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过世后，不少纪念文章都纷纷出来。其中有些提到在文革中及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于是有人有些非议。当然，写纪念杨先生文章的也多有为钱杨二位先生辩护的。这些辩护或许都有一些理由。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过太多的冲击，既不是他们对政治运动有多么高的睿智，也不是他们早就有了一双火眼金睛。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导，也没经历过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受到过大冲击的最合理的理由就是：他们对这样的政治运动没有丝毫的兴趣。

在反右斗争之前，是开展的一场整风运动，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要说对党的意见，知识分子手里要提也是一大把的。主要是对本单位的掌管具体工作的领导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也有对当时的大政方针有些不同看法的，也属正常。出于爱国之心，也出于真心实意希望这些干部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知识分子们满腔热忱地站出来，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事情后来发展到另一个极端的程度，这些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像钱先生和杨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运动中，会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没有参与给党提意见，不等于没有意见。他们肯定会有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没有像其他那些人，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不好随便揣测。他们自己一直也从来没有说过。从他们的经历看来，有这样几点倒是可以推断一下。

他们对这样的政治运动没有兴趣。他们认为，他们的时间是宝贵，应该做一些更值得去做的事情。让他们来提意见，他们既不善于做这样的事情，也感觉做这些事对于他们自身地专业和工作没有意义。这样的推断是有根据的。钱先生多次表达过，他是搞外国文学研究的，但有关方面总是把他借来调去，他自己实在无暇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大量的时间都被一些无谓的事情占用了。这是让他非常痛苦的事。钱先生这样想，杨先生也会这样想。另外，或许他们还会认为，这些要提的意见不只他们有，别人也会有。或许别人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会思考得比较周全，由别人来提，比由他们来提或许更合适。

后来，他们发现，那些提意见的人都倒霉了。他们吸取了教训，产生了警觉。知道自己没有受到反右的冲击，不过是一种侥幸。在文革中，他们要想明哲保身，恐怕更是要借鉴过去的教训了。能不说的话，一定不说。因为说了也没用。他们想明哲保身的直接目的，不过还是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不是单纯为了自保。杨先生写《干校六计》，没直接提到当时的政治运动，可能也是一来觉得不太好写。她不太真正深入地了解这些政治运动，所以在表述的时候，也不太好把握得那么准。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合适。说偏了更不合适，所以不如不说。反正大家共同经历的大家也都知道。说不说的不吃紧。而且说这方面事的人也不少，不缺她一个。搞文学创作，总还要说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没关注过的事情，可能对文学本身更好一些。

可能有人会指责钱先生和杨先生过于圆滑。这怎么说呢？能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保护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保护不了自己，对自己对社会都没有任何益处。能够保护自己算什么错误吗？你在没有真刀真枪的时候，没有足够厚重的铠甲保护你自己的时候，出来乱闯是什么结果？至少那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也有人愿意牺牲自己，以身殉那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这样的人当然可歌可泣。可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这不现实，也无必要。

钱先生与杨先生，在那个时代当中，并不只是个别的例子。只是别的人没有他们二位那么出名就是了。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有名的有一些，更多的是一些无名的。但这些人与那些没有成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算不上多数。那些没有成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肯定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因为仗义执言而付出代价的知识分子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那些没有被套入这个黑牢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人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几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其实是需要人们认真研究的。至少在学术上，做这种研究的还不算多。对这类政治运动，笼统地指责和诅咒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出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时代背景，以及当时各种原因与动机，或许能够找出其中最根本的症结。或者也可以想到，不是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只有负面效应，简单做出这样否定的判断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