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些缺陷都是医学界的责任吗？我和张老师的答案，大概就要开始产生分歧了。张老师在第十四讲中介绍了“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瞧其内容，似乎主要还是对医学界提出批评，认为现代医学的缺陷主要在于医学界缺乏人文关怀。比如这一讲中提到的恩格尔哈特（H. T. Engelhardt），就曾经提出“允许原则”（permission principle），认为没有病人的“允许”，医生不得擅自对病人施加某种治疗。比彻姆（T. L. Beauchamp）更提出4条基本原则：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无一不是在教训医学界人士。但是我的答案却与此相反，甚至可以说非常“政治不正确”：如果不能说现代医学的缺陷主要是全社会的责任，那么全社会至少也要分一半的责任。人类对所谓“健康”的无休无止的追求，才是现代医学种种缺陷的根源。

　　正如我在《我看医改》一文中说的：现代医学的主要成就，尽管只是用一套绝症（慢性病）替换了另一套绝症（感染性疾病），但同时也延长了几十年的个人寿命，这个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么长的人生，如果能够好好规划，足够做好多事了。假如我活到七十多岁而患上绝症，我会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知道已经基本没有遗憾，然后便会以轻松的心态度过生命最后的时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普及这样的积极、达观的人生观、死亡观，不仅每个人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成果，同时也为后代节省了大量的财富，还为社会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在这种理想情况下，现代医学的那些缺陷，也就基本都不成为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人们都不再追求临终前那些昂贵的治疗手段，那自然就不会在这些徒劳的治疗过程中被医生当成“患有疾病的生物体”，医药产业复合体对消费者的忽悠也自然会减少很多。总之，如果没有无休无止的欲望，也就不会有建立在这些欲望基础之上的庞大、畸形的产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但这样的一个反思进路，似乎并不是现在的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重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对中医理论的态度，也就有所转变。中医理论庞大繁杂，其中并不难找出一些说法，可以教育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比如在张老师这本书的第一讲中，他就引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陆广莘先生的一个说法“带病延年”，并表示十分赞同。我对这个说法也十分赞同——如果全社会都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健康观和疾病观，不把追求完全无病的健康“乌托邦”状态作为追求，那么就可以省下很多卫生资源。如果有一种中医理论能够在不草菅人命的同时，让消费者意识到“越治越病”的责任其实并不都在医生，更主要在于自己，那么这种中医理论似乎就是值得支持的。

　　回顾西医东渐的数百年历史，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多年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在早期现代医学尚未普及，民众的生命主要仍然受感染性疾病威胁的时候，他们对西医的欢迎多过中医。民国时代的中医能够在政府打压下几乎边缘化，并不能简单认为统治精英的权势太大，没有民众的配合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在现代医学普及、平均寿命延长之后，民众的生命主要受慢性病的威胁，这时候他们便又开始欢迎中医，而且常常把这种欢迎和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

　　认清了这个客观事实，也就可以明白，把中医完全从国家医疗体系中驱逐出去，恐怕难度会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努力让国家扶持“带病延年”之类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医理论，是一种更为可行的办法。毕竟，不仅是医疗，现代社会的其他种种问题，也往往是源于人性的贪婪，源于对大大小小的“人权”的追求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也许在这种现代性危机之下，任何能够敦促人们“克己复礼”的理论，不论姓中姓西，姓医姓哲，都是值得欢迎、值得弘扬的。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医理论才能提出“带病延年”这样的新健康观。实际上，西方人一样有这样的观念，比如美籍法裔医学家迪波（René Jules Dubos）在1959年出版了《健康的幻景》（Mirage of Health: Utopias, Progress, and Biological Change）一书，同样指出“健康”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把“带病延年”归为中医理论，无非是觉得同样的思想，戴上中医的帽子，可能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一些罢了。

　　尽管我原先对待中医的强硬态度现在有了这样的软化，但我仍然要申明：希望将来医疗改革的方向之一，是可以使我这样的拒绝使用中成药的患者的权利得到尊重。这个问题倒的的确确是属于现在的生命伦理学已经讨论过的“病人权利”问题，也许我不能苛求政府制止那些卖高价假药的骗子（很多情况下，这些骗子和受骗者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那我就自私一点，希望政府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2012.0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