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经历的成长过程：老师传承，自悟，形成自己的风格，代沟的形成，被历史淘汰。这是规律，人人如此。

回顾自己做导师的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导师资格起，开始招收研究生。幸运的是，当时我的导师和教研室一批老师们还在，从我的导师和其他老师身上，学到很多知识和优良的品格。在我指导的研究生过程中，不仅承接了老一辈留下的实验室“遗产”，也潜移默化地有上一辈老师的影子。我也在用导师指导我的做法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当然自己也在尝试探索自己的培养风格。由于那时年轻，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亦师亦友，不仅学业上言传身教，手把手亲历而为，而且与学生之间容易沟通，共鸣，因此最初几届学生带下来，有一种成就感。这些学生与我的感情可谓终生朋友，有的成为大学教授，骨干教师，企业佼佼者，至今仍保持经常的联系。

进入新世纪后，各方面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需要导师不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作为培养人才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我做到了，而且连续从未间断），一方面又要求SCI论文作为绩效评价（这一点我也做到了，每年都有）。学生的情况也发生改变，加上研究生扩招，就业压力增大，读研的目的也变得复杂，由传统的学术型变为功利型，不那么单纯了。就业也与导师的因素不大了（市场化使导师的推荐权淡化）。在功利的驱使下，有少部分具有天分和努力的学生仍然可以做科研，但多数学生在压力下选择“逃避”，混文凭走人。老师的投入得不到“回报”，加之代差的形成以及师道尊严的丧失，使师生间的“隔阂”逐渐形成。

作为导师，责任心不等于能力，水平不一定换来认可。智商加情商决定一切。随着年龄的增长，要看能否与时俱进，但有些观念一旦形成，很难转变。不可能要求近60岁的导师仍具有30岁的心脏和精力（导师黄金年龄段35-55岁，我已超过）。随着身体的“衰老”，眼花手乱，落伍是必然的。学科的发展已变得面目全非，新思想，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了，只能哀叹心有余而力不足。发挥余热，为国家再培养最后的几届学生，放手让学生们在科学的海洋中自由遨游，也许是准“退役”导师们最后的拼搏。不要期待我们在“影响因子”上与年轻的导师们一比高下了。

一时拥有不等于天长地久。一个人的能力精力有限，时间是无限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抗拒的。能做到各领风骚十几年就不错了。看到几十位博士硕士们都过得比我好，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回报呢？问心无愧足矣，用不着太自责。学生的情况各异，遇到好学生可遇不可求，那是你的造化，上天的恩赐。

做导师，尽职尽责就行了。没必要给导师赋予什么“灵魂工程师”，“伯乐”，“父母亲”“人梯”等高大上的称谓（如果学生毕业后对老师的印象评论则另当别论），让导师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导师就是普通人，不需要特殊关照，但需要尊重。导师（老师）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应该记清，言行规范是必要的，毕竟是育人（不是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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