，照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

　　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著名的《伊本·巴图泰游记》、《贝鲁尼游记》等书获得东西各国学者的高度赞扬，是众所周知的。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写成于一五一六年，正当中国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过去不大为人所知。在欧洲，从十九世纪起，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中国，第一次介绍此书者是张至善同志的父亲张亮尘(星)老先生。但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中国纪行》原文是波斯文。作者是哪一国人？似乎还没有结论。至于作者是否真正来过中国，学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此书本身。不管作者记载的是元代中国情况或明代中国情况，基本上都翔实可靠，栩栩如生。个别章节有一些荒唐的记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不足深责。此书记载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地理、军队、宗教、仓库、皇帝宫廷、监狱、节日、教坊妓女、医疗、立法、学校、外国使臣和侨民、农业、货币、法律、剧场等等，简直是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我们中国史书之多，水平之高，誉满全球。可是如果我们真想了解过去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和烦琐细节，仍然感到缺少资料。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书，特别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按照心理学的规律，他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一些东西。把这样的观察记载下来，传之后世，这样的书不但能帮助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也能帮助中国人民了解自己的过去。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这些书，其中当然也包括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之价值，概可想见了。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谈一谈本书的价值。我们一向被称作伟大的民族。但是到了近代和现代，外国人怎样来认识我们呢？我们自己又是怎样来认识自己呢？外国人认识我们，我们自己认识自己，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如果划一条界限的话，一八四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就是一条天然的界限。在这之前，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有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但是殖民主义者一旦侵入中国，中国许多弱点暴露出来了。首先是中国力量不强。在信奉优胜劣败的欧洲人眼中，中国不行了，中国人不吃香了，中国成了有色人种，成了劣等民族。久而久之，他们忘记了曾经有一段崇拜中国文化的历史。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过去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志者要奋发图强，爱国雪耻。庸俗者则产生了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另一条界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感觉到真正是站起来了，腰板挺直了，绝大多数外国朋友对中国也另眼相看了。但是一百多年的习惯势力，余威未退。有贾桂思想者也不乏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四人帮”一伙。他们义形于色，振振有词，天天批什么洋奴哲学，实际上在他们灵魂深处，他们自己最有洋奴相，见了洋人，屁滚尿流，奉若神明。

　　到了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必须教会青年人怎样正确认识外国，怎样正确认识自己。我们决不盲目排外，我们承认外国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我们也决不盲目拜倒在外国人脚下，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这种教育呢？方法当然很多，读过去历史上外国人的中国纪行，也是方法之一，而且我认为是有效的方法。现在回到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我认为其中就有很多有用的资料。我现在按原书的次序先在下面列举几条，然后再加以分析：

　　在第三章里，作者谈到中国招待外国人时写道：

　　“我们在中国内部旅行一百天，每天都热热闹闹，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得到。”

　　在第四章里，作者写道：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如果穆斯林们能这样恪守他们的教规——虽然这两件事无共同之处——他们无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人。”

　　在第六章里，作者写道：

　　“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节。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中国人非

　　常守纪律，无人可以相比。”

　　在同一章里，我们读到：

　　“谁也不敢违反法律，向真主保证，这里没有夸张，都是事实。”“他们的法律和规章十分完善严明。”

　　第九章记载各地的物产：麝香、金银酒器、瓷器，又记载了北京(汗八里)挖掘的人工湖(可能是指的中南海和北海)。书中讲到中国烧“黑石头”(煤)，讲到贵州的药材、福建的麻、丝绸、彩缎，特别细致地描述了南昌的瓷器，和阗的玉石。

　　第十一章讲中国奇妙的手艺，其中有胸外科手术。作者写道：

　　“我相信，如果谁在中国游历一个世纪，他每天都能看到从未见过的奇迹。”

　　第十五章讲到来中国的外国使臣和商人，他们用狮子换东西，每一头狮子可以换回三十箱财物。其中有衣料、缎子、布匹、鞋袜、马蹬子、铁马鞍、剪刀、针。

　　第十七章讲连绵不断的农田。在山坡、沙漠和砂石地区运土造田。我们有两三个月都在树荫下行走。

　　第十九章讲中国的纸钞、铜钱、金、银作为货币。在这里又讲到在汗八里已使用煤。

　　第二十章又强调说：“中国人非常守法。”

　　第二十一章讲中国的画院。作者写道：

　　“在中国有三件东西只有天堂才能找到与其比美。那就是蜜枣，又大又甜。还有两种花，一是罂粟花，二是莲花。”

　　归纳起来，作者在当时中国看到的人民奉公守法，秩序井井有条，物产极大丰富，手艺十分高超。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能看到很多我们习而不察的东西。上面这些材料都完全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情况，是完全可靠的。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在明朝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程度。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发展的高峰。然而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们，特别是中国的青年们，不应该感到自豪与光荣吗？难道我们一向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污蔑我们的那个样子吗？阿里·阿克巴尔这一部书的真正价值是在学术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它的任务。但是，从我在书中择出的那些例子来看，这一部书的价值不是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了吗？

　　因此，对于这一部书的出版，我从上面两个方面要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在开头时说的，这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我相信，这部书一出版，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和老百姓的欢迎。他们都会同我一样，感谢张至善、张铁伟等同志。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在儿童节的欢乐声中

　　(《中国纪行》，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http://www.douban.com/review/105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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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其父即是已见于前文的张相文，系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同盟会会员，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划者。他曾创建中国地学会并终身任会长，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光驱人物。星烺幼承家教，热爱国家，热爱科学。他先后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和北泽大学就读。1906年被选派公费赴美留学，19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同年转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学习生理化学的留学生。其后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即毅然辍学为实现其科学救国的凤愿而返国工作。他先后在汉阳兵工厂、在南京的江苏省公署等处做技术工作，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由于南北南波和生活压力，他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此后他即致力于他早就绕县兴趣的历史和地理研究。1917年张相文，星烺父子同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担任北洋政府国务院附设于北京大学的国史编摹处的纂辑员。星烺又奉派去日本搜集有关史料，同时就医治病。1919年其所担任务结束后，即到浙江黄岩其岳父王舟瑶（字玫伯，清末经学家、教育家）家养病，并得饱览王家的丰富藏书。数年病愈后，先后在长沙、青岛等地兼做化学方面工作和中西交通史料的整理研究。1927年辅仁大学开办，陈垣校长聘他为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到任后创新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这门历史学中的新课程。后他又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纷纷聘请去讲授这门新课。1928年他还受北京师范大学之聘兼教历史学和高等有机化学。他早在此前即已编好一部120万字的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编纂中费尽心血，参考的中文书籍有274种，外文书籍有42种。但却长时间未能出版，至1929年才被列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刊行问世。这种比较研究的成果，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还是少有的。后它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英国著名学者李纳瑟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国科技史》中就多次引用了这部《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中的内容。我国台湾地区的出版界把这部巨著作为《中国学术名著》第五辑在1962年重新出版。

除上述这部名著外，他还发表过许多篇饶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并著有《欧化东渐史》、《马可波罗》和译著拜内戴托的普及版《马可波罗遊记》、《历史的地理基础》等。还有一些很值得记述：1934年他受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保尔·卡莱教授之托曾著手将一中亚人士阿里·阿克马尔用波斯文写的《中国纪行》（1516年出版）的德译本译为中文，惜还未竟其功即于1937年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停止。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哲嗣北京大学教授张至善在季羡林教授的帮助下将多年被收藏于意大利都灵大学图书镇的此书书稿的德、英译本找到，并由张至善等译成中文于1986年出版，完成了张星烺的未竟之功。此书很具历史学术价值，德国许多学者甚至称其书作者深入到民间，所记述者远较《马可波罗遊记》那种侧重于宫廷和上层社会的记载为深刻、丰富。又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明代的“土木之变”西方史家很少记载，而此书则对其叙述甚详。

由于张星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渊博知识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成为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在国内外学术界久享声誉。

他生活俭朴，从不追求奢侈享受，布衣布履，烟酒不沾，嗜好全无，唯视时间如命。晚年多病，仍历力工作，直至卧床不起。1951年7月13日于寓所中逝世。藏书全部捐赠中国人民大学。

http://www.bjsch.net/html/zhongguoshishahai/renwenlishi/mingrendieshi/2006/0728/148.html

附图13幅除第1幅为网上下载外均为笔者保存的即时拍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