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在博文中提到“人才评价可以很简单”，其实要我说：“人才评价也可以不简单”。说到简单，现在的办法不可谓不简单。官员们简单的数数帽子，算算文章的点数似乎就可以选拔出人才；职能部门按照帽子高低定好待遇和科研配套经费似乎就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然而这些简单的运作最终事与愿违，多成了挂在墙上的“面子”，学科评估表上的“数字”，再不就是领导口中的“政绩”。这样聘请的人才，多数后续乏力，虎头蛇尾。聘请人才的初衷是为了做学问，办好学校，不是为了方便官员和办事人员。这些“聪明人”总是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然而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些所谓的“聪明人”太多了，少了踏实做事的实在人！

招聘人才对一个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那一所世界名校不是从招揽人才开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些世界级名校，即便是国内的清华、北大，哪个不是先有了一批卓越的师资力量，才最终造就了一代名校呢？引进人才应该由谁说了算，有人说：当然要是教育家说了算。蔡元培就是这样的教育家，他想办一所兼容并包的学校，蔡元培认为要办好北大，教师是关键。他对教师的要求是：“延聘教员, 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 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 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 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蔡对教师的要求看似不高，但其实非常之高。新学说、新方法难道不是对创新的要求吗？他还要求教师不但自己热爱学问之道，而且能感召他人、带动风气、引领时尚，此等之人非大师而谁呢？北大之盛，在于师资，梁漱溟，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徐悲鸿，钱穆等均为一时之选。虽然没有现在的诸多“帽子”要求，甚至有些人连文凭也没有，诸如熊十力，钱穆等很多教员在从最初聘请到北大的时的寂寂无闻之辈而卓然成家。由此可见，要能“慧眼识人“才能当的起选贤用能的重任！从蔡元培聘请的教师就能看出北大的气魄，他请陈独秀做北大教授兼任文科学长是在看了他主办的连正式刊号都没有的《新青年》之后决定的，放到现在也就是在非核心期刊发表了些文章而已，但蔡元培从中看到了他的思想，确认了他作为青年指导者的资格。聘请胡适也是看了他的文章，认定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之人。蔡不仅请“新学“之人，而且请辜鸿铭这样的怪杰当北大的教师，这里的新知旧识的试炼场，新旧思想正可以在北大这个舞台上碰撞出火花，因为他深知“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遛遛才行”的道理。北大的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后来胡适主政北大的时候也是这样聘请教师。蔡不仅善于聘请人才，也敢于解聘教师，很多专业水平低的中外教师都被其解聘。

    反观现在大学人才招聘，不是“岗位”招聘，而是“萝卜”招聘，凑的是博士人员比例，比的是裙带关系，要的是帽子数量，不是找人做事，而是找人凑数！没有绝对的，静态的人才，人才也不是插上院士，杰青等一系列“草签”明码标价，待价而沽的商品。学校招聘人才要评价其适不适合特定的岗位，同样一个人，能不能发挥其人材的作用，除了内在的驱动力之外，要看其所处的环境，所要从事的研究方向等等。

大学要想聘请到适合自己的人材，就要敢于说“不”，不仅要敢于辞退不合格的教师，还要敢于对走关系门路的人说“不”；大学要想聘请到适合自己的人材，就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千校一面就必然导致对人才需求的同质化趋势，有特色的人才就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和环境；大学要想聘请到适合自己的人材，就要请真正懂学问的教育家来做校长，做系主任，他们不看关系，不看头衔，才能巨眼识人，识人于尚未发迹之时，鱼龙混杂之间。真正的好大学，不在于它挖到了多少院士，杰青，而在于它能培养多少院士和杰青，想要办好大学，如何评价人才是一道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