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一直走的是“术”的道路，而忘记了中国传统的以“道”为主的方式。这样说，的确有其道理。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自1952年才开始存在的。

或许我们发现，在清朝后期，开始兴办现代学校开始，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办师范要分科，办职业学校更要分专业。严格说来，那时中国已经感觉要走工业化道路了，所以这样的办学思路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了。由于各种原因，旧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异常艰难，而且一直被战乱所干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以更加迫切的程度提到日程上来。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与需求的，就是教育的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就是所谓“术”的教育。因为离开“术”，而只讲“道”，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苏联是我们的榜样，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就说服了我们，让我们认为苏联的教育也是成功的。

关于“术”的教育，其实美国也是走过这样一条道路的。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美国退伍军人走进大学。当时他们也面临着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问题，而就业就离不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所以当时大学里还开设着类似哲学、历史、拉丁语这样的课程，让这些美国大兵很是不爽。他们心想，老子是要学本事的，这些不咸不淡的课程在什么鸟用？于是美国的教育当局赶紧把这些被大兵们看成不痛不痒的课程下了马，只学那些术业专攻的课程。

其实，高等教育中的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这样的课程，基本是有关“道”的教育的。但由于工业化的短视，这些课程被看成无关紧要的了。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这样的课程，当然，更多的专业分工十分详细的工业学院，多少会冲淡这些课程的教育。这些课程只是成了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点缀。不过，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还是比较受重视的，这也算是一种“道”的教育。只是可能在今天看来，这种“道”有点不够宽广。

自工业革命以来，高等教育中，“术”的比重逐渐至少在增高，而“道”的比重逐渐降低，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呈现出了这样的规律性。而工业化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情况就会发生改变。美国在五十年代所实施的某些“道”的课程让位于“术”的课程，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显现出相应的弊端来。一些走上企业高管位置的当年的大学生们，思路多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说总的格局观不够大。美国人一分析，发现就是在五十年代，以术代道的教学变化导致出现这一现象。于是美国开始调整课程设置，设置所谓通识课。在通识课里，增加了人文课程的比重。这就是逐渐在增加“道”的教育的比重。

我国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所存在的以术代道的经历，有其必然合理的一面，也有疏失不合理的一面。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道的作用在不少情况下，是要重于术的。特别是学生在毕业后，很多人从事的工作与大学期间所学专业基本没有太大关系，这一事实则给人们更多的提示，即术的作用远没有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重要。很多人在毕业后，都要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只是不同的人表现也有不同。善于学习的人，无论再学什么新的领域，仍然会比较快地掌握那个领域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不太善于学习的人，在这些方面则表现得略差一点。

无论教育是偏重于术，还是偏重于道，各自都有各自的不足。过分偏重于术，自然在宏观格局上会有不小的欠缺；而过分偏重于道，则容易出现在工作细节上的疏漏。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太容易避免的。

那种认为道的教育远重要于术的教育的观点，在当前的情况下，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完全把术排斥在教育之外，恐怕也不太现实。毕竟，我们还没有走出工业化的进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本钱完全抛开术的教育。当然，对于道的教育，应该放在相当重要的层面上，这一点是应该获得共识的。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重道，兵家重术，亦重道。只是后来者只看到儒家之道，便以为可以超越其他。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术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反而遭到比较大的贬斥，似乎谁要重视术，那谁就是一个无道之人。这显然是有点过分了。如果我们用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术与道本来就是相互联结的。道存在于术中，术中也隐藏着道。没有术的道，没有人能弄明白；只有道而没有术，多为空谈。只有术而不顾及道，又不易有远大的眼光。或者说那种不顾及道的术，其实也有一种道，只是那种道的格调不是太高就是了。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即使将来更重视道的教育，也不能完全丢开术的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