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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为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中长期计划,为中国按部就班地发展提供了预制的蓝图。中国虽然每五年更换一届政府,但这些规划仍然能够稳步执行。台湾媒体也有报道,大陆的眼光是放在四十年之后,而台湾的眼光只有四年。当然这与每四年在台湾举行所谓“大选”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的。在中国亟须进行工业化的初期,由于资源紧张,必须集中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计划就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所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体制发挥了最大的优势。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为中国最初的工业奠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最初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往后,计划经济的权重在逐年下降,而市场的权重在逐年上升。直到最后,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位置就已经淡化了。
不能否认,在尝试进行市场经济之初,有些观念认为,计划经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虽然那个时候,国务院还保留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编制,但计划的作用几乎严重地下降了。不过,计划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这里的关系有点微妙。这时,到底还要不要国民经济的计划,也是有争议的。没有计划体制了,还要计划有什么用?但是完全没有计划,国家的发展前景就显得一片茫然。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哪些领域是国家的重点发展对象?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无法回避的。
所以,没过几年,国家计划就开始制定与发行新的发展规划。这里还有个插曲。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有意刁难我们,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理由是中国还有个计划委员会。有计划就不是市场,有市场就不能有计划。为此,国家把计划委员会改成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即今天的发改委。实际上,发改委的作用与计委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深感到,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不可以的。所谓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无序的竞争的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调节作用是不可以缺席的。当时,除了加强宏观调控之外,对于国家发展的远景规划也是必须的。于是,每五年制定与发行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就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印象里,从第十个一年规划,一直到最近的“十三五”,这种发展规划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国家很多基建项目,与重大项目的立项与建设,都是在这些发展规划的指引下进行的。
在这个历程中,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日趋完善,原来大量的空白点,逐一得到填充。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在对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和投入上,也是根据需要制定规划,并且依据规划来进行投入和建设。
现在的发展规划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通过直接投资来进行建设的。现在,除了少部分重大专项需要由国家直接投资外,绝大多数项目都是通过银行贷款或者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事实证明,用这种方法来实施规划中的项目,是利大于弊的。这要求项目的负责人需要承担相关必要的责任,而且在资金使用上也会力争俭省,减少浪费现象。
在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之后,他们的建设与发展就没有可能制定类似的发展规划。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他们关注的只是选票。选举耗费了这些政党的极大的精力与时间,从而即使是在执政期间,也无暇顾及国家的更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在打选战的时候,任何政党提出的所谓国家长期发展规划,都不会太引起选民们太多的兴趣和关注。选民们只会关注他们的眼前利益。而且,即使选民们有人在关注这样的话题,但如果你选不上,这些长远的规划就没有意义。即使你现在选上了,四年后,如果下台了,那么那个长远的规划还没来得及实施,或者只实施了一小部分,在其他政党上台之后,这个长远的规划最终还是会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吸引更多的选票,任何长远的规划与承诺都要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不知道这算不算西方民主制的一个重大的弊端,但至少这算得上是一个弊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规划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是台湾地区的一些公务员,也对大陆的发展规划发生兴趣。曾经就有台湾公务员问过这样的问题。民主制度是不是大大地降低了施政的效率?大陆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很快就能干成。而台湾的许多项目,开始都说得很好听,可是到了后来,要么就没有下文了,要么,即使启动了,也进展十分缓慢,久拖而不能完成。当然,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不能用单一的原因给予解释。但毕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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