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人人网上发布一张李小文先生的“工作照片”引起了科学网的热议和热捧，发表感想的博文铺天盖地，并引起“主流媒体”关注。短短一天点击这篇报道人数达到数十万之多。以至于前几天在北京出差和几位教授吃饭时，一位教授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会有怎样的“深刻寓意”？我自然说不知道。从一些博文可以看到，博主们对小文先生那张“不修边幅”照片感兴趣。新浪网贴出了2009年3月“经济观察报”记者晏礼中对他的长篇采访报道。这篇报道粗略勾勒出李小文先生“为人、为学、为事”风格，主体内容很是正面，大家的热捧“物有所值”。  

我和李小文先生的行当虽然同属“地球科学”，而且应该属于“大地球物理”范畴，但我们之间并不认识。因为人家是院士，我是一个普通教授，我们不是小同行，所以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没有交集。当然，作为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在听学校遥感老师上课时经常引用他的遥感科技成果，领略了他在国际遥感领域所处的崇高学术地位。按照以前关于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的“老五届”与“新五届”分法，我们都属于“老五届”（1966-1970）。“新五届”是指1972-1976期间的工农兵学员，两个“五届学生”主要差别在于：老五届经过正式高考入学，具有比较扎实的中等教育基础，而且那时大学生录取比例很低，所以大学生质量应该不错。新五届为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质量参差不齐。我留校当老师教过的学生中有参加抗美援朝的钻机机长，年龄比我大不少。当然那是历史造成，与我们十届大学生个体没有关系。所以，同属于“老五届”是我和小文先生唯一的共同之处。当然小文先生读书早，虽然比我小1岁，但比我还早2年大学毕业。所以，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代沟”，相信对一些社会问题会有共鸣。这篇博文只想对这篇采访报道发表一点看法和意见，算是就这个热门话题凑个热闹。

其实，这张极其普通的工作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轩然大波，大概有两个关键词：李小文先生的院士“身份”；他的“貌不惊人、不修边幅、随意着装”衬托出的“外貌形象”。按照国外有的大学要求教授上课着“正装”或者衣冠整齐要求，小文先生随意着装上课的事情不应赞扬。我这篇博文之所以用“李小文先生”就是刻意淡化他的“院士称谓”。我认为，对一个学者以“先生”称谓要比“院士”称谓更加“崇高”。无论我们的政府和一些社会大众对“院士”称谓多么推崇和热捧，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学术荣誉称谓而已，而“先生”包含了德行好的“院士”称谓，反之则不然，尤其对于个别迷恋地位、权利和财富院士并不能享用中国悠久历史积淀形成的“先生”称谓。至于一个人的外貌形象取决于两方面，貌不惊人属于“爹妈”赐予，旁人不应责怪。况且一个人仅仅具有美丽外貌，那他（她）只能养眼，而不能养心。只养眼的外貌不可持续，“半老徐娘”就是对女人随年龄增加美丽外貌“贬值”的准确表述。记得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位老人在菜场碰到一位年过半百素面的“原漂亮女主持人”时，竟然用怀疑的眼神问她：你是否过得不好？然而，着装取决于个体，一个老师上课期间着装过于随意不应该“表扬”和赞扬。试想一个大学如果个个教授都那样随意着装上课，学生上课期间的“视觉效果”一定不好。我们不必拿世界上一些学识渊博而“不修边幅”的个例说事。当然更不能将小文先生平实风格和高尚道德情操与不修边幅混为一谈，那样就有点喧宾夺主。因为，当下我们社会公众对那些看重地位、权利和财富，且装腔作势，唬人的“权威”已经厌烦透了，所以相比小文先生这种“平实”加“潮人”的随意就显得“弥足珍贵”。这可能就是这张工作照“轰动效应”的原因。

虽然过去5年了，这篇报道仍有现实意义。采访中，记者共向李小文先生发出31个问题，通过小文先生回答记者提问，让社会公众知晓了他的“光荣成长史”。这篇采访报告给我的印象总体很是正面，无容置疑。整个采访报道的闪光点是：作为一个遥感领域国际著名专家学者，那种平实的感觉真好。通篇报道中，小文先生回答记者所有提问没有“故意做作，高谈阔论，没有官话，套话”，没有高高在上的“指点迷津”，也没有那些“为国为民”分担忧愁的“豪言壮语”。回答记者提问都是一些非常朴实的话语，看后让人感觉非常爽快。

小文先生在回答记者一个关于他“人生第一个转折”提问时说：“我们毕业时，毕业去向分了四档，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能分到国防科工委；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第三档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谈不上多大的罪，没什么大把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这说明小文先生可不是一个书呆子，灵魂深处还是具有政治敏感。因为我们当时大多数人一般并不知道毕业分配原则，或者最多知道要政治挂帅，具体怎么挂帅也是稀里糊涂，不知道小文先生所说的那样详细四个等级，说明他还是很关心时事政治。

小文先生在回答记者“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的问题时说：“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真的没有，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这个我相信，中国人的人情味重，重亲情和友情。据我所知，上世纪30后，40后出生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在文革结束后公派出国访问按时回国的比例很高，我所在系出国访问1-2年的教师全部按时归国。这些人当时大多数都有家室，小文先生当时可能已经是“儿女满堂”了。亲情难以割舍，这是我对小文先生学成归国的另类解释。

当然，我对小文先生答记者问中对自己成长过程的表现有点“糊涂”。似乎他属于一个“怪才”人物，从小学习“不认真”，爱玩，脑子反应快，在美国学业繁忙还不忘看小说，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其实从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到，“勤奋刻苦”表现依然是他成才的“主旋律”。从他回答记者时说“我这个人随性，但不懒散”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因为懒散的反义词应该是勤奋。我自己是一个“俗人”，“勤能补拙，天道酬勤”是我几十年来崇拜的工作信条。我始终坚信，世界上应该没有“笨人”，只有不勤奋不努力的人。

小文先生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用李嘉诚基金会奖励的钱拿出120万元成立了一个“李谦奖”，除了彰显他高度社会责任和爱心外，也是表示他对去世长女的深切怀念。我也很赞赏他关于“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这种务实的选择学生观点。此外，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或隐晦地批评院士遴选过程中的某些“奇异现象”和一些奖励评审过程中的无奈。例如他回答记者“关于他评上院士”的提问时关于长江学者一等奖的评选。他说：“评李家洋的时候，我已经得过了，算是评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奖就是上不去”。从报道中我们才知道居然有人威胁一位院士同学：“你不推荐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我听了也很恐怖。

总之，通过这篇采访报道，我们可从李小文先生身上学习他优良的“政治品质”和“道德操守”，对科学技术孜孜以求精神，而不是“随意着装”和“不修边幅”外貌。当然，如果小文先生及他的家人能够将他的外貌稍微“捯饬”一下，“鲜光”一点就更完美了。

2014年4月2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