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林中祥教授的博文：“学者水平是与国情、校情紧密相关的”，激活了我对“中外教授”话题的欲望。我早就想写一篇这个话题博文，评论某些“高水平教授”对中国教授并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我在他的博文后面的评论是：“我将写一篇博文支持你！中国教授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外国教授吃的是奶，挤出的还是奶”。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中国教授（研究员）一定不都是水货”，那是针对一些人将中国教授说得一无是处的论调。显然，这篇博文不打算讨论教授水平高低话题。这个话题人们说过很多，事实也摆在那儿，无需过多讨论。况且，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两种背景相差如此巨大情况下进行简单比较毫无意义。我多次阐明我的观点：尽管我国发表论文总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革命尚未成功，教授仍需努力”。

经常有人将国外大学教授的成果，实际上就是发表论文情况与国内大学教授比较，并以此对中国教授说三道四。我很早注意到这种论调，但是迟迟没有写一篇这个选题博文，已经忍了很久了。当然相关观点在我的多篇博文中有所流露。例如我曾经在“解读美国华人的心境”博文中有一段话，现照录如下：“在国外拿了学位，然后又工作了多年，（享受了富足的生活），利用国外好的科研平台和氛围及一点语言优势，在国际专业刊物上（包括NS）多发几篇学术论文，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关注的是你在国际领域内某些重大科学进展贡献了多少，这个贡献一定与你发表论文的数量之间不一定正相关。我们看到，世界重大发明和科学创造成果，还是欧美人士统治，我希望华人专家们在这方面为我们祖国争点光，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国籍”。

我本人是于1989年开始接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研究所的一位正教授Hansen博士，当时得到一位老教授推荐和他进行科研合作。我在去年9月7日博文：“回忆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合作”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合作研究经历。Hansen教授后来成了丹麦科学院院士。1994年利用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时顺访了德国基尔大学岩石矿物研究所，也结识了一位德国教授。所以，应该说我还是比较早了解国外知名大学教授的一点情况。后来由于科研需要，我也经常查阅我研究领域同行科研论文发表情况，发现国外不同大学之间，风格不同，认识各异，发表论文情况差别很大。以MIT为例，据说博士后平均每人发表不到1篇论文。有的研究人员侧重论文数量，他们注重及时发表阶段性成果，论文数量较多；有的注意质量，希望将一个较系统成果作为一篇文章发表，论文数量较少。在我研究方向的欧美大学和国家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中，发表论文数量差异也很大。有的一年可以有若干篇，而有的很少，尤其是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每年承担的教学任务很重，有的教授还承担了大量社会服务，例如国际专业学会工作。我一位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朋友，在他发表论文列表中，他与我和我的学生合作论文是他近10年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作为第一作者“好”论文好像还是将近30年前在美国读研究生发表的论文，但是人家教学水平和质量在香港大学很有名，曾获得过港大的“教学名师”，他给我看过港大报纸对他教学名师的报道。

我们稍加调查就能知道，只有在那些不成熟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评价理念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我们国家当下就是一个典型，将论文数量及其它一些非学术因素（数点数）放在“头等重要”地位。诚然，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这些做法也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我们距离一个成熟科学评价国度尚有很远距离，我们还处在将学术论文数量与质量并行的科学评价体系过程中。众所周知，真正国外历史悠久有点名气大学一定注重成果的影响力，而不是论文数量。据说MIT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一位大牛至今第一作者论文只有20多篇论文。在他们那儿教授们对于我们国家一些学术单位过度强调论文数量的现象匪夷所思，不得其解。

我认为，在讨论中外教授水平差异时，一定要结合国情，结合研究背景差异，那种简单对比毫无意义。我赞成林中祥教授博文中的观点，我们不能抛开中国发展过程的实际，大谈什么依照论文数量，很多（有的甚至说所有）中国教授达不到国外大学讲师水平。我想，如果将全世界当成一个大家庭，你不能要求享受待遇相差10多倍的家庭成员产出同样的成果，那很不公平。目前全世界各国，即使是物资丰富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奉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付出与回报应该成比例。欧美教授们住着别墅，开的好车，享受优质的服务，吃着放心食品，喝的干净饮用水，呼吸清洁空气。而我们中国教授呢？除了生存条件巨大差异外，我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做点学问也就是近30年的事情，各种与学术研究相关的积累（科学研究理念与经历）实在太少。

我回忆1970年参加工作时年薪不到300美元（按当时1:2.46比价），即使在2011年退休前最高时也不超过2万美元（按1:6.5）。据我所知，目前国内高校月薪超过2000美元的教授为数不多，这种薪酬水平不知道是否达到了欧美大学讲师的标准。我们这一辈真正开始搞科研大概年龄都在近40岁，国家基金委成立时我年方40。我获得第一个国家基金1991年时已经45岁，更不要说科研平台条件。我自己当时很多岩石磁学参数测试都要依赖在国外学生帮助，记得至少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学生直接帮助过我。至今回忆起来那时的科研之路倍感辛酸，所以，我自己始终相信，尽管中国教授的科学研究成果水平与国际同行之间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是差距正在缩小，中国教授们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因为，中国教授吃进去是草，挤出来是奶；外国教授吃进去的是奶，挤出来的还是奶！

2013年7月6日完成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