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社会基础条件^[1]

王珂，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要：创新不是无源之水，它的发生是依赖特定社会条件的，通过选取五个特定社会条件：民主指数、人均GDP、人口总数、权力距离指数以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对特定社会条件与创新指数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揭示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社会条件对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总数与创新没有相关性，权力距离对创新是负相关；经济与个体的独立性对创新的影响是显著的，其次是政治的民主程度对创新具有正相关性。因此，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改革对提升中国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新能力；社会基础条件；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彼得·德鲁克曾说过，每当你看到一个成功的企业，就意味着曾经有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创新除了需要勇气，更需要与此相关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支持。马特·里德利在《创新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创新是一朵脆弱的小花，它很容易被碾碎在脚下，但如果条件允许，它就会迅速重生。与当下的理解不同，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种贬义，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宗教关于创新的争论将其视为对既有秩序的改变，而不是创造力，创新被看作是异端。^[1] 在对创新的考察中，加拿大社会学家伯努瓦·戈丁（Benoît Godin，1958--2021）^[2]对创新的系谱学研究无疑是富有见地的，他考察了模仿和发明对创新范畴的贡献。创新作为一种能力是在如下三个概念的演化中体现出来的：模仿→发明→创新。模仿导致了传播，这与当代创新理论将扩散作为创新过程的一个阶段是相似的。从18世纪中期开始，模仿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复制，而独创性则成为衡量创新真实性的标准。国家认识到科技的价值，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是最近两百年的事情。这与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带来的后果密切相关。

在政策与创新的关系方面，二战时期美国科技政策专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指出：基础研究的程度决定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水平，由此强调政府资助科技是国家的责任，这一理念成为战后几十年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基础。在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被置于引领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发动机的地位。然而，我国的真实创新能力并不尽如人意，那么，影响创新能力实现的社会基础条件都有哪些呢？在这些社会基础条件中哪个是我们的短板？这一切目前并不清晰，为此，我们需要先找出影响创新的关键社会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诊断各项条件的现状，基于此，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改进建议。

1与创新能力相关的变量选取与数据分析

影响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分为有形条件和无形条件，其中经济、政治、人力条件属于有形条件，而文化与舆论因素属于无形条件^[3]，前者可称为影响创新的硬条件，后者则是软条件。在探讨影响创新的维度上，穆拉德·达赫利与德克·德克莱克(Mourad Dakhli & Dirk De Clercq)考察了人力资本与包括信任、收入差距、规范在内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影响创新的。^[4]卡兰尼特·埃弗拉特（Kalanit Efrat）的研究表明民族文化对本地或外国公司在特定地点进行创造和保持创新具有重大影响。^[5]亚当·杰夫与特里恩(Adam B. Jaffe & Trinh Le)的研究揭示了经济层面的研发补助是如何影响新西兰公司进行创新的。^[6]艾永芳等人研究了文化差异、制度环境对科技创新的影响。^[7]尚甜甜、缪小明等人从组织因素、管理因素、过程因素和环境因素四个层面对破坏性创新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述评。^[8]综合来看，这些经验研究所关涉的维度都是复合要素，仍然无法探测到影响创新的最基本的元要素情况，把这些复合要素继续分解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不同程度上都集中在政治、经济、人力与文化等更基本的元要素层面上。因此，用这些要素去分析它们与创新的关系更能发现问题所在。结合以往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对相关要素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出各种社会基础条件对于创新的影响。

1.1因变量

为了剖析影响创新的因素，我们选取《全球创新指数2020》（以下简称GII2020）作为分析创新的指标。《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首次发布于2007年，是按照国家创新能力和创新成功程度对其进行年度排名的国际报告，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出版。GII自发布以来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成为衡量各国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其次，便于评价各国创新在分指标领域的差异，以及评估其创新绩效。第三，有利于各经济体完善创新条件。2020年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公布了131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这131个经济体涵盖了世界人口的 93.5%和GDP 的 97.4%，在影响创新的指标体系中，每个一级指标下包含了若干二级指标以及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通过表1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业务复杂度、知识和技术输出以及创意产出这七项一级指标的建构已经包含了关于政治、经济、人力、文化等影响创新的基础条件要素，同时其下属指标亦从更微观处反映了它们对创新的精细影响，尽管指标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叉，但总体上可以反映影响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作用。创新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要素之间并非是机械论式的加和关系，而创新指数则是各种元要素之间各种耦合关系的系统整合的结果，为此，我们尝试通过分析政治、经济、人力、文化这些关键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揭示要素与创新之间，以及基础条件与创新之间的相关性，为了便于后续的分析，我们选4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创新指数作为分析单元。

表1  全球创新指数指标层级一览表

1.2预测变量

创新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随机事件。它是在一个复杂系统内，各种社会基础条件要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而产出的一种成果。为了更好地揭示创新发生的条件，我们对46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指数、人均GDP、人口总数、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进行分析，以此来代表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因素对创新的影响。

民主指数^[9]是由《经济学人》杂志社组织编制的以划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政权的民主程度的指数。该指数基于选举过程与多元化、政府职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这五个指标，从而划分为“完全民主”（8-10分）、“部分民主”（6-7.9分）、“混合政权”（4-5.9分）和“威权政体”（＜4分）四种不同的制度类型，该指数覆盖了全球165个独立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状况，榜单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人口以及绝大多数国家。

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是用来分析文化特性的指标，该指数最初源自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1928-2020）于1980年出版的《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他从1967年到1973年前后两轮对IBM公司的各国员工进行了一项文化价值观调查，用20种语言收集了72个国家的1.16万份问卷，重点分析了各国员工在价值观问题回答上所体现出来的国别差异。其中，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是指不同社会或组织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接受程度。人类的不平等问题可能发生在诸如声望、财富和权力等领域。在人类社会中，关于支配的基本事实在不同的社会和群体之间是不同的，有些社会在强化统治体系，有些社会则不遗余力地弱化主导地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权力距离体现在教育、工作组织、政治以及宗教和思想中，而这种不平等的价值观通常与权力行使的价值观相伴。由于各个国家对权力的理解不同，造成了它们在权力距离指数（PDI）上呈现出巨大差异，表2是对高权力距离指数与低权力距离指数在价值观差异上的描述。

表2  不同权力距离的社会规范（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各个国家文化中的权力距离不是高低之间简单的两级分化，它介于两者之间的任意位置。在高PDI的国家，权力不平等比在低PDI的国家更严重，高PDI国家把权力的不平等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级往往被看作是更优秀的人。而在低PDI国家，不平等是一种便利的安排策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应当被最小化。在高度分层的社会中，权力集中于上层，下层会为了避免质疑从而选择顺从。在低PDI的国家，人们更务实，更看重个人能力，因此，无论调查问题的内容如何，在PDI高的国家中，对任何调查问题回答“是”的倾向都明显强于PDI低的国家。^[10]96同时，权力距离在社会流动性方面也具有实质性的差异，新成员在低PDI社会中比在高PDI社会中更容易进入精英阶层。此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维度衡量的是某一国家文化是更关注集体的利益还是个人的利益，个人主义指数（Individualism Index ，IDV）的强弱程度描述如表3所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还与社会规范密切相关，既影响人们的规划，也影响机构的组织和功能。^[10]225个人主义代表着一种个人之间松散的社会联系，每个人只需要照顾自己和其直系亲属；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从出生起就被整合到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群体中，个人对集体的忠诚能够换取集体对他们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自我与环境的分离，而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于自我与环境的融合。权力距离（PDI）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DV）体现的是文化在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上对个体行为以及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式，而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式直接影响个体与群体的创新表现，而且这种影响非常稳定持久，因而，我们想知道文化的PDI与IDV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它是如何影响的？

表3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规范（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个人经济状况的一种通用指标，我们想知道，人均GDP与创新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换言之，创新与个体的经济状况有关吗？另外，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总数是否会影响创新，是否人数越多越有利于创新？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揭示的问题。

1.3输出结果

表4-1  影响创新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N=46

从SPSS输出六个变量间的积差相关矩阵可以看出各个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的强弱与方向，五个预测变量中有四个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GII之间呈显著相关（P＜0.001），人口数量并没有呈现显著相关（P＞0.05）。在回归分析中，由于人口数量与GII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剔除人口数量后，其余四个变量再次进行相关分析。

表4-2. 影响创新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去除人口数量后）

N=46

去除人口数量后，可以看出民主指数、人均GDP、权力距离指数PDI、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IDV与创新指数GII之间存在的相关性的强弱与方向，从相关矩阵中可以看出，四个预测变量均与GII呈显著相关（P=0.000），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介于0.577至0.891之间，表明这些变量对GII具有中高度相关性。其中，人均GDP相关系数最高，为0.891；其次是个人主义指数IDV，为0.723；再次是民主指数，为0.582；最后是权力距离指数PDI，为-0.577。PDI的相关系数为负数，说明PDI负向影响创新指数，即PDI越高，GII反而越低。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因素与创新建立一元回归模型进行因果解释，结果见表4-3。通常情况，R方的值越大，拟合度越高，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的代表性越好。拟合优度依次为人均GDP、IDV、民主指数、PDI。在相应模型中，人均GDP可以解释创新79.3%的变化，IDV可以解释创新的52.2%的变化，民主指数可以解释创新的39.9%的变化，最后是PDI，对创新的解释为33.3%。

表4-3  民主指数、人均GDP、PDI、IDV与创新的回归分析

由表4-3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条件就有什么水平的创新能力，创新对环境条件是高度依赖且高度敏感。按照单项条件对创新影响程度的排序来说，人均GDP排在首位，个人主义排在第二位，民主指数排在第三位，权力距离指数排在第四位。诚如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1921--2010）所言，创新的能力和绩效具有地方性特征，它不可能跨越边界的规定性被生产或扩散。^[11]纵观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表现，2020年中国位列第14位，相较于2013年（第35位）、2015年（第29位）、2017年（第22位）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排名提升与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的调整有关。^[12]中国的创新优势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技术产出，创新弱势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研究方面，尤其是在监管环境与高等教育上。创意产品和服务排名有所提升，但在文化和创意服务出口（第 46 位）、印刷和其他媒体（第 72 位）、国产电影/百万人口15-69岁（第93位）以及网络创意（第113位）为代表的文化创意维度上的表现仍然很落后。与全球发达经济体相比, 中国的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当下中国遭遇的创新困境源于就创新谈创新，而不愿去深入剖析实现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是否具备，营造政治宽松、经济自由、文化自由活拨的环境比空喊口号对于创新更具有实质性帮助。纵观影响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有些基础条件的改进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观，比如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基础条件，但是，有些基础条件以往很少受到关注，它的提升空间比较大，只要稍加努力就会有明显变化，这些条件就是制定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的，社会改革采取先易后难或者选择提升空间大的路径切入被无数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在当下，改造传统文化就是提升空间很大的领域，一旦传统文化改造成功，既可以带来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又可以消解过高的权力距离指数（PDI）对于创新的遏制。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个观点，如二战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都迅速崛起，他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尤其是日本经济表现更加突出，创新能力也是世界一流，在世人眼里，通常认为日本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而美国则是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但是二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日本的文化在内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我们评估了25份直接比较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谁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其中4份支持常识观点（指日本更具集体主义文化风格），13份研究显示两种文化没有显著的不同，还有8份研究反对常识观点（指日本是个体主义文化）。即84%的研究反对常识观点，只有16%支持常识观点。”^[13]由此也印证了本文的一个观点：个体主义文化有助于创新，究其原因在于异质性思维能够比同质性思维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看问题的视角与思路。亚洲四小龙与日本之所以在创新方面有不俗的表现，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其文化在内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文化改变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功能，是因为一个体系中的文化范式既塑造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从而使好奇心、独立性以及对新思想的接受成为一种共识，又能使个体免于受到群体观念带来的判断压力与疏离感，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有助于发现和创新的存活，并获得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对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将科学文化融入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一旦实现，中国的创新面貌也将随之改变。而且，由于要素之间存在的紧密耦合关系，一旦某项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其他条件也将随之做出调整，从而在宏观上形成一种支撑创新的系统环境。

2结论

通过对影响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人均GDP、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民主指数与权力距离指数对创新指数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且相关系数较高，由此印证了政治、经济、文化这些有形与无形的社会基础条件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结论有如下五个：首先，人口数量与创新能力之间没有相关性，换言之，人口数量多并不代表创新能力强。相较于各个国家的人口总数，科研人员数量与创新指数在理论上存在正相关性，由于无法获得每个国家的科研人员数据，因此暂时无法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其次，人均GDP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反之亦然。由此印证了创新是昂贵的。第三，文化中个人主义程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反之，文化中集体主义因素越强则创新能力越弱。第四，政治生活中民主化程度越高，市场越活跃，限制越少，越有利于创新的实现，反之亦然。第五，权力距离指数与创新呈现负相关关系。由此揭示了：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越低，创新指数越高。换言之，国家在个人层面越注重个人能力而非权力约束，创新能力会越强，这再一次证明创新是自由的副产品，毕竟，自由地表达与自由地探索是人类最原始的偏好，而这种偏好精准契合了创新本质中对新颖性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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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心理内容表征路径的信念修正模式研究”（编号：18BZX037）。

收稿日期：2021-10-09

作者简介：王珂（1991-），女，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

通信作者：李侠

【博主跋】这篇文章写于去年7-8月之间，现发表在《中国科技论坛》2022（9）。算下来，一篇文章从构思、收集材料、讨论、写作、修改、投稿、返修，一圈折腾下来，最少一年半时间。现在发文章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2-9-16于南方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