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苦与乐

龚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最近在云南开会，酒店有一本书，《春城记忆》，收录了汪曾祺的《跑警报》。这篇文章讲述的是1938年到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的故事。那几年，日本人的飞机经常空袭昆明，炸死了很多人。生活的艰难和战事的危机，按理说都是满满的悲惨的经历。汪曾祺的文章写得却很幽默、生动和传神，看他的文章，隔着近一百年的历史，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人的豁达和乐观。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跑警报的有趣的故事，还记录了两个不跑警报的人：一个姓罗的女同学，每次警报就洗头，大家都跑了，她要用多少水就可以有多少水；另外一个姓郑的男同学，每次警报就煮莲子，有一次炸弹在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他还是镇定自若地搅着他的冰糖莲子。文章的结尾是亮点，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任何困苦和灾难都不可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

这篇文章，我在高中就读过，故而印象深刻。现在再次读它，却别有味道。我还读过他的另外一篇文章，《泡茶馆》，也写得饶有趣味，他说 “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旁边有一条青云街，街上有许多茶馆。杨振宁、黄昆、张守廉等人吃完饭就往茶馆跑，边喝茶边高谈阔论。闻一多也喜欢喝茶，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 可见，茶馆是当时学生和老师们休闲、讨论问题的重要聚集地。所以,汪曾祺的这些散文，能读出趣味来。我说别有味道，是因为最近总是听到有人提知青问题。一谈到知情，有些人就跳出来诉苦，咬牙切齿地，似乎要痛诉这个悲惨的时代。我也读过一些所谓的伤痕文学，回忆他们在农村的艰辛和痛苦，以及一些人遭遇的不幸、不公和迫害等。后来，据统计，绝不部分（90%以上）的知青最终还是返回了城市；极少数人最终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农村，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些经历，我没有特别深刻的感觉，也无法建立起同情心。我在农村长大，经历过不少所谓的苦，挑水、砍柴、双抢、采草药、开荒、种地、挑粪等，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要做，也都会做。我力气大，大人能干的活，我基本都能干。这还不包括有几年我母亲生病，父亲外出干活，家里所有的事情 --- 包括熬药和照顾母亲 --- 几乎都是我和妹妹承担。那几年，田里收成少，交完公粮就所剩无几，所以我们有几年吃的是发黑的散发霉味的陈米。夏天有红薯了，就吃红薯，吃多了，腿上的伤疤就会溃烂、长脓，每个腿上都有。那几年亲戚帮忙的也不多，一来大家生活都艰难，二来也是人之常情嘛。于我，这些日子苦是苦，可是谈不上痛苦，更谈不上要痛诉。这是因为大家都一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难。我的家的情况还算是好的，有些人家徒四壁，有些人父母早亡，其中的痛苦和艰辛，岂是我所知？何况，苦中也有乐，苦中也有希望。所谓乐和希望，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比如生日的时候吃一个鸡蛋、过年做一件新衣服、大年三十晚上守岁等等。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努力劳动，从没有放弃过希望。改革开放后，村里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他们不怕困难，愿意做最赃最累的活，后来不少人娶妻生子，最终留在了大城市。从90年代开始，农村开始告别土房而建起了红砖房，2000年以后又陆续盖起了楼房。我自己则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 --- 但我们都不认为自己真正离开了那里。

对知青，在农村的几年的经历，固然是一个磨练，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农村人的真正的艰辛，当然也体会不到他们的努力、顽强和希望。所以每次他们谈论这个话题，我都会强调，你们在农村几年就受不了了，我们怎么过来的？那些在农村的人，一辈子在农村，祖祖辈辈在农村，又是怎么过来的呢？这篇文章的目的，倒不是为了批判谁，而是想要说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一辈子，要走很多的路，要经历很多的事，有顺境也有逆境，有苦也有乐。苦与乐是一对反义词，又怎么会只有苦，没有乐，或者只有乐，没有苦的人生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像汪曾祺一样，以一种更豁达、乐观的心态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不喜欢伤痕文学的原因。

这几天每天听报告，看到我国的科学研究的进步越来越明显。时隔二十多年再读汪曾祺的散文，忽有所悟，把这些看起来无关的事情串起来，就别有味道了：我们要向前看，有希望，才不怕累，不怕苦，才有未来。对个人如此，对家庭如此，对国家亦如此。7月27日晚于昆明银园酒店，有悟，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