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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为打造“哈医大记忆”的品牌文化,传唱“博学载医”的内涵,特以拍摄纪录片的形式记录基础学院老科学家的青春奋斗史、人生经历、感悟及对年青学子的寄语,以便为哈医大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影音资料。本人有幸入选,并于2024年1月最终杀青,完成了录制。
当听到基础医学院安排本人参加《哈医大记忆》一期的录制消息时,内心十分激动,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能成为访谈对象,这充分体现了学校对本人教学生涯的肯定;忐忑的是怕完成不好学院布置的任务,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医学史教研室的金冬英老师具体负责采访工作,她列出了涵盖11个方面的采访提纲(具体内容后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真进行了思考和有关资料的收集。这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回顾走过的人生之路,难忘的画面一幕幕浮现在脑海。完成初稿后,我们先后进行3次录制。
第一次,金冬英老师和医学史教研室另一位老师携带录制设备,来到我家进行采访。我在电脑一边展示预先制作好的PPT(哈医大记忆(徐长庆).pptx ,带有各种图片资料),一边回答金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进行录像,足足用了2个小时。后来,我们对内容进行了缩减。第二次,在外语学馆语音教室进行了试机。第三次,请专业公司的技术人员进行了正式录制。医学史教研室主任张艳荣教授和基础学院郭铁云科长亲临现场指导。录制的视频,经过七次反复修改最后定稿(播放时长近30分钟)。
下面按照金东英老师的采访提纲,对其所提的11个问题逐一作答,以期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成长过程,留下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
《哈医大记忆》—徐长庆教授访谈(1)
医学史教研室 金东英 (2023.11)
1.徐老师您好!您是哈医大十六期毕业生。除了大学,您的小学和初中也是在哈医大附小和附中读的。可以说,您在哈医大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哈医大的成长经历吗?
首先感谢基础学院,邀请本人参加《哈医大记忆》的录制。去年我在科学网发表了一组本人在哈医大附属二院拍摄的白桦林照片。还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白桦赞》。这首诗充分展现了本人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受。
我今年已经78周岁了。除了大学毕业后在外县工作过9年,我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哈医大度过的。我父亲徐志远是哈医大建校时的老职工。1945年,他率国民党3百余人起义,为辽宁省清原县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先后当过我军的营长和副团长。我的两位姐姐也同时参加了革命。
当时的部队(包括家属)都是供给制,包括穿衣食住行。上边那张两个小孩的照片,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二哥,我们身穿土布干部服,头戴八角红军帽。当年随父母一道,跟部队走过哈医大前身中国医大行军经过的兴山(鹤岗)和龙井。听妈妈说,由于我年纪小加上身体瘦弱,每天和首长吃小灶,部队每个月还给我发几桶奶粉。可以说,我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
当年哈医大还是在原哈军工那个位置时,我们家曾和韩靖校长和倪逊院长住在同一栋房。当时,我父亲享受15级待遇,工资124元/月。哈医大成立后,他先后当过基建科、总务科、供应科和伙食科科长,哈医大校部和二院几栋大楼的建设,老人也曾经做过贡献。
我在哈医大附小读书时,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李秋芳老师,她对学生很好。高中毕业那年,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或者上大学的同学,不约而同来到李秋芳老师家报喜,照了一张全家福,说明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
小学六年级时,因我父亲在伪满做铁路警备队上士时有过罪恶,被政府以历史反革命逮捕(如果按党的政策,起义人员应该是既往不咎)。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顿时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了,那种感觉没有经历的人不会了解。庆幸的是,当时我的同学和老师,对我没有任何的歧视,还是那样好,依旧当少先队中队委员。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非常感激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帮我度过那段困难的岁月。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善待,温暖了我当时那颗冰凉的心,使我对生活重新了充满了信心。这段经历使我养成了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品德
后来,我顺利考入了哈医大初中(是第二届学生)。当时,每个年级只招一个班,二、三十人。哈医大初中的师资力量很强,比如,教数学的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刘启录老师,教语文的李国雄老师也毕业于著名高校。由于我写字下笔特别重,故写字速度非常慢。这一缺点逼我尽量把话说的少一点,精炼一点。原来,我的语文成绩不太好。由于我的论述文写的还行,什么开门见山哪,画龙点睛啊等等。有一次,李国雄老师把我的一篇论述文当成了范文进行了表扬,并在课堂宣读,这极大提高了我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经过努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的各科学习成绩,基本位于前五名。从本人的个人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教育一定要以鼓励为主,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性。
当时哈医大领导对附属中小学非常重视。在我保存的的初中毕业照(拍摄于1962年)里,可以看见黄耕夫、韩靖、冯肖山、崔凤淳等大学领导,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
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黑龙江省重点中学-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还担任了班级的食宿委员。
1965年高考时,我报考了哈医大。当时,父亲由于有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分回到学校接受改造,还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许是学校考虑到我父亲曾对学校建设做过贡献,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各方面表现不错,加之高考成绩优秀,我最终被哈医大录取了(据说负责当年招生的是徐维廉教授)。一进入哈医大校园,映入眼帘的是墙壁上“入大学干革命”几个醒目的大字。当年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大家每天早晨都争抢着去打扫厕所。当时哈医大是男女分班,我被分配到哈医大十六期14班(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27位男生),金连弘同学是团支书(他后来曾做哈医大校长和黑龙江省卫生厅厅长),我是班级的宣传委员。我一直保存着当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哈医大当年的校门。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实话实说,东西学的不多。复课闹革命后,我们到通河县医院生产实习,如饥似渴地恶补拉下的课程,在临床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增长了才干。
文革结束后,组织为我父亲落实政策,恢复了待遇。两位老人去世后,他们的骨灰安放在哈尔滨市向阳山革命公墓。
1970年哈医大毕业后,先后在黑龙江省拜泉县建国公社卫生院、拜泉县人民医院和绥化地区结核病防治院做全科医生、内科和儿科医生和结核病专科医生。1979年,我考取了哈医大微生物回读班,经过一年的系统听课和带学生实验课,既学习了微生物学和免疫相关知识和进展,也为临床医生转身为基础老师奠定了基础。
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一直是学校乒乓球代表队的成员。记得我初中时曾经在南岗区获得了男子单打。回到哈医大工作后,我曾获得过哈医大教师老年组乒乓球冠军(学校有过报道)和研究生导师乒乓球冠军。打乒乓球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球会友。记得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访问时,还和远东医科大学的校长打了一场友谊赛,打乒乓球是我从小养成的好习惯,我快80岁了,身体还挺好,与坚持乒乓球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希望年轻人也要热爱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980年,哈医大微生物回读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哈医大病理生理教研室工作。在学校的培养下,相继做过教学秘书、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和哈医大心脏病生研究室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全国优秀教师,一直工作到2018年(73岁)退休。
以上,就是本人在哈医大附属小学、附属中学和大学读书和工作期间的经历和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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