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前，除了给本科生讲公共课之外，也给本科生讲过选修课。讲的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就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最早是给我们系的本科生上的选修课，当时课时也比较多，大约有三十多个吧。后来，系里修改教学计划，把这门课给取消了。后来就改成了给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但课时大大被压缩了，只有十几个课时。

在给系里的学生上那三十多个学时的选修课还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最早的方式是让他们自己先念上一段，然后由他们自己来讲。或许当时我的想法太简单了，当时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列的书，让他们讲，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实际上对马列的东西有一种小小的莫名的排斥。所以在课堂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和他们讨论问题上。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上课方法。思想只有不断地碰撞，才能产生火花。这对我的教学经验的积累很有帮助，因为这种讨论或者说是争论加深了我对这本书的认识和理解。

在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让学生读马列，大约是让不少学生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我也不讲上这门课的意义和作用之类没用的废话，只是就讲书上的内容。当涉及到今天看来什么也算不上，但在当时的学生看来，可能有点敏感的内容时，学生们就来情绪了，会有同学争着向我发问。我就喜欢这样的时候。或许他们带有某种情绪，或者他们带有某种质疑，或许他们干脆就是想作对，这都无所谓，但这会让我在和学生的讨论与争论中不断研究这本著作，不断挖掘内在的更深刻的东西，这让我有很大的收获。

在与学生的讨论和争论中，我并不以为能够辩过他们，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人家还是孩子，也没读过什么书，跟他们争这种高下我并没有兴趣。但是我想要做的，是启发他们的思考。因为可能过去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讲过这些东西，他们听到的，读到的，都可能和马列著作中所叙述的都有所不同。所以用这些东西去激发他们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后来的学生，这种排斥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是会提出一些他们在读书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而在开设全校公共选修课时，我与学生之间的讨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只有十几个学时，所以必须要抓紧把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和观点讲出来。虽然这本书从九十年代一直讲到退休之前，大约有十多年的时候，但是我发现，每次讲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有些内容，书上写的很清楚，所以当时也没有顾得上多想。但是在讲课的过程中，发现这里还是真有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这些东西过去是被我忽略掉的，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从这个不断重复的课程中却总能发现新的并不重复的东西，这确实是让人快乐的事情。所以至少我以为，不要以为给本科生上课就可以糊弄，以为讲过那么多遍了，就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每次讲之前都要读几遍，而每次发现的新东西，都会让我认真地去思考，去寻找对问题更有用的回答。

当时还给本科生开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是这本书篇幅太长，只能选讲其中一部分。后来这门课也被系里的新的教学计划给取消了，而这么大的篇幅也不适宜在只有十几个学时的公共选修课上讲。所以后来就拉倒了。

给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主要讲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那是他们的学位课，所以研究生们也都比较重视。另外，也给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的研究生讲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个高等教育专业的博士生主动跑过来，想听这门课。这门课以讨论为主。他们先在下面读，在上课时，由他们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因为这门课开得时间比较晚，所以没讲几轮我就不讲了，后来的老师们接着给研究生们讲。

《自然辩证法》篇幅也很大，而且是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完成的著作。所以讲的时候显得比较杂。但由于每次准备得都还可以，所以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基本还算顺利。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分工，每个人讲不同的段落，讲完后，大家向他提问，并且进行讨论。在学生自己讲的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来发现他存在的问题，然后再进行质疑和讨论。

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有什么收获，自有他们的理解，我可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原来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只是一种单纯的阅读，当然也有自己的思考。但是如果要讲这些东西，那就要挖掘得更深入一些才行。所以学无止境在这里真是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这种没有止境不仅只是在广度和范围的维度上，也体现在深度和纵向的维度上。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的进展，这些理论问题又会面临新的挑战，当老师的也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用理论去回应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