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我给德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我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这位德蕾莎修女自18岁到印度直至逝世，一直从事救助穷人的慈善工作，她先后建造了50余所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帮助了了无数穷人。

她因此被誉为“穷人的圣人”而得到世人的敬重。从诺贝尔和平奖到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从卡内基奖到施韦策国际奖，全世界至少有80多个国家的元首、首脑、政府和各大领域的机构以及各个方面的国际组织，都向德蕾莎修女颁发过崇高的荣誉和奖项，还有几十所大学授予她名誉学位。

在1997年德蕾莎逝世那天，12个人抬起她的灵柩，印度包括总理在内的所有的高官都为她跪下了。灵柩所经之处，所有的人都从楼上走下来，给她下跪。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只有总统和总理才有资格享有的国葬，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德蕾莎1960年代访问中国时，据说曾提出把她的慈善事业推展到大陆，被礼貌地拒绝了。大概她不知道当时的中国“莺歌燕舞”，也不知道中国有个奇人叫武训，更不知道这个武训在她访问的国家早已臭不可闻，不然不会自讨没趣。

说武训是奇人，奇就奇在办学上。自古以来，办学的人不计其数，但靠行乞办学者，大概就他一个。一个乞丐，能办起学校（义学）来，没点非常异议可怪的功夫当然不行。用武训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得了“义学症”，俗话说，就是风魔了，用今天的话，就是得了精神病。吃苦受累不论，死活不计，就是要办所义学。为了这个目的，他乞讨，打工，受人戏耍，把妇女们扔掉的布絮线头捡起来，搓成绳子卖。攒下的钱，一次次地被人骗走，再一次次重来，最后终于感动上苍，在乡亲和士绅的帮助下，办起了一所义学。直到这个时候，他连名字都没有，人们都叫他武七（排行）。章太炎说，这个世界上，能办成大事的，都是精神病。从武训这儿讲，倒是不假。

武训靠行乞和帮佣先后办成了三所学校，经地方乡绅和官员奏请，清廷赐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而他自己在得了这么多荣誉之后，却依然是鹑衣百结，疏茶淡饭，最后生病，看医生都舍不得，吃了人家扔出来发霉的药丸子，很快死掉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武训去世后，义塾师生都痛哭失声。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者达万人以上。

辛亥革命后，民国没有抛弃武训。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梁启超也曾为武训立传，通篇以“先生”尊称之。1934年，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人发起组织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蒋介石、李宗仁、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武训题词。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邵力子题词：“学不厌，诲不倦，孔子所以成为大圣人。武训先生虽未学，而必谓之已学，虽非直接施诲，而其为诲者实大，其不厌不倦，则犹与孔子无二致。吾人必须发扬孔武之精神，以学以诲，不厌不倦”。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因此，从1942年起，陶行知所办的育才学校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发起的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人，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会宣讲。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题词：“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称赞武训：“在吸吮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穷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行乞，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这一时期，《义丐武训传》《武训先生年谱》《武训画传》等书作也大量出版，全国有七省30多所学校以武训命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电影《武训传》，在1948年诞生。

看到今天还有政客在说，中国没有办法实现日本那样的全民教育，是由于日本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似乎不明白正是因为日本教育做的好才成为了发达国家，再穷不能穷教育，有些人书读的多也不如叫花子。

然而不知怎么，已然逝世多年的武训先生的事迹得罪了伟大领袖和他的老婆。1951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高屋建瓴”，措词激烈，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笔调把一部电影的主题思想提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然后痛加鞭挞，戴了许多让人胆战心惊的政治帽子。其中一段是这样描述的：“《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擅长见风使舵的郭沫若立即变脸发表文章，斥骂武训“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

其实对武训表面上大义凛然的批判的背后有着肮脏的政治目的。在伟大领袖的理论设想里，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过渡时期，这个社会首次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构建一个新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来适应经济基础。因而，在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就是用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整个取代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代表的一切剥削阶级文化。武训让穷孩子上学，实质上就是“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换言之，没有宣扬农民的反抗，没有宣扬阶级斗争，武训的立场就是有问题的。

大家可能觉得批评叫花子出身的武训了不知道“现代文明”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多少有些荒谬，伟大领袖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伟大领袖是想借批判《武训传》的“东风”在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是企图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控制的重要尝试。以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批判一部电影或一部戏剧、小说，从而达到对全国思想文化界和全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进行地毯式的“整肃”和“清扫”，奠定了建国后领袖时代精神文化专制的基本模型。《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再不敢乱说乱动。1965年在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中有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清官比贪官还坏。即便荒诞，也没人敢说什么。

对于当年批判武训的那一套可笑话语，我想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做回应：“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文革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愿我们的中国永远不要回到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