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定西后，倒是有了几年的安定生活。车间生产渐渐上轨，我也有了研究时间。而且还喜结良缘，一年多后便生下大女儿；初为人父的心态，大概都是喜形于色的。那时我已经调任厂技术员，主管热加工。大约1974年盛夏，大概是受到那位中专毕业的技术科长关照，我又被派去陇西参加农村路线教育。一个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还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之中挣扎着，现在却又要去教育农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喜讯，使人有一种柳暗花明、跃过龙门的感觉。陇西、临洮、玉门关，那就是我从唐诗中初识的甘肃。我们在陇西县城集训了几天，便随工作队去了地处山沟、远离平川的和平公社；并独自被派到一个只有17户、54口人的生产队。我有一些农村工作经验，在交大读书期间，就曾在洛川县搞过八个月社教。那时与子长县的一位科级干部、一个农村积极分子，同住在一个边远生产队。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那个生产队的名字实在记不清了；不过还能记得它属于百益公社、仁里辅大队。在哪里我曾多次遇到过野生的狼，知道农村基层干部的艰辛，但其中也不乏贪婪之徒。我见识过陕北干部的粗旷、好大喜功；也了解当地农民的善良、苦楚，参悟了当地的一些奇特风俗。一次大队工作组召开妇女动员大会，仁里辅工作组陈组长的讲话中，有一句俗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引起了一阵哄笑、窃窃私语。我甚是不解，便问了身旁的妇女队长。她说这里女人结婚不能说‘嫁’，只能说‘卖’；‘嫁’是指作风不正派。我感到他们倒是很实事求是；这里农民生活艰难，女儿结婚要收很重的彩礼。生产队有一王姓妇女，初中生、不足20岁，面貌娇好但多病；从百益嫁过来时，收了男方800元、两石粮食等彩礼。男方是个文盲、不足40岁，忠厚老实、少言寡语，但却是个壮劳力。自他们结婚日起，经常半夜打闹不休，搅扰的四邻不安。不堪再忍受的社员，便要求工作组出面劝解。我被分配管妇女、青年工作，自然会安排我去调查、解决。据妇女队长反映，她的娘家也在百益，与那位王姓妇女是小时候的玩伴、现在的邻居。 并说那位女子因不满意婚姻，自结婚以来从来都是衣不解带，不打闹才怪呢。最后又说：叶组长，这事你管不了！我还是把那家的男方叫来，劝他先从培养感情做起，要有耐心。那个男的倒是很听话，照做了；不过只安静了半个多月，半夜又打闹起来。尽管婚姻如此不幸，做父母的仍然习惯于卖女；也会说他家的女儿卖到那里去了，而不说嫁到那里去了。我确实没有能力解决这家的问题，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习惯恶果。其解决办法也许得到‘管子’先生那里去找，那就是先使他们富裕起来。洛川县属延安地区，也算是老区。社教结束时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农民贫穷、习惯势力很强；但是民风淳朴、忠厚。这里的社员尽管很贫困，在管饭时还是会拿出自己最好的食物给工作组员吃。他们尊称每个工作组员为“组长”，正像文革期间发明的尊称“师傅”那样，适用于任何职业的人；因为文革时终日都在宣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我在陇西进驻的生产队，农民更加贫穷、缺衣少食，但民风的淳朴、忠厚却不亚于洛川。我照样是轮流到各户吃饭，按规定每顿付钱、付粮票。每逢吃到白面馍时，我总要问他们还剩有多少粮食。大多数人家都支支吾吾，不说实话；一家的孩子说漏了嘴，我才知道他们是磨了明年春播的麦种给我吃！心中一阵震颤。我就让生产队长到各家传话，坚决不允许再磨麦种！此后的饭食确实是差了些，但我吃得安心。再说与我在困难时期吃过的油渣、谷糠、玉米芯粉相比，要好得多。我每到一户吃饭，就先调查他家的人口、余粮、冬衣、春播麦种及生活困难等问题，要他们实话实说；并且认真记录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这个队的17户全是贫下中农，一轮饭吃下来，对全生产队的生活、困难情况就大概掌握了。我粗算了一下，预定要发的救济粮及各户余粮总和，人均每月不足15斤，也就是人均每天不足半斤。种田人要饿饭，使我心痛又无奈！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找机会如实向上汇报。回想我在洛川社教时写总结材料时，发现一笔贪污粮食交代了三次，便被工作组的地方干部算成了三笔；我要求更正。那位子长县干部不仅不更正，反而向交大的带队老师告了黑状。那位带队老师走了二十多里路专门来队，不听我解释，便对我提出了严厉批评。我当面、逐笔分析了那些贪污的粮数及情节，使那位干部哑口无言；我还是坚持更改了数字。也许是我最后的话打动了带队老师，他默不作声地回去了。我说：“加大人家的贪污数字只会引起反感，不利于他认识错误，反而会留下以后翻案的口实”。那时我是去锻炼的大学生且不怕事，现在我是技术干部，又有何惧哉！说来也巧，我爱人带话说：不足半岁的大女儿病了，要我回去帮助照看一下。我到陇西县城的工作团总部去请假，工作团的副团长、地区公安处段处长，便问起下面的情况。我拿出工作笔记本，如实反映了该生产队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从定西返回生产队不久，就通知我去公社报到，就任路线教育工作队秘书。我接到通知后也是一头雾水，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大概是那位段处长喜欢听实话吧！没有人像洛川社教时那样，专程赶过来批评我，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想那麽多干什麽。

 来到公社后，和工作队的张副队长同住一间宿舍，不需要再睡热炕了。我一直不习惯睡热炕，清晨起来两鼻孔好像在喷火。张副队长是陇西县的商业局长，很朴实、平易近人；我们相处的很好。秘书的日常工作也就是写写汇报材料、总结，跟随队长下去检查。两位队长不在公社时，就由我负责接待、处理紧急事务。工作一个月后，我感到还能应付得来，也不曾出过什麽差错。那时可没有手机，安装的电话机也不多；队长离开公社后几乎无法再联系上。遇事不能及时请示，只能自己做主，事后再汇报一下就可以了。在公社干部看来，我的权利还是很大的。但是各大队、生产队都安装有播音喇叭，在公社里就可以宣传、发通知、发指示、讲话。我在下面驻队时，曾听到：“xxx，赶快把刘主任要的杂面送来”的喊话，很是反感。工作队还在就如此公开索要，工作队离开后不知这些干部会张狂到何等程度。我到公社不久，便认识了一位西北政法学院69届毕业生。他原任这个公社的副书记，因据实汇报这个公社农民的缺粮的情况，被县委免职、闲置不用。我很同情他的遭遇，在我的劝说下他调到了地区中级法院。我感觉地区的政治环境要比县里好，起码干部不敢胡来。他被免职后，在天水一个卫生院工作的妻子也被牵连。两个外调人要求我在他们的调查材料上盖章；显然是公社办公室不愿意盖章，推给工作队的。我接过调查材料看了一下，不过有大约50元左右的药费，也就是买了些常用的药品。我便询问来人，此行共花了多少旅差费。他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便如实作答。我很生气，盖上章后便不客气的大声说道：你们所花费的钱，竟然是这点药费的十多倍。如果卫生院是你们自己开的，你们还会这样来外调吗？你们为什么不用函调的方法。这两个人无话可说，很狼狈地退了出工作队的办公室。我在和平公社还有两件印象极深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也难以忘怀！一次是随宋队长下乡检查工作，走到了和平公社辖区的边缘。隔着一条深沟望去，远处有个村庄。我询问那个村子是否属于本公社，陪同我们的大队书记回答：“是的，那个村子的人在困难时期死光了，现在已无人居住”。宋队长和我相对无语，心中的难受是无法言表的。另一件是在崖边大队的所见；那家没有门板，据说是换粮食吃了。他的土炕上只有小半张草席片和一块油腻的砖头，房内有一个吊起来煮饭的瓦罐，一个带有豁口的碗，全部家当大概不值一元钱。我即刻联想到了白居易《观刈麦》的最后几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正是我当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