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可以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李侠

惊闻香港求是基金会把2015年度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基金”颁给哈医大附属医院的张亭栋教授（1932-），以表彰他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采用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开创性研究。在此，让我们衷心祝贺张教授获此殊荣。这也再次印证了笔者在科学社会学的课上常说的一句话：承认可以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这个颇具戏剧性与补偿性的案例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过一个经典命题：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科学家们都在各自目标的导引下，为了获得承认而努力工作着，这种微观层面上源自个人偏好的追求，成为宏观层次上科学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这是科学界独特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演变结构。然而，承认的基础是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由此，才能保证承认的稀缺性与价值性。

科学史研究告诉我们，一项科学成果从发现到被社会接受，期间存在诸多复杂情形：简单来说大体有三种情形比较常见，其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立发现，基本上没有或很少出现争议，那么与该项成果有关的荣誉和收益都应归这唯一的发现者；其二，多个人几乎同时发现，这就是默顿所谓的“多重独立发现”现象，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只要这些几乎同时独立做出发现被确证，那么荣誉与收益归几个独立发现者共享（一项诺贝尔奖同时授予几个人就是这种情况）；其三，也是最让人惋惜的情形是，最初的发现者由于各种原因在后来的承认分配中被遗漏或者忽视，导致发现者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荣誉与收益，这会极大挫伤科学界的积极性与热情（这类案例科学史上有很多，如孟德尔定律的再发现等，试想如果孟德尔的工作能够早日获得承认，说不定孟德尔会因适时的承认激励而在此领域内做出更大的贡献）。

按照科学发现的过程来说，从科学发现、优先权确认到共同体与社会承认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间每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导致微观上个体积极性的消减，以及宏观上科技发展的动力机制被毁坏。从这个案例中，反映出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一些先天漏洞：其一，谁的评价更有价值？这已是中国科技评价体系中的老大难问题。目前的扭曲评价偏好主要体现在：管理者默认西方的评价优于国内的评价；权威的评价优于没有名气者的评价，即便出口转内销也比原装的更易获得承认。试想，如果张亭栋团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在《黑龙江医药》（1973年）上，而是某一家sci 期刊，那么张教授也许早就获得了学界共同体与社会的承认，也会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还好，张先生长寿，终于等来这份迟到的承认与补偿。由此可知，必须改革评审体系中的歧视性教条主义的评价标准，恢复评审原本应该具有的公平性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求是基金会为我们的评价体系好好地上了一课。

其二，如果在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中存在发现者被遗漏现象该如何从制度上补偿呢？这是承认机制得以存在与延续的生命线，否则很多人将在科研的这场竞争中血本无归，人们也就不愿再从事风险巨大的原始创新，反而热衷于改进型与升级版的工作，毕竟这种研究风险会小很多。因此，在完整的科学发现的荣誉与承认分配链条上，尽管每个阶段都有贡献，但原始创新的提出者理应分享更多的荣誉和收益，这是对优先权和原始创新的必要敬意与回报。

其三，中国是白血病的高发地区，张教授团队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这项重大成果之所以要等到近20年后才广为人知，这要感谢后续科学家们多年的研究与推广，但也折射出，国家的评价体系对于本土成果是根本不信任的，以及管理部门对于成果的潜在价值反应麻木且缺乏必要的市场敏感性，因此，重大成果的推广与普及是科技管理部门与政府的共同责任，否则将造成社会福祉和稀缺智力资源的浪费。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应《赛先生》微信公号的潘老师之邀而写，这是第二次给微信公号写稿，合作愉快，是为记！

2015-9-21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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