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为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中长期计划，为中国按部就班地发展提供了预制的蓝图。中国虽然每五年更换一届政府，但这些规划仍然能够稳步执行。台湾媒体也有报道，大陆的眼光是放在四十年之后，而台湾的眼光只有四年。当然这与每四年在台湾举行所谓“大选”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的。在中国亟须进行工业化的初期，由于资源紧张，必须集中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计划就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所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体制发挥了最大的优势。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为中国最初的工业奠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最初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往后，计划经济的权重在逐年下降，而市场的权重在逐年上升。直到最后，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位置就已经淡化了。

不能否认，在尝试进行市场经济之初，有些观念认为，计划经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虽然那个时候，国务院还保留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编制，但计划的作用几乎严重地下降了。不过，计划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这里的关系有点微妙。这时，到底还要不要国民经济的计划，也是有争议的。没有计划体制了，还要计划有什么用？但是完全没有计划，国家的发展前景就显得一片茫然。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哪些领域是国家的重点发展对象？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无法回避的。

所以，没过几年，国家计划就开始制定与发行新的发展规划。这里还有个插曲。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有意刁难我们，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理由是中国还有个计划委员会。有计划就不是市场，有市场就不能有计划。为此，国家把计划委员会改成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即今天的发改委。实际上，发改委的作用与计委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深感到，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不可以的。所谓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无序的竞争的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调节作用是不可以缺席的。当时，除了加强宏观调控之外，对于国家发展的远景规划也是必须的。于是，每五年制定与发行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就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印象里，从第十个一年规划，一直到最近的“十三五”，这种发展规划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国家很多基建项目，与重大项目的立项与建设，都是在这些发展规划的指引下进行的。

在这个历程中，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日趋完善，原来大量的空白点，逐一得到填充。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在对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和投入上，也是根据需要制定规划，并且依据规划来进行投入和建设。

现在的发展规划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通过直接投资来进行建设的。现在，除了少部分重大专项需要由国家直接投资外，绝大多数项目都是通过银行贷款或者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事实证明，用这种方法来实施规划中的项目，是利大于弊的。这要求项目的负责人需要承担相关必要的责任，而且在资金使用上也会力争俭省，减少浪费现象。

在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之后，他们的建设与发展就没有可能制定类似的发展规划。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他们关注的只是选票。选举耗费了这些政党的极大的精力与时间，从而即使是在执政期间，也无暇顾及国家的更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在打选战的时候，任何政党提出的所谓国家长期发展规划，都不会太引起选民们太多的兴趣和关注。选民们只会关注他们的眼前利益。而且，即使选民们有人在关注这样的话题，但如果你选不上，这些长远的规划就没有意义。即使你现在选上了，四年后，如果下台了，那么那个长远的规划还没来得及实施，或者只实施了一小部分，在其他政党上台之后，这个长远的规划最终还是会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吸引更多的选票，任何长远的规划与承诺都要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不知道这算不算西方民主制的一个重大的弊端，但至少这算得上是一个弊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规划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是台湾地区的一些公务员，也对大陆的发展规划发生兴趣。曾经就有台湾公务员问过这样的问题。民主制度是不是大大地降低了施政的效率？大陆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很快就能干成。而台湾的许多项目，开始都说得很好听，可是到了后来，要么就没有下文了，要么，即使启动了，也进展十分缓慢，久拖而不能完成。当然，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不能用单一的原因给予解释。但毕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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