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千年古县。文革前我县高考成绩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我的同村老乡，另一个是他中学时期最约好的同学，考入北大物理系，和邓朴方同班。虽然他们比我晚一年上大学，但因我同村老乡的关系，我们都成了朋友。

他们两个在各方面都比我好：上的大学比我好，职位比我高(虽然不是特别高)，家庭收入比我多，生活、住房比我好很多，特别是都培养出了优秀的下一代。我老乡的儿子学艺术，在大学期间就搞了个人画展，现在是美国搞建筑的一个大公司的亚、非地区总负责人。上北大的那个朋友的两个儿子都上完北大后去美国学习，有一个毕业后到硅谷工作，上班月薪就是7000美元，是我当时(已经工作了近30年)工资的100多倍。

但是在去年(2017年)春节时，得知我同村老乡得了喉癌，他儿子特地从日本请来专家为他做的手术，听说手术很成功。2017年底，上北大的朋友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现在还在努力做功能训练。

现在我的身体比他们(以及多数同龄人)都好。已经过了78岁生日，每天上下楼台阶1300多个，打羽毛球等运动1个多小时，走2600多步，做大部分家务，接送小孩上下校，学习和写文章3个小时以上。

这肯定是我比较幸运。但是我想来想去，可能是我生长、生活、工作环境，及我个人的性格，使我的生活方式“幸运”地更接近我近几年提出的健康学的要求。

我幼年时挣扎在生死线上，9个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和一个弟弟长大成人。由于家里穷，从小什么农活都学着干，而且干得还不错，因此在我去县城上初中时，村里的长辈对我父亲说：“真不该把这么好的在家受苦的材料放走”。

在多次机缘巧合中，我奇迹般地上了大学，还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但成家后，两家经济条件都不好，很多年，我们两人96元工资，除抚养3个孩子，还得补贴两家。经济条件差，于是能省钱的尽量省。比如骑自行车和步行是我出行的主要方式(去外地除外)。家里能修补的尽量修补，于是养成了个“坏毛病”，就是什么坏了都想修。不仅自行车、家用电器、家俱等重要器具尽量自己修，而且直到现在，不管是最便宜的小孩玩具，还是1元钱一双的祙子，坏了都想进行修补。能做的自己做，现在家里用的小饭桌，二屉桌、方凳、一头沉(写字台)、两个书架、两个小柜和两个大衣柜等都是我自己做的。

工作上，由于基础差，干同样的事，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领导分配我进行医用传感器和电极研究。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它涉及的学科原理、加工种类、处理方法都非常多，而且要求高。需要精心设计，精密加工，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研㓡了出来，也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因此没有人喜欢干，连真正的帮手都难找。在职36年，每一个项目，从收集资料，设计制作、性能测试，到进行总结，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我自己做。退休后前10年，还在家搞了个简易实验室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而且我还有个喜欢站着干活的习惯。就是说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既动脑、又动手，有体力活动的状态之中。

可能从小就奋斗贯了，有一点不服输的精神，所以虽然处处是困难需要克服，但我却乐在其中。

我不是向老师们诉苦，更不是希望老师们有我这样的环境和经历。而只是认为，几十年来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幸运”地更接近我近来提出的健康学的理论和要求，即：人体组织、器官一般是越用越强。只有脑子好，身体才能好。要想脑子好，动手动脑加运动很必要。

因此我想：勤动手，多用脑，进行种类多、并且包含一些比较激烈的体力活动，是增进健康的三个重要行为因素，而且缺一不可。

笔者范振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所已退休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贴。近几年提出了健康新定义、健康学、宏观健康学、健康护理学，并阐述了它们的主要内容。“践行健康学1：“引言”中有关于本系列博文的一些说明，最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