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半个月时间，把饶毅老师的《饶议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一书认真看完了，把饶毅老师的科学网博客也认真看完了。

　　《饶议科学》这本书刚出版时，记得大家关注的书中一大亮点是饶老师准确“预测”了诺贝尔奖（实际上饶老师反复申明，他不是预测诺奖，只是列出自己认为达到获奖水平的工作而已）。不过我从博士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中国生物学史，所以在饶老师的文章中间，对谈及中国生物学的若干篇更感兴趣。我以前对宏观生物学（主要是植物分类学）关注较多，而饶老师对微观生物学非常熟悉。通过饶老师的文章，我初步了解了冯德培、邹冈、汤飞凡、邹承鲁等中国微观生物学界的前辈大师的事迹，也就进而对中国生物学史的全貌有了大致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基础自然科学分成5大类：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 astrophysics），物理学（physics），化学（chemistry），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地球和空间科学（earth & space sciences）。这5大学科中，中国的哪个学科发展最差，和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最多？我个人认为是生命科学。我在小范围内问了几个朋友，他们的答案和我一致。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事实是否的确如此，还要“小心地求证”。但就算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是5个基础学科中的最差，也肯定排不到前几名。

　　为什么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我归纳了4点：

　　第一，是在1949年以前未来得及完成杰出人才梯队建设。在《从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所想到的》一文中，饶老师指出，“中国科学发展中，早年有很多优秀人才投身物理学，中国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梯队，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好的”。相比之下，中国的生命科学杰出人才梯队发展就晚了一些。当1949年的政治狂澜席卷了大陆之后，正常的梯队建设受到影响，于是出现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断档。

　　第二，是国内政治的干扰。所有的基础自然科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受到了政治干扰。郝柏林先生就曾回忆，在“文革”时理论物理的4个方向中，核物理学因为国防需要而较少受影响；粒子物理因为要证明马列主义哲学“物质无限可分”的教条，也允许发展；天体物理学因为接纳了一批被指责研究和实际联系不紧密的数学家，也有一定进展；唯独凝聚态物理本来和实际联系最紧密，却硬被扣上脱离实际的帽子，研究组全被解散。同样，生命科学也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干扰，典型例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遗传学摩尔根学派受到打压，原北大教授李景均甚至因此被迫出走。

　　第三，是生命科学的革命性进展发生于50－60年代，彼时中国因为“一边倒”向苏联，错失了和西方学界紧密交流的良机，以致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被国际先进水平甩下了很远。相比之下，物理学的革命性进展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恰在中国“闭关锁国”之前，可以说十分幸运。

　　第四，是生命科学缺乏像地球和空间科学那样独特的研究对象。地球科学在上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革命性进展，以板块构造学说为核心的大地构造学一举结束了以前地质学界诸说并立的场面，而中国同样错失了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发展的机会。但是，中国地大物博，独占了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这两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理区域，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凭借这些独特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地球科学在国际上可以较为容易地重新打入先进行列。相比之下，进入到分子生物学阶段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几乎都取材于最寻常的生物，没有独特性，追赶起国际先进水平来，也就比较慢了。

　　《饶议科学》里有两篇文章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一是《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回顾了中国历史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其二是《国家科学规划的关键：深刻改造管理体制、切实以科学为发展的引擎》，对当前的科学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厉批评。有趣的是，第二篇文章明明是批评，却让人在悲观中感到乐观，觉得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不可限量；第一篇文章主要是表扬，却让人在乐观中感到悲观，叹息于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此之差劲，90年来竟然只有如此寥寥的先进成果。

　　通过阅读饶毅老师的文章，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后进，必须得到全面的梳理和反思，这应该是今后几年中国生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议程。饶老师对于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生命科学领域屡屡出现的诈骗事件（如在《邹承鲁：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一文中提到的刘亚光事件、张颖清事件、“基因皇后”事件、“核酸营养”事件、徐荣祥事件等）深恶痛绝，感慨道：“华裔得（诺贝尔）奖科学家也为中国科学起了质量监督的作用，这一点很少被认识到。中国物理学较少出伪劣科学家，一方面是本身梯队强，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设想伪劣科学工作者可能不敢随意出头，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公众都熟悉的优秀科学家所指出。而对比起来，没有华裔得诺贝尔奖的领域，因为公众无法了解最好的科学家，就有机会产生伪劣‘科学家’。”（《从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所想到的》）

　　其实，比这些事件影响更大、更恶劣的，是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相伴始终的“特异功能/气功热”。最近恰好看到对新成立的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健康的报道，朱健康回忆说，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去听了某气功大师（据我猜测应该是严新）的报告，不仅自己相信，周围的师生很多也相信。连这位后来成为优秀华人生物学家的朱健康当初都轻信于气功，可想而知当时的生命科学落后到了什么程度！必须指出的是，因为为中国的物理学和国防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备受尊敬的钱学森，在“特异功能/气功热”中却扮演了十分负面的角色。如果让我写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物学史，我一定会把“特异功能/气功热”和CUSBEA项目（在1981－1989年间将400多名生命科学专业的优秀学子送到美国，其中绝大多数都未回国）当成两个中心议题。这两个事件正是当时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极度落后的生动写照。

　　不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极度后进，那个年代的整整一代人也都缺乏正确的生命科学知识教育，以致今天一再发生令业内人士感到极为荒谬的相关社会事件，反转基因运动就是其一。我坚信，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反省，将成为未来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一块坚实的底砖。这大概是我们这代学人——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度过青少年的第一代人——不可推卸的使命。

2012.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