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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
万尼瓦尔·布什奖(Vannevar Bush Award)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1980年为了纪念美国杰出科技政策专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而设立的奖项。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科学、技术和政策等公共服务领域为国家福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的终身科技领导人,是美国最高科技贡献奖之一。自万尼瓦尔·布什奖设立以来,至今已有44位科学家获此殊荣。其中,女性科学家有6位,占比约为13.6%。虽然女性获奖者的人数还较少,但足以说明女性也可以在科技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女性科学家和男性科学家同样拥有获得最高科技荣誉的可能性。本文即以万尼瓦尔·布什奖中女性获奖者为研究对象,对6位女性获奖者的年龄、地域、家庭和教育背景等情况进行社会学分析,希望从中发现有利于女性科学家成长的具有共性的社会因素。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显示,万尼瓦尔·布什奖自1980年设立以来,截止到2021年为止共有44位获奖者。[1]其中,只有1990年没有获奖者;2000年、2001年和2006年每年有两名获奖者;其余年份则每年有一名获奖者得此殊荣。具体获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1980-2021年万尼瓦尔·布什奖获得者
年度 | 性别 | 获得者 |
1980 | 男 | James R. Killian, Jr. |
1981 | 男 | William O. Baker |
1982 | 男 | Lee A. DuBridge |
1983 | 男 | Frederick Seitz |
1984 | 男 | Roger R. Revelle |
1985 | 男 | Hans A. Bethe |
1986 | 男 | I. I. Rabi |
1987 | 男 | David Packard |
1988 | 男 | Glenn T. Seaborg |
1989 | 男 | Linus Pauling |
1990 | 男 | nobody awarded |
1991 | 男 | James A. Van Allen |
1992 | 男 | Jerome B. Wiesner |
1993 | 男 | Norman Hackerman |
1994 | 男 | Frank Press |
1995 | 男 | Norman F. Ramsey, Jr. |
1996 | 男 | Philip H. Abelson |
1997 | 男 | H. Guyford Stever |
1998 | 男 | Robert M. White |
1999 | 女 | Maxine Frank Singer |
2000 | 男 | Herbert F. York, Norman Borlaug |
2001 | 男 | Harold Varmus, Lewis M. Branscomb |
2002 | 男 | Erich Bloch |
2003 | 男 | Richard C. Atkinson |
2004 | 女 | Mary Lowe Good |
2005 | 男 | Robert W. Galvin |
2006 | 男 | Charles H. Townes, Raj Reddy |
2007 | 女 | Shirley Ann Jackson |
2008 | 男 | Norman R. Augustine |
2009 | 女 | Mildred Dresselhaus |
2010 | 男 | Bruce M. Alberts |
2011 | 男 | Charles M. Vest |
2012 | 男 | Leon Lederman |
2013 | 男 | Neal Lane |
2014 | 男 | Richard Tapia |
2015 | 男 | James Duderstadt |
2016 | 男 | Robert Birgeneau |
2017 | 女 | Rita Rossi Colwell |
2018 | 女 | Jane Lubchenco |
2019 | 男 | Walter E. Massey |
2020 | 男 | Roderic Pettigrew |
2021 | 男 | Ralph E. Gomory |
由表1可知,44位获奖者中男性获奖者共38位,女性获奖者仅有6位,男性获奖者所占比例(86.4%)明显高于女性(13.6%)。从获奖年份来看,这6位女性获奖者Maxine Frank Singer(以下简称“玛克辛”)、Mary Lowe Good(以下简称“玛丽”)、Shirley Ann Jackson(以下简称“雪莉”)、Mildred Dresselhaus(以下简称“穆得莉”)、Rita Rossi Colwell(以下简称“丽塔”)和Jane Lubchenco(以下简称“简”)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7年、2009年、2017年和2018年获得万尼瓦尔·布什奖。可见,从总体获奖情况来看,万尼瓦尔·布什奖的女性获奖者较少且获奖年份都较晚,几乎都出现在21世纪以后。
其实,这种性别分布不平衡现象不是万尼瓦尔·布什奖的独有特征,大部分科技领域的奖项都是男性获奖者明显多于女性获奖者,甚至从整个科技发展史来看,20世纪以前做出杰出科技贡献的女性科学家也少之又少。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男女天生存在的智力差异引起的。部分科学家甚至断言女性大脑的容积接近于大猩猩,比男性要小很多,所以生理上的差异导致女性天生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但随着解剖学的发展,通过测量男女头颅以及不同动物头颅的大小,发现智力与脑容量并无直接的关系,以上观点才不攻自破。[2]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男女在智力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女性从事科学研究的先天条件并不比男性差。以往女性在科学领域较少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更多来自于社会因素,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较少等才是导致获奖者性别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所以,随着21世纪以来,男女权益逐渐平等,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未来将有更多的杰出女性在科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现在我们想知道那些获得万尼瓦尔·布什奖的女科学家们都有哪些特征?
万尼瓦尔·布什奖运行42年来,仅有6位女科学家获得该奖。为此,我们对这6位女科学家从年龄、地域、家庭情况、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等方面开展社会学调查,期望能从中找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或特征。
6位万尼瓦尔·布什奖女性获奖者的出生情况,见表2所示:
表2:六名女性获奖者的出生概况
获奖者 | 出生年份 | 获奖年龄 | 国籍 | 出生地 |
玛克辛 | 1931 | 68 | 美国 | 纽约州纽约市 |
玛丽 | 1931 | 73 | 美国 | 得克萨斯州格雷普韦恩 |
雪莉 | 1946 | 61 | 美国 | 华盛顿特区 |
穆得莉 | 1930 | 79 | 美国 | 纽约州纽约市 |
丽塔 | 1934 | 83 | 美国 | 马萨诸塞州贝弗利 |
简 | 1947 | 71 | 美国 |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
由表2可知,6位女性获奖者在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72岁,最高年龄为2017年获奖者丽塔,83岁;最低年龄为2007年获奖者雪莉,61岁。可以看出获奖者在获奖时的年龄普遍较大,70岁以上的年长者约占67%。其实,这一特征在男女获奖者中都较为普遍:据笔者统计,44位获奖者在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76岁;38位男性获奖者在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77岁,70岁以上的年长者约占89%。[1]这一现象与万尼瓦尔·布什奖设立的宗旨有关,因为该奖项是奖励那些为国家和人类的福祉做出杰出贡献的终身科技领导者,而科学家学术成果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无论男性获奖者还是女性获奖者,其获奖年龄都较大。
从出生地来看,6位女性获奖者全部为出生于美国的美国公民。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自然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支持学者从事前沿科学研究活动,所以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更可能产出尖端科技研究成果。其次,这一现象也与万尼瓦尔·布什奖的授予条件有关。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规定,万尼瓦尔·布什奖的候选人必须至少要满足以下6个条件中的2个:一是候选人必须是美国公民;二是在科技公益活动中有突出贡献;三是成为科学、技术、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拓者和探索者;四是表现出的领导力和创造力激发了他人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杰出表现;五是通过科学技术活动为国家和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六是表现出的领导力和创造力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历史性发展。[3]可见,“美国公民”虽然不是获奖的必要条件,但美籍科学家获奖只需要再满足余下5项条件中的1项即可,而非美籍科学家则需要同时满足余下5项条件中的2项。因此,相比于非美籍科学家而言,美籍科学家更容易获得万尼瓦尔·布什奖。最后,由于该奖设置的目的就是表彰为美国公共服务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因而颁发给美籍科学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万尼瓦尔·布什奖的获奖者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
马克思的经典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该奖的获得者中仍有充分的体现。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前提。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有利于个人成才。由表3的统计可知,这6位女性获奖者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父母多从事医生、律师或教师等工作,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为个体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但令人欣慰的是仍有少数获奖者在初始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例如,2009年的获奖者穆得莉出生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家庭生活较为贫困,甚至食物都非常短缺,于是穆得莉儿时就开始打零工补贴家用。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穆得莉仍然坚持学习,依靠奖学金的资助完成了学业,并在纳米技术领域取得了很高的科学成就。
此外,良好的婚姻状况无疑也会对获奖者的科研工作有所助益。通过统计可知,这6位女性获奖者中有5位的伴侣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且其中两位还曾与她们的丈夫在同一研究机构共同从事科研工作:雪莉和她的丈夫莫里斯(Morris A Washington)都曾在贝尔实验室从事应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简和她的丈夫布鲁斯(Bruce Menge)都曾在俄勒冈州大学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具有相似的科研经历的伴侣间无疑可以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和讨论,在生活中也可以给予对方更多的支持。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选择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男性伴侣结婚会对女性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有所裨益。看来志同道合真的会带来合力效应。
表3:六名女性获奖者的家庭情况
获奖者 | 原生家庭情况 | 婚姻状况 |
玛克辛 | 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曾从事医院招生官、儿童营主任和模特工作。 | 她的丈夫是一名律师,婚后育有四个孩子。 |
玛丽 | 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母亲是一名教师和图书管理员。 | 在读研究生期间,她与同校物理学研究生比尔(Bill Jewel Good)结婚。 |
雪莉 | 杰克逊出生于一个非裔美国人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军人,后又成为邮局工人和出租车司机;母亲完成了高中学业并短期从事过家庭教师的工作。父母非常重视教育,鼓励她在学校努力学习,发掘自己的潜力。父亲甚至身体力行,和女儿一起参加科学项目,来帮助她提高对科学课程的兴趣。 | 她的丈夫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他们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组建了家庭,婚后育有一子。 |
穆得莉 | 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在她儿时家庭受到大萧条的影响,食物非常短缺。穆得莉从小就在家中做计件组装的活,或在拉链厂工作,为家庭赚取一些生活费用。 | 她的丈夫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婚后育有四个孩子。 |
丽塔 | 她的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移民,创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母亲有艺术学背景。 | 她的丈夫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婚后育有两个女儿。 |
简 | 她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 | 她的丈夫是海洋生物学教授,与简共同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职位。 |
良好的教育背景是每个人成才的必要条件,6位女性万尼瓦尔·布什奖获得者的教育情况再次印证了这个事实,具体信息见表4所示:
表4:六名女性获奖者的教育情况
获奖者 | 学位 | 学科 | 研究方向 | 本科 | 硕士 | 博士 |
玛克辛 | 博士 | 生物 | 遗传学、DNA重组技术 | 斯沃斯莫尔学院 | 耶鲁大学 | 耶鲁大学 |
玛丽 | 博士 | 化学 | 无机化学、催化剂活化 | 阿肯色中央大学 | 阿肯色大学 | 阿肯色大学 |
雪莉 | 博士 | 物理 | 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 | 麻省理工学院 | 麻省理工学院 | 麻省理工学院 |
穆得莉 | 博士 | 物理 | 应用物理学、纳米技术 | 亨特学院 | 剑桥大学 哈佛大学 | 芝加哥大学 |
丽塔 | 博士 | 生物 | 细菌学、微生物学 | 普渡大学 | 普渡大学 | 华盛顿大学 |
简 | 博士 | 生物 | 环境科学、海洋生态学 | 科罗拉多学院 | 华盛顿大学 | 哈佛大学 |
首先从学历来看,这6位女性获奖者都具有博士学位,且多数都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众所周知,国际知名高校拥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充足的研究经费将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也有利于研究者从事前沿性科学探索。此外,能得到名师指点、与科研实力强的研究者相互交流与合作也是科学家快速成长的少数捷径之一。例如,穆得莉本科时原本是攻读文科学位,但在亨特学院学习期间她受到了后来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罗莎琳·雅洛(Rosalyn Yalow,1921-)的赏识,在罗莎琳·雅洛的鼓励下穆得莉才转而攻读物理学。随后,穆得莉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跟随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从事应用物理学的研究,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强大的师资力量使穆得莉得以快速成长。
其次从研究领域来看,6位女性获奖者的研究学科涵盖了理、化、生三门理工类学科,其中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者最多(3人),物理学次之(2人),化学最少(1人)。这足以反映出女性科学家也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卓越的科研成果,再次打破了认为“女性天生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和“物理学是男性的学科”等错误观点。
6位女性获奖者除获得万尼瓦尔·布什奖外,也获得了许多其他学术荣誉,特别是在获得万尼瓦尔·布什奖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本,她们在学术界已经获得充分承认。这让我们再次想起马太效应中的“赢者通吃”情形,具体获奖信息见表5的统计:
表5:六名女性获奖者其他奖项获得情况
获奖者 | 获奖情况 |
玛克辛 | 美国国家科学奖(1992)、万尼瓦尔·布什奖(1999)、公共福利奖(2007) |
玛丽 | Agnes Fay Morgan研究奖(1969)、Garvan-Olin奖(1973)、美国化学家学会金奖(1983)、工业研究所奖(1991)、Glenn T. Seaborg奖(1996)、Priestley奖(1997)、AAAS Philip Hauge Abelson奖(1998)、第六届亨氏奖得主(2000)、万尼瓦尔·布什奖(2004) |
雪莉 | Thomas Alva Edison科学奖(1990)、Richtmyer纪念奖(2001)、万尼瓦尔·布什奖(2007)、美国国家科学奖(2016) |
穆得莉 | 女工程师协会成就奖(1997)、美国国家科学奖(1990)、碳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1)、IEEE创始人奖(2004)、Oersted奖(2007)、万尼瓦尔·布什奖(2009)、Enrico Fermi奖(2012)、总统自由勋章(2014)、IEEE荣誉勋章(2015) |
丽塔 | 美国成就学院金盘奖(1999)、美国国家科学奖(2006)、Stockholm水奖(2010)、Sultan Bin Abdulaziz亲王水奖(2016)、万尼瓦尔·布什奖(2017)、Lee Kuan Yew水奖(2018)、William Bowie奖(2020) |
简 | 美国生态学会George Mercer奖(1979)、美国成就学院金盘奖(2001)、第八届亨氏环境奖(2002)、Nierenberg公共利益科学家(2003)、Zayed国际环境奖(2008)、蓝色星球奖(2011)、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气候变化奖(2013)、Tyler环境成就奖(2015)、万尼瓦尔·布什奖(2018)、Tethys海洋奖(2019)、哈佛大学百年纪念奖(2019) |
通过表5的分析可知,6位女性获奖者取得的学术荣誉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她们获得其他奖项的时间多数都在获得万尼瓦尔·布什奖之前。例如,6位获奖者中有4位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且其中3位取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的时间都早于万尼瓦尔·布什奖的时间,说明这些获奖者在取得万尼瓦尔·布什奖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充足的学术资本,已是学术界的名人。由此也印证了学术界的排队现象:一步登天者很少有,重大奖项几乎都是留给名人的。二是开创了许多奖项第一次颁发给女性的先河。例如,玛丽获得的“工业研究所奖”、“Glenn T. Seaborg奖”、“Priestley奖”和“AAAS Philip Hauge Abelson奖”都是首次颁发给女性科学家。这再次证明这些女性获奖者都是科学界的硬核精英。三是这些获奖者还获得了许多特定领域的学术奖项。由于每位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不同,所以她们所获奖项差异较大,多为特定领域的奖章。例如,丽塔通过对水源中微生物的研究有效控制了霍乱病毒的传播,所以她获得了许多与水相关的奖章;而简致力于研究海洋生态环境,所以她获得的奖章多数都与环境保护有关。这表明在任何领域采取深耕的模式都要好过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模式,科学社会学里著名的“贝尔纳效应”就属于典型的后者。
通过对6位女性万尼瓦尔·布什奖获奖者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女性科学家成才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首先,生活在经济与社会条件比较好的发达地区。良好的社会条件可以支持科学家从事尖端科学研究,取得更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对于女性而言,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才越有可能重视女性受教育情况,支持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其次,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自幼可以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第三,成功的婚姻有助于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第四,通过学历最高化为自己创造来自制度授权的承认与公平环境。这些获奖者全部具有博士学位、且大多毕业于知名高校,这些桂冠加持为后来的科研工作展开奠定了基础。第五,通过小的学术成就的缓慢积累才能最终获得更大的成就。再次印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所有行业颠扑不破的真理。
之所以关注女性成才的话题,是因为女性智力资源的浪费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浪费,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一旦出现这种浪费那就是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2021年)数据显示,202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9%;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674.2万人和450.6万人,占比分别为51.0%和58.0%。[4]这组数据表明,目前女性大学生在数量上已经全面超过男生。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把这些宝贵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上开发出来,那将是多么大的社会财富。改变这种状态的路径无非两条:其一,外在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公平化和友好化;其二,女性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外部制度环境与文化的改变通常是旷日持久、缓慢且严重滞后的,个人根本等不起。因此,加强自身的努力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本文案例中的女科学家们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为我国女性取得成功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现实依据。
[1] 国家科学委员会. Vannevar Bush Award Recipients[EB/OL]. [2022-07-07]. https://www.nsf.gov/nsb/awards/bush_recipients.jsp.
[2] 玛丽·克劳福德,罗达·昂格尔. 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上册)[M]. 许敏敏,宋婧,李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221.
[3] 国家科学委员会. Vannevar Bush Award[EB/OL]. [2022-07-07]. https://www.nsf.gov/nsb/awards/bush.jsp.
[4] 国家统计局.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EB/OL]. (2021-12-21) [2022-07-07].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12/t20211221_1825526.html.
作者简介:
石同瑶,内蒙古包头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李 侠,辽宁辽阳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
[1] 由于篇幅有限,有关38位男性获奖者获奖年龄的统计数据不以表格的形式逐一列举。
注: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21ZDA020)之阶段性成果!
文中女科学家排列顺序依据表2顺序排列。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在《民主与科学》2022(4)上,与尚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就是布什奖章,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2-9-9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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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7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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