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沣受权发布常兴照先生的<龙山文化与后羿的传说 >.因上次发布的文章错误较多,现重新发布.

常兴照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中国北京  100029）

后羿是东夷民族的著名首领，曾给我们留下许多生动的神话与传说。著名的如“羿射九日”、“擒杀六害”、“嫦娥奔月”、“逄蒙学射”、“后羿乱夏”等等。自汉代以来，关于后羿的研究与解释汗牛充栋，但从其考古文化和族团源流方面进行讨论的廖无几人。友人王守功先生曾作《夷羿族团的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了后羿部族的地望、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变迁过程，分析了其演变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启益良多。但依据笔者对后羿文化的研究与理解，对后羿族团所处时代、生发过程、文化演变等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析论如次。

一、后羿传说概论

通检载籍中关于后羿的传说，是一半神半人、有大功大过、毁誉参半、宗姓不清、时代难定的人物形象。尊其为“神”，因为他是上帝降派下界的使者，是“以扶下国”的钦差。《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糵夏民”。说其为“人”，因为他不过是一善射的英雄，最后尚且被其好心收养的弟子残害。《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夷羿作弓”。《淮南子·修务训》：“羿左臂修而善射”。《荀子·儒效》：“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言其大功，因其上射作恶之十日；下杀为害之禽兽；万民皆喜。指其大过，因其“革糵夏民”、信用寒浞、“淫于原兽”，“因夏民以代夏政”，扰乱了天下秩序。誉之者，称其为后羿、仁羿、帝羿；毁之者，呼之为夷羿、淫羿。关于其宗属渊源，比较明确的关系有两个：一为帝俊，《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说文·弓部》：“（羿），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帝喾即帝俊，是则后羿为帝俊属下。一为帝尧，《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于是后羿又为尧臣。就文献反映出的后羿所处时代而言，则上至喾、尧之际，下至太康失国。更有甚者，《太平御览》卷八○五引《随巢子》曰：“幽历之时，奚禄山坏，天赐玉玦于羿，遂以残其身，以此为福而祸”。则羿又成了西周晚期之际的人物，说甚奇特，一般不为学者据。判其处于唐尧至夏初之际，乃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大量民族志材料和古史研究证明，历史传说中的神物、动物或怪物形象，往往是不同图腾崇拜和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氏族名称。上述文献中的众多奇兽怪物，亦应作如是解。后羿的征、杀、擒、射，实际上是一个氏族集团对外发展扩张的历史进程。如果将上述各种记述归类概括，则不难看出，除了幻化的“嫦娥奔月”等传说之外，后羿的主要故事无非是两个时代、两种身份、两件大事、两种结果。即喾、尧时期为神，射日除害，万民皆喜；有夏之际为人，扰民乱夏，身败名裂。前者多见于诸子杂家，后者常见于经传正史。如果进一步考订两大事件所涉及的人物、地点及内在联系，就会发现前者多发生在东方，甚至基本都在海岱地区；后者则发展到了豫北、豫东以及河洛一带。

先看射十日：十日即“十日之国”，一般均认为在东方。《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论衡·说日》：“东方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汤谷之地，或谓在山东东部；或谓在辽东，或谓在朝鲜与日本一带。吕思勉先生就认为，古之山东、辽宁、朝鲜三半岛及日本，都应属于旸谷范围。郭璞于“汤谷”下注曰：“谷中水热也”。《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东经》：“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这里大壑、旸谷、甘渊、温源谷、汤谷均为一地而别称。综合各种资料，论知《山海经》中的东海实应为今天的沂沭河盆地，大壑就是沂沭大裂谷，温源谷其实就是沂沭河盆地的热泉河与热泉湖。地质地貌资料表明，沂沭裂谷系主体位于山东省境内东南部。东濒黄海，北临莱州湾，西侧为泰沂山

脉。裂谷系内地形复杂，以低山丘陵为主；中部为呈北北东向展布的串珠状丘岗，对应于沂沭断裂带，称贡丹山地垒；西部为泰沂山脉及鲁南丘陵，东北部为五莲山、马耆山等呈北东走向的低山丘陵，南部为苏北残丘。区内广布湖沼相沉积。山东第四纪湖沼相沉积划归全新世黑土湖组和白云湖组。黑土湖组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多集中在10000～4000aB.P 之间,属全新世早-中期 ,分布在山东大部分地区和苏北地区,地貌上为剥蚀堆积平原的古洼地、坳谷及水系两侧的洼滩,具区域性标志层意义。该组成因与当时构造运动减弱和湿热古气候有关,该组与沿海地区全新世中期海侵层大致同时形成, 是当时海平面上升, 内陆排水不畅致停滞水域中的沉积物。全新世早、中期存在的湖沼在4000a 前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发育活跃的河流，山区形成临沂组、沂河组，平原区形成黄河组。有意思的是至今这一地区的众多地名，仍以“湖”名之，群众下地干活亦称“下湖”。据赵希涛等先生的研究，全新世海面变化可分为6000年以前的急剧上升、6000—5000年间的最高海面和5000年以来的相对稳定或稍微下降三个阶段。高广仁先生据此认为气候的回升引起冰流的消退，然后才导致海面上升。并推定大汶口早期处于高海面期，大汶口中期则处于海面下降期，大汶口晚期处于低海面期。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大汶口早、中期之际的沂沭盆地，大部分是湖泊大淖，也就是《山海经》所记的东海。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水面下降，很多高岗土丘出现，文化才发达起来。由此亦可推知，秦汉之际在这里设立东海郡，不是没有道理。进一步研究可知，沂沭裂谷系基本与沂沭断裂带重合，新构造运动表现得十分强烈。在许多地方，晚白垩统地层倒冲在第四系地层之上，浅源地震频繁发生。自公元前70年以来，已记载了五次七级以上强震，小于五级地震时有发生，这些地震源深度多在20一40公里，反映了裂谷的活动机制。裂谷系地热场呈高低相间的带状分布，轴部裂谷带（即临沂、沂南、安丘一带）为一带状地热区，地温梯度3.66一4.58℃/100m，热流值1.49~1.88HFU，都比鲁西、胶东地区要高。在沂南铜井、临沂汤头等地还有几处水温50C以上热泉出现。较高的地热场与裂谷系的地质历史紧密相关，表现为深部热，地表张裂，可能反映了古裂谷的特征。在临沂汤头，热泉流水形成一条河流，因名汤河。隆冬之际，热气氤氲，蔚为壮观；是与《山海经》中的汤谷极为吻合。推测在大汶口中晚期之际，在强烈的地质活动之后热泉大量出露，形成热海或热渊是十分可能的。可以认为，沂沭裂谷系中呈带状分布的地热场形成的热泉，就是古籍中的汤谷或者甘渊；位处带状地热场附近的胶州、胶南、莒县、莒南、诸城、五莲、日照、临沂等地，就是“扶木”与“十日”的所在地。由于湖水及“汤谷”的缘故，这一带大汶口早中期遗存发现较少，只是到了大汶口晚期的低海面期，这一带才空前发达起来。从文献、考古资料与地质、地貌，综合推考，汤谷实即沂沭裂谷带及这一带的热泉地貌，“十日”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陵阳河类型、三里河类型等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理由有三，其一大汶口晚期陵阳河类型为崇日民族，其刻画于礼制器物上面的神圣徽号多有祭日之形；其二，古代先民认为山东东部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许多与崇拜太阳有关的神话与传说多发源于此，如秦汉之际的八主之祠，其日主、阳主、月主、四时主均在这一带；其三，及至秦汉之际，沂沭河裂谷地区的众多地名仍然与太阳有关，如城阳国、阳都、开阳、启阳等等，应有其历史渊源。

再看杀猰貐：《山海经·海内南经》曰：猰貐“龙首，居弱水中”。《北山经》又说其居“少咸之山”，“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又写作窫窳。此或即《海外东经》的“肝榆(之夷)”，猰貐、肝榆可以通转。汉东海郡的赣榆县名，可能来源于这个氏名。所居弱水，据何幼琦先生考证，《海经》中的昆仑，即今天的泰山；弱水为大汶河。《山海经》中“弱水”与“若水”多见，舛变转借，非指一处。窃以为此“弱水”或与《海内经》：“南海之外（一作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中的“若水”相通，若水、若木是相互联系的地名和事物。《史记·秦本纪》云：伯益次子若木被封于徐国，为徐氏始祖。徐国地在苏北；故若水或在鲁南苏北一带。是则猰貐一族，或与苏北地区的某些文化遗存相关联。

关于诛凿齿，严文明先生早就指出凿齿系指“具有拔牙风俗的人民”，也就是存在拔牙习俗的鲁中南地区大汶口至龙山文化的先民；说不可易。凿齿被杀的畴华之野，高诱注：“畴华，南方泽名”。畴为古国名，《国语·周语》：“昔挚、畴之国由大任”。注：“挚、畴二国任姓，奚仲、仲虺之后，大任之家也”。奚仲、仲虺均居薛，在今滕州境内。《左传·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因此挚、畴二国亦应为薛之后人。古畴华之野，亦当不出薛之邦畿。《山海经》一书所言方位，多以岱岳（冀州）为中心，滕、薛一带，亦属南方。所以，畴华之泽，极有可能在现在的微山湖一带。微山湖属于断陷湖，七百万年以来，由于地壳强烈运动，形成大面积凹陷并在鲁中山西形成涝洼区，历史上在泗水、洙水等河流的作用下多次形成大泽。畴华之野，应在今天的枣（庄）、滕（州）一带。

还有杀九婴：《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九婴，水火之怪，为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凶水既在北狄，九婴似乎也属北狄之族。北狄泛指北方古代民族，范围很宽。但尧舜之时的北狄，却在山东西部到河北中部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毕沅注：“《墨子（节葬篇下）》云：‘尧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则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吕氏春秋·安死篇》：“尧葬榖林”。高诱注：“传曰：尧葬成阳，此云榖林，成阳山下有榖林也”。是则狄山、蛩山、成阳山皆为一地而异称。此山位处何处，无法确指；但成阳故城在山东濮县东南，当今鄄城一带。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鲁西、豫北地区地形变化较大；狄山或者蛩山可能已经湮没或者变形难识。狄山又称蛩山，蛩通穷，可能即与有穷后羿斩杀九婴有关联。又《竹书纪年》卷十一载：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中山为白狄之国，穷鱼为中山之邑，穷鱼之穷，似乎也与后羿有穷氏密尔相关。总之，北狄之地，其实就在山东的西北部与河北的中南部。至于凶水，窃以为即古衡水，亦即《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的衡漳水。从音韵学上说，衡为匣纽，庚韵；凶为晓纽，钟韵；晓、匣古为双声可通，庚、钟韵尾相同易转；衡、凶可谓一音之转。故推论后羿在古衡水一带征伐九婴，还是比较谐顺的。  

再论缴大风于青邱之泽：《山海经·海外东经》有青丘国；《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南山经》有青丘之山。《淮南子》曰“缴大风于青邱之泽”，则青邱又是个湖泊。《元和郡县志》云：“千乘县，县北有青邱县，以齐景公有马千驷，畋于青邱得名”。位于广饶、寿光一带。原有青水泊，即青邱之泽，现已堙塞。至于大风，高诱注：“大风，风伯也，能坏人屋舍”。风伯或谓即风神飞廉，屈原《离骚》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句，王逸注：“飞廉，风伯也”；又或谓即鸷鸟，师旷《禽经》：“风翔则风”，张华注：“风禽，鸢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鸢即鸷鸟，是说风伯为鸷鸟，见则有大风。其实飞廉也是一种神禽，《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注：“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也’”。所以大风就是一种大鸟，或者就是大凤。后羿所灭大风，应该是一崇鸟的氏族，位于淄河流域的广饶一带，推之当与爽鸠氏不无关系；或即爽鸠氏之遗裔。

再如断修蛇于洞庭：若论洞庭之位置，这是后羿征讨对象中最远的一个。与后羿对其他部族的征讨区域比较，攻击修蛇的范围跳跃太大，有悖于常理。袁珂先生认为，修蛇即《海内南经》中的巴蛇，也就是《海内经》朱卷之国的黑蛇。何幼琦先生则认为，蝮蛇、巴蛇、黑蛇、玄蛇都是《海外南经》中“岐舌”的双音词；也就是《淮南子》、《吕氏春秋》中的“反舌国”，与“不死民”为邻；“不死（民）”当系《战国策·秦策》苏秦讲“昔者神农伐补遂”之补遂的同音词；是为灼见。严文明先生指出，汶泗流域大汶口早期文化中有在人口中含放陶、石小球的习俗，口含小球，影响发音，可能会使人误以为他们的舌头有问题，久之形成习惯，说话亦含混不清，所以称之为岐舌。现今泗水、曲阜、滕、薛一带，说话咬舌音较多，四、十不分，飞、水同音，证实了严先生的推断。修蛇（岐舌）既在汶泗流域，洞庭亦当距此不远。稽之文献，现在的东平湖历史上也曾称为洞庭。唐苏源明《小洞庭洄源亭讌四郡太守诗并序》歌曰“小洞庭兮牵方舟……”即指此。东平，古称东原。唐虞夏商时期属徐州。《尚书·禹贡》对“徐州”的记述是:“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原厎平”。“东原厎平”为东平得名之始。东平湖历史上与周边多处泽薮如大野泽、雷泽、梁山泊等有演变关系，东平湖与洞庭湖也音近易转；因之修蛇所居洞庭可能就是东平一带水域。另外，帝舜有虞氏的后人遂国，也在这一带。《左传·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杜注：“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认为在“今兖州府，宁阳县西北三十里有遂乡”。此遂，极有可能即神农所伐的“补遂”旧地，也就是“不死”之民的区域。所以，论指修蛇与洞庭均在汶泗流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不排除随着后羿南下西进，逐鹿中原，推翻有夏，将“断修蛇于洞庭”的故事传播到长江流域的可能；或者是后人因洞庭湖成名之后，派生出相关传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再看封豨，高诱注曰：“封豨，大豕，楚人谓豕为豨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日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厌，忿纇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有仍传为太昊后裔，封豨之“封”，当为太昊风姓之“风”；夏后帝相的妃子后緡为有仍氏女；后羿所灭封豨，当为有仍支系。有仍故址在今金乡县一带，封豨之地亦距此不会太远。封豨被杀的桑林，商汤曾于此祷旱祈雨（《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商代早期都城，多在豫东、豫北或鲁西南地区迁移，推测桑林可能就在鲁西南一带。总上可知，后羿初期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局限在海岱地区；可以认为是东方民族的一次统一进程，不过这次进程太过于惨烈了。

后羿的第二阶段或言第二件大事，主要是带领集团成员对中原地区夏民族的征讨。前引《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语十分详细的记述了这件大事的过程；《左传·哀公元年》伍员谏夫差语对这一过程的后段亦有更生动的描述，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在《国语·晋语》魏绛语和《史记·吴世家》伍员语与这两段记载前后文相同，但均无此夏后失国的逸史。故康有为、顾颉刚、童书业等皆斥之为刘歆伪造《左传》之文。从这两段逸史的内容看，似非汉代人所能伪造。《史记·夏本纪》言“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集解》：“孔安国曰：‘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说明夏代确有中衰之世。《国语》、《史记》记三代历史，是以中原为正统的，或许存在“为王者讳”的心理而避之不谈这段令夏族羞耻的历史；故而后羿也就被名之为夷羿、淫羿等蔑称，是可以理解的。与后羿乱夏过程有关的氏族主要有寒浞、有鬲、有仍、有虞、斟灌、斟鄩等等，有必要对他们稍作探讨。

首先是寒浞：寒浞是后羿代夏的同盟部族，后期取而代之，袭有穷之号。特定意义上说寒浞当为乱夏的罪魁祸首。史载其为“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氏宗姓不明，史籍无征。但是从寒浞与后羿的关系上考察，伯明氏实为逄伯陵氏；寒浞也就是逄蒙。逄伯陵氏也称伯陵氏，《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则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伯明与伯陵读音相近，上古明音属蒸部，陵音属耕部，韵尾相同，或可旁转；是为一。伯陵氏地在鲁北，《左传·昭二十年》：晏子语“昔爽鸠氏始据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明言其在齐地。伯明氏亦在鲁北，《左传·襄四年》杜注：“寒，国。北海（今潍坊）平寿县东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两者地域相同，是为二。逄蒙与寒浞，都是杀羿的当事人，《孟子·离娄下》：“逄蒙学射于羿，思天下惟羿愈己，于是杀羿”。《左传·襄四年》：“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两者事迹相同，是为三。所以，寒浞就是逄蒙。《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同（通）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侯者，箭靶也。《小尔雅·广器》七：“射有张布谓之侯”。逄氏其祖为箭靶的制造者，这也为逄蒙学箭找到了渊源。晏子记述鲁北古史的因代关系，指逄伯陵是继季荝而立的鲁北诸侯，这也为我们推论后羿的肇始年代提供了依据。

再看有鬲氏：有鬲氏也是后羿代夏的主要同盟。《水经卷五·河水》：“（大河故渎）西流迳平原鬲城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注：“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羿国也”。从夏后同姓诸侯靡奔有鬲，收二斟之烬以灭寒浞推之，有鬲似又属有夏与国。翦伯赞先生认为，有鬲氏乃祝融之后，属制鬲之族；甚是。综合分析这些信息，推其情况应是，有鬲氏本为夏民族重要盟国，地处东方，首先被后羿征服，成为有穷属国。因不满太康失德，随后羿入征中原。羿死，寒浞为乱，靡则逃归有鬲，收同姓诸侯二斟遗烬而立少康，光复夏室。《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的有关记述，与上述推测基本吻合，可证其确。

还有如有仍氏、有虞氏：有仍氏的情况已如前述，与“封豨”密切关联，在寒浞乱夏之前已被后羿征服。寒浞杀夏后相，相妻后缗逃奔母家有仍，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先为有仍牧征，后为寒浞之子浇所追逼，逃奔有虞，为之庖正。有虞氏为帝舜后裔，本无异议。但有虞氏地望却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较具说服力的为晋南说和豫东说。近有王树明先生综合考古与文献资料，论定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就是帝舜太昊部族迁居豫东之后所建的城邦国家，实际上就是有虞氏的故址，至确。由于有虞氏与夏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虞氏接纳少康，助其复兴，乃在情理之中。

之后是斟灌、斟寻：史籍多言其为夏后氏同姓诸侯，或谓夏之与国，差异不大。但是二斟地望，也存在河南、山东两省三地之说。即斟灌有山东寿光说、山东安邱说、河南濮阳说；斟寻有山东潍坊说、河南濮阳说、河南巩县说。王树明先生根据山东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亚醜”铭文，推论即斟族徽号；山东地区出现斟族遗物，是夷夏交争过程中斟族随夏王室及其同监诸部“进逼”、“围歼”后羿部族本土之后，遂定居于此的缘故。也就是说，斟族本居河南濮阳或巩县一带，其在少康复兴之际，与有鬲氏联合一体，反攻到了后羿本土，所以才留下了鲁北地区的斟族遗存和传说。这是迄今最为确切的一种论述，点中了夷夏关系的根本脉络。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后羿的两种传说，实际上是连续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后羿集团先期统一海岱、进而称霸中原的基本过程。后羿的征、杀、擒、射故事，也基本上表现出了自东向西的大致趋势。关于后羿集团的地望，从后羿与寒浞、逄蒙的关系以及二斟侵入鲁北的事实分析，后羿祖居鲁北、发迹于齐地似为不争之说。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如此显赫并有巨大功绩的氏族首领，为什么在晏子叙述齐地古史的因代关系中却不著一字？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是族团复杂，成分混乱。后羿既为帝喾射官，说明其氏族集团中存在帝喾的文化因素。实际上他在统一海岱的战事中，却打着帝尧的旗号，主要为帝尧服务，又说明集团中帝尧的文化成分并不占少数。他招纳寒浞，也就是逄蒙，逄氏为鲁北土著，其文化根蒂可以溯源于炎帝时期 ，基础深厚，早就为他灭国毁社隐聚了溃口之军；后期寒浞取代后羿，袭有穷之号，某种意义上是恢复了本土的统治势力。所以鲁北古史言逄氏不言后羿，是合乎情理的。其二是崇武尚箭，不修民事。在后羿的所有故事中，基本上是以射、杀为主题，没有怀柔与安抚。既不建立地方政权，也没有法规政令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一味的杀伐或“淫于原兽”，所以其政权是短命的，对于后世的文化影响和印痕不够明显。其三是身败名裂，断嗣绝祀。后羿入主中原，违反了尧舜建立的禅让之制，触犯了传统的礼法禁忌，为后世史家所不齿。其子嗣后裔，又为寒浞所逼杀。其建立的氏族集团，随着夏民族的复兴而四分五裂。后人不愿或不敢公然宗其为祖，只是在深层意识上保留着对其武功神射的敬畏；故史家不传后羿，是可以理解的。

后羿是鲁北地区史前时期一个有着复杂文化背景、集合了多种文化因素的氏族集团，确定其所处时代的具体界标，是全面认识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本要求。王守功先生《夷羿族团的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文中论定其肇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终结于夏代早期。笔者对其所据所论有四点不同看法：考古发现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鲁东、鲁南的物质文化极为发达，本身具有十分强烈的扩张意识，具体表现是皖北、豫东乃至豫西地区都发现类似的遗存；对鲁北的渗透也十分明显。而鲁北地区远远落后于上述地区；遗址数量与文化面貌都十分零落。如果大汶口晚期的鲁北文化是后羿的话，以鲁北之势发起对鲁东鲁南的征讨，有悖于常理。此其一也。尽管历史上存在落后民族征服了先进民族的个例，但先进民族的生产和文化必然发生衰变，大都经历一个时期的萧条之后再复苏，通检各国历史莫不如是。而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文化发展的强势并没有改变；只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期前后，鲁东、鲁南地区才出现衰落迹象。与此同时，鲁北地区则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现象需要有更合理的解释。此其二也。从逻辑上讲，应先有“十日为害”，才有“后羿射日”；两者相差至少一个时段。后羿打着帝尧的名号以行征讨，某种意义上说明后羿已完成了替代帝尧的过程；所以后羿必定要晚于帝尧；同时，后羿文化也必定晚于“十日”文化，此其三也。从大汶口晚期到有夏初年，前后大约有一千多年的时间。若后羿有此千余年的历史，必然形成特征突出的物质文化，在东方考古文化序列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目前并未指定哪一种文化属于后羿文化，也没有确认哪一类遗存属于后羿的物质遗存。是为四也。总此四点，笔者认为论定后羿的时代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失之过宽。从龙山文化（中）后期的格局演变分析，后羿的肇始年代不会超过龙山文化中期；其形成或扩张时期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其终结年代约当于夏代初期；其鼎盛时期也就一、二百年的时间。结合文献中记载的鲁北历史，他应处在季荝氏之后，逄伯陵氏之前。根据笔者研究，季荝氏实为帝尧文化深入到鲁北地区的一支，其物质遗存就是鲁北地区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五村类型；而逄伯陵氏曾为后羿集团的一个部分，其后杀羿而代之，史迹已进入夏代初年。因之后羿的物质文化，很可能就存在于鲁北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之中。

二、龙山文化研讨

详细剖析龙山文化（或曰典型龙山文化）的分期与类型，探讨各类型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后羿文化有重要意义。山东龙山文化发现遗址较多，但系统做过发掘工作、文化面貌较为清晰的也不过六七十处。在已有的研究文章中，对于龙山文化有集中和系统研究的以栾丰实和赵辉两先生的文章较具代表性。前者将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分为十段、六期、早晚两大阶段；统一区分为六个地方类型。后者分为四段、早晚两期；其中早期区分为三个地方类型；晚期区分为两个地方类型。比较两者的区分标准和依据，前者在分期方面较为细致，但在类型区分方面文化因素主干不够明晰。后者类型按照早晚时代进行划分，既考量自身文化特点，又照应时代的区别，方法较为合理；但在具体的划分界定上，也显得比较宽泛。我基本同意两位先生的分期框架和标准，但同时认为栾丰实先生的分期更为细致，对应性更为适宜。笔者将大部分已发表的龙山文化典型遗址，按照栾丰实的分期标准，逐一分析对应（见文后附表）。并根据文化因素的特征和递变，对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提出自己的分型建议：即早期可以分为鲁东地区沂沭河流域的尧王城类型、胶东半岛地区的杨家圈类型、鲁北地区潍㳽流域的姚官庄类型、鲁南地区汶泗流域的西吴寺类型。苏北地区以藤花落、朝阳遗址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因资料较少，分析相对困难；但基本上可称之为藤花落类型。晚期可分为鲁中地区的桐林类型、鲁西地区的尚庄类型、鲁南地区的尹家城类型和鲁西南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

早期尧王城类型 该类型与栾丰实先生所分尧王城类型略有不同，即不包括苏北的连云港地区，也不包括潍淄地区。主要以分布于五莲山、马鬐山等鲁东低山丘陵左近的山前坡地、冲积平原以及沂沭河盆地周边的河滩阶地、湖心高岗之上的龙山文化遗存为主。重要遗址有：尧王城、两城镇、东海峪、丹土、呈子、三里河、大范庄、苏家村、大略疃、化家村、罗圈峪、后明坡、湖台、防城等遗址。遗址中以两城镇遗址发现最早，相关学者也常用两城类型来冠称。但这里之所以使用尧王城来代表这一类型，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两城类型包括了潍淄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存；故使用尧王城类型以示区别。这一类型文化性质较为单纯，器物类群多属于龙山文化的指征性器物。典型特征为：大型遗址较多，很多遗址超过20多万平方米，两城镇遗址、尧王城遗址更是有80万和330万平米之多。遗址分布密集，五莲、日照、临沂等地该类遗址几与现代村庄比肩。遗址文化堆积一般和大汶口文化晚期陵阳河类型、三里河类型相叠压，表现出紧密的传承关系。城址较多，壕沟类围城、夯土城墙加壕沟的都有，多数有扩建的小、大城或者内、外城联套；城墙多为堆土夯筑。房址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多种，一般城内房址较多，有台式建筑和土坯错缝垒砌墙体等先进技术；建造加工较为细致，使用年代较长久。墓葬多为土圹竖穴，存在少量石棺墓；中小型墓葬居多；墓葬中较少使用箭簇之类随葬，如有也只用一两件；器物类别有陶、石、玉、骨器等各类；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次之；素面为主，有少量弦纹、附加堆纹、刻划纹和篮纹等；主要器类有罐形鼎、袋足鬶、壶、罐、豆、杯等；子母口类的器物较少；黑陶高柄杯、单耳杯、觯形杯、瓶式背壶等多见，也就是酒器较多；玉器较多；玉器中多见被认为国之重器的牙壁、牙璋、玉琮和玉圭等礼器。文化总体较为发达，可列同期相关类型之冠。但是该类型绝大部分遗址均在龙山文化中期前后中断或废弃，仅在个别遗址采集到的晚期遗物。说明必有重大变故与事件。

早期姚官庄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分布于鲁北地区的潍㳽流域，南依沂山山脉，北临莱州湾，以潍坊市周边地区为主。主要遗址有：姚官庄、狮子行、鲁家口、邹家庄、边线王、火山埠、凤凰台、老峒峪等遗址。该类型与传统的姚官庄类型略有区别，即主要以包含龙山文化早中期遗存的遗址为主；个别遗址虽有少量早期遗存，但主要成分为中晚期遗存的则不包括在内。这一类型遗址普遍较小，大部分遗址在十万平米以下，罕见20万平米以上的遗址。遗址堆积一般包含大汶口文化晚期三里河类型和龙山文化早中期遗存，存在传承关系。此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与尧王城类型有较多相似性。这也是在较早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其归纳在两城类型之中的原因之一。最早指出两类型差异的是赵辉先生，他在《龙山文化分期和地方类型》中将其分为两城类型的南区和北区。栾丰实先生也指出了两类型的区别，遗憾的是他没有区分时代早晚的差异。概括该类型的文化特征有：城址较小，建造较为精致，城墙之下有基槽；也有的仅使用有围护作用的围壕；圆形房址较多，多数平地起建，也有先挖基槽再建房的，墙体抹草拌泥墙皮；墓葬多数为中小型墓，长方形竖穴，有的有少量随葬品；墓葬方向不一致，因遗址而不同。工具中石器较多，蚌器相对较少；陶器中黑陶较多，灰陶较少；素面较多，带纹饰的较少；纹饰仅有弦纹、篮纹、附加堆纹、泥饼之类；器类有鼎、鬶、甗、罐、盆、豆、盘、匜、杯、器盖等；罐形鼎、实足鬶较多，鼎和鬶造型较为美观；管状流鬶形盉较独特；杯类器中壶形黑陶杯较多，蛋壳陶数量较多且工艺复杂；少见尧王城类型的觯形壶、单耳杯、瓶类器；总体上可知生活较为富足、稳定，制陶工艺较高；贫富分化较小。由于地理位置与㳽河流域的其他文化遗存有交接，文化渗透现象也较为突出；边线王城址的出现，或即与氏族征防之事有关。

早期杨家圈类型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遗址多为丘陵地带风化坡积物沉积，含有较多的甲壳类海洋动物遗骸。代表性遗址有杨家圈、紫荆山、大口、于家店、司马台等。遗址面积都不大，分布也较疏散，缺少较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胶东三面环海，自古交通较为闭塞；除了考古工作开展不够充分之外，该类型文化面貌较之尧王城和姚官庄类型的发展程度，还是具有一定的落差。相关特征可归纳为：房址多为方形，属于带有深基槽的木骨泥墙地面式建筑；墓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有少量石棺墓；靠海地区有人体上压石块或覆盖蛤蜊壳、小石子的习俗；有的墓地内有埋葬兽骨的祭祀坑。工具以石器为多，蚌器较少；有一定数量的捕鱼工具。陶器中黑陶比例特别高，素面为主，个别器物有饰弦纹、篮纹、刻划纹和少量的泥饼、镂孔、圆圈纹等；不见绳纹、方格纹。器类中鼎、罐较多，鬶、甗都很少；大口缸形器较有代表性。其文化因素与姚官庄类型有较多的亲缘关系，如大口遗址出土的蛋壳陶杯与姚官庄出土的同类器几乎一样，鲁家口遗址出土的单把双腹盆形鼎，在杨家圈遗址也有发现；说明两类型的交流与影响十分密切。

早期西吴寺类型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汶泗流域泰安、济宁、枣庄和徐州北部一带，主要遗址有西吴寺、尹家城、天齐庙、野店、建新、二疏城、西孟庄以及宁阳于庄、徐州高皇庙等。可能由于地缘相连等因素，其文化面貌与尧王城类型有着明显地交流和影响。如二疏城出土的口部双层镂孔鬶、天齐庙发现的瓶式背壶等，都与临沂大范庄、湖台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但主要特征与尧王城类型有较大的区别：这里尚未发现较大型的聚落中心遗址，遗址规模都不大；分布较为散落。房址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半地穴式建筑较多；墓葬头向以朝东向占绝大多数，多见木质葬具。器物群特点不够集中统一，每一处遗址似乎都有自己的特点。总体上陶器黑陶不如东部地区多，而且多见灰胎或褐胎黑皮陶；不见或少见夹砂白陶，常见夹砂红陶挂白衣而代之；纹饰以素面为主，存在弦纹、篮纹和少量的绳纹、方格纹；器型以平底器为多，次为三足器、圈足器；鼎、鬶、甗等较多；瓶、杯、单把杯等器类数量和形式都不如东部地区发达；罐、缸、盆、盘等器物也多有不同。子母口之类器形较多见。该类型的文化渊源应该是继承了当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西夏侯类型的主要因素，又接受了来自东部尧王城类型的较大影响，并与鲁西、豫东地区相关文化有较多的交流。西吴寺、天齐庙、二疏城和新发现的西孟庄、于庄等遗址均在中期之后中断或废弃，尹家城遗址三、四期之间存在明显的缺环，反映出文化中继过程出现了断裂或停滞；之后在龙山晚期尹家城类型形成后又有一定的发展，但远不如早期兴旺和繁荣。

早期藤花落类型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沂、沭河下游的苏北连云港、宿迁地区，已经发现的同类遗址约20余处；主要遗址有连云港藤花落、朝阳，沭阳的藏墩、赣榆的苏青墩、青墩庙、后大塘，新沂小林顶等。根据邹厚本等先生的归纳：陶器中灰陶比例大，黑陶少，夹砂红陶占有一定的比例。轮制为主，器型规整；纹饰有篮纹、弦纹、绳纹、方格纹等；器型有盆形鼎、罐形鼎、折沿侈口罐、白陶鬹、敞口斜腹盆、双腹盆、高柄豆、筒形杯、罐形杯等；豆把上常见凸棱。相关文化特征以藤花落遗址最具代表性：其城址建造十分精细，墙体夯土中均发现非常密集而又粗壮的木桩，分内外城，由堆筑和版筑相结合筑成。外城是生产区，城垣有明显的防洪功能。内城是生活居住区，有城垣、道路、祭祀台基、高等级房屋、城门和哨所等。格局规整，功能突出，具有城和郭的基本形态。相关遗存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的共同特征，但又具有地方特色，并包含较多鲁西和豫东地区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具有成熟的稻作生活业态，但不见或少见贝类等海洋生物遗骸、鱼骨等，与三里河、两城镇等遗址有较大区别。推测这些文化因素可能蕴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期桐林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分布于㳽河流域以西、济南市（含）以东、徒骇河以南、泰沂山脉之北的山前平原地区。这里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中心，亦即齐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可能由于文化延续或者早晚期分布的原因，㳽河周边存在姚官庄类型和桐林类型交叉分布的现象。主要遗址有：桐林、西朱封、郝家庄、丁公、城子崖、宁家埠、邢亭山等。该类型区域内存在少量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如城子崖、丁公以及大辛庄、乐盘等遗址均有发现。但资料贫乏，面貌较为模糊；总体上生产力水平较低；不成气候。但是到了中晚期之际，该地区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城址建造较多较发达；以大型聚落或城址为中心的遗址群发现较多，如桐林、西朱封、丁公、城子崖等。其中桐林遗址中心城址之外有八片遗址构成聚落群，周边遗址密集；已具备国与野的基本构架。80年代发现的龙山文化祭祀坑，出土成组成套的礼制性陶器，似乎已经形成初步的礼制观念。西侧愚公山发现同时期石器制作工场，说明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职能分工。城子崖遗址周边也是龙山文化遗址分布集中，遗址本身发现龙山、岳石、春秋三个时期叠压的城址，在遗址西北部的舌状凸出部分还发现环壕，与东西城墙形成了一个面积约4万平米的封闭区域，时代应早于龙山文化城址的筑城年代。岳石文化城址分早晚两期，外圈城址较早，内圈城址较晚；发现了城内夯土台基、葬人灰坑、南北大道等遗迹；说明直到岳石文化时期，这里仍然是中心文化城址。丁公遗址周边包括邹平、高青、桓台、周村等地，也是龙山文化遗址密集区；环壕遗址、台城遗址均有发现。丁公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结构布局均十分精巧，城内排水构造十分先进；城内发现房址近百座，还有较为少见的陶窑、水井、局部道路等，说明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西朱封遗址也是一处中心环壕聚落；周边遗址密集。在传统的研究中都将其归入姚官庄类型，但从器物组合和形态特征上看，其与桐林遗址十分接近。如地层中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数量较少；夹砂陶多饰绳纹和篮纹；墓葬中器物组合有成组或成套的现象；器物中带盖器特别多，几乎占绝大多数；其中的敞口罐形鼎、盆形鼎与桐林遗址出土的列鼎十分接近；罍形器较多，在墓葬或采集器物中都十分多见，这都是桐林类型所共有的特征；所以应该将其归入桐林类型范围内。由于其处于姚官庄类型的分布范围，故有较多姚官庄类型的一般特征。西朱封龙山大墓的豪华程度是至今其他同期墓葬所不能比拟的；比如高规格的棺椁形制、彩绘器物箱或彩绘木器、成组的精制陶器、华美的玉冠饰、玉钺、玉刀等；都说明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和奢华；可能属于族酋或首领之类的人物。特别是墓葬中随葬大量石质或骨质箭镞，也属目前龙山文化墓葬所罕见。根据发掘报告多学科综合研究，箭簇基本处理的标准是一致的；推测可能已经出现依附于贵族或受其控制的工匠和作坊，昭示着弓箭成为主要远射兵器，制作已经实现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

该类型到晚期后段，多地出现了素面鬲这一特殊器物；陶质、陶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细泥陶较少，夹砂灰陶增多，纹饰中绳纹、方格纹增多；标志着该类型增加了西部地区的文化因素。

晚期尹家城类型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汶泗流域济宁、枣庄以及徐州北部一带。与早期西吴寺类型范围大体一致。主要遗址有尹家城、庄里西、程子崖、龙湾店等；以尹家城、程子崖遗址资料较为丰富。城址只见有滕州庄里西遗址一处，约呈正方形；城墙为板筑。房址流行地面式建筑，以方形为主，出现白灰面地面；墓葬发现极少。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泥质黑陶较少，夹砂灰、褐陶占一定比例，还有少量红陶，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以篮纹、绳纹、方格纹数量较多,还有弦纹、附加堆纹、镂孔、铆钉、盲鼻和鸡冠耳等附加装饰。器形以平底为主，圜底器、三足器较少；主要器种有鼎、鬶、鬲、甗、罐、盆、圈足盘、豆、杯、尊、盒、壶、器盖等；鼎类器物中出现侧装三角形鼎足。总体上遗址分布较为零散，文化面貌不如早期的西吴寺类型发达。该类型出现较多的深腹罐和方格纹、绳纹纹饰以及房址中存在白灰面等因素，应该与鲁西、豫东地区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和交流有关。

晚期尚庄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分布于鲁西北、鲁西和豫北、冀南的部分地区；主要遗址有邢寨王、尚庄、南陈庄、教场铺、景阳岗、青堌堆等。濮阳地区的戚城、铁丘等遗址可能也属于该类型范畴。相关遗存多数为龙山晚期遗存，少见早期遗物；与当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存在缺环。该类型在以往研究中多归属于城子崖类型，近来有学者提出以“教场铺类型”（梁中合）或“尚庄类型”（李伊萍）将其独立出来。根据相关文化因素和研究历史，本人认同将该类型以“尚庄类型”单独命名。学界亦曾将青堌堆遗址归类于王油坊（造律台）类型或城子崖类型；实际上归类于尚庄类型更为贴切。该类型有密集的遗址和城址；已发现教场铺、景阳岗、尚庄等三座城址，尚有五、六座疑似龙山文化城堡等待查证。说明文化扩张与争夺的场面极其宏大，攻防之事极其频繁。城址建造较为精细，遗存丰富；出现板筑城墙的建造方式。教场铺城址分为两期，后期城址是对前期的修补和扩展；城墙底部或周边有较多与城墙有关的人殉祭祀；城内有房址、陶窑、墓葬以及灰坑窖藏；房址多为平地起建或浅穴式建筑，有圆形、圆角方形或方形；墙皮或居住面都涂抹白灰面；陶窑呈品字形分布，具有一定的规模。陶器普遍使用轮制，手制很少；深灰陶居多，黑陶和红陶次之，白陶极少。器表多为素面，常见纹饰有篮纹、方格纹、弦纹，绳纹较少。某些器物的颈部或腹部，包括罐、瓮、鼎、甗、罐、盆，往往装有对称的横扁耳；常见的器形有鼎、鬶、甗、罐、盆、瓮、碗、豆、单耳杯等。因处于与后冈二期文化的交界地带，与后岗二期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和争夺；故与后岗二期有较多相似的文化面貌。如居址中多数使用白灰面；陶器的制法、色泽、器形、类别方面也大致相似；两者都有篮纹、方格纹和绳纹。但尚庄类型三足器发达是突出特点。有学者统计，尚庄的三足器与后岗遗址比较，前者所占比例约当后者的三倍，平底器则后者超出前者的三分之一；在三足器中，甗的数量最多，尚庄所占比例略多于后岗。其它几种器物中，尚庄鼎类器很多，鬶次之，鬲也有一定数量，斝极少，仅一见。后岗类型斝、鬲较多，鬶的数量仅有尚庄的一半，鼎较少。应该指出，甗可以作为尚庄类型的标志性器物。作为在大汶口晚期出现的一类炊器，甗经历了鼎式实足、弧裆款足、鬲式袋足的发展过程。后岗二期的袋足甗，应该是由前期龙山文化的弧裆款足吸收了鬲的袋足优势之后变化而出的。尚庄类型对后冈二期文化影响较大；相关遗址中出现的龙山文化因素颇多；典型的龙山文化鸟首形鼎足在诸多遗址的晚期遗存中都能见到，且数量相当可观；其他常见的器类有袋足鬶、直口瓮、子母口瓮、子母口罐、折盘豆、圈足盆、子母口盆、子母口盒、筒形杯、器盖等。说明在一定时期内，这一类型可能占据了后岗二期文化的部分区域。

晚期王油坊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分布于鲁西南、豫东、皖北一带地区；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存在地层叠压和承继关系。主要遗址有曹县莘冢集、菏泽安丘堌堆；永城王油坊以及黑堌堆、造律台，商丘县坞墙，淮阳平粮台，沈丘乳香台，鹿邑栾台，郸城段寨，杞县鹿台岗、段岗，民权县牛牧岗等遗址；在皖北地区的有蒙城尉迟寺、蚌埠禹会村遗址等。学界对于该类型遗存的研究较多，并提出“王油坊类型”、“青堌堆类型”和“造律台类型”等几种命名。对于该类遗存的文化属性问题，一种是“河南龙山文化说”，认为该类遗存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河南考古四十年）。一种是“山东龙山文化”说，认为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栾丰实）。另一种是“混合文化说”，认为该类型由于内含大汶口、后岗二期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文化因素，面貌复杂，是一支混合文化（李伯谦）。最近又有学人以“王油坊文化”作为专题进行了研究（王蒙）。该类型淮阳平粮台城址的发现有重要意义：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85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西南城角保存最为完整，外角略呈弧形，内角较直。城墙采用版筑和堆筑法建成，即先用小版夯筑宽 0.8~0.85米的土墙,然后在其外侧逐层呈斜坡状堆土，夯实加高到超过墙的高度后，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南城门位于南城墙正中，门道路土宽1.7米，门道下铺排水管道，是一套较为完整的早期城市排水系统；两侧有门卫房的遗存。2014年以来最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取得了突破性学术成果：进一步确认了城址严整规划的方正格局，尤其是位于城址中轴线上的道路是目前国内经考古发掘确认的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和，城内的高台式排房建筑也以“中轴线”为依据进行规划设计。道路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车辙，将车（可能是双轮车）的起源提早到龙山时代，并与大时代背景下的东西文化交流相吻合。城址内已发掘出多座房基，多为长方形排房，有3间一组和4间一组的。房基无论是平地起建的，或是夯土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砌墙。在城内还发现有灰坑、陶窑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质的鼎、罐、瓮、甗、豆、盆、鬶、纺轮，石质的凿、铲、斧、锛、镞、纺轮和骨凿、骨镞、蚌刀、蚌镰等；此外还发现铜渣。王油坊类型的分期与年代，多数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绝对年代大约与典型龙山文化相当，处于距今4600-4000年左右。但从典型器物分析中龙山文化的标型因素则多属于晚期阶段；甚至有人指证王油坊类型早、中期与尹家城7段的年代大体对应，晚期与尹家城类型8段大体相当。这说明其器物组合存在一定的问题。栾丰实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察看王油坊类型早期材料，可知其中来自典型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很多，其主体文化因素主要是在当地大汶口晚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至王油坊类型晚期时，来自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才大量增加。该类型发现的房基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有的房基用土夯筑，墙用土坯砌成；有连间排房和用石灰涂抹地面和墙壁的技术，但不如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发达。窖穴多为口大底小的圆形和椭圆形坑；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黑陶较少，与龙山文化中绝大部分是泥质和夹砂黑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但黑陶的比例较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则又占优势。陶器中素面、磨光的占一半以上，方格纹、篮纹比较流行，亦有一定数量的绳纹。李伯谦先生将该类遗存分为三组，甲组：包括王油坊类型多见、周围其他文化少见或基本不见的器物，如侧装三角形足罐形鼎、袋足甗、圈足盘、素面盆形甑、大口尊形器、圆纽器盖、漏斗形器等；乙组：主要包括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王油坊类型多见而龙山文化少见或基本不见的器物，如侈口深腹罐、敞口斜壁碗、浅盘弧腹豆、高领瓮、双腹盆、刻槽器等；丙组：包括王油坊类型和龙山文化多见而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较少见以及龙山文化多见、王油坊类型少见、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更少见或基本不见的器物，主要有素面圆腹罐、单耳罐、大平底盆、横耳高领瓮、长颈壶、短流袋足鬶、单耳筒形杯、觚形器、鸟首足平底盘、直口皿等。从数量上看丙组多于甲乙两组；从时代上看早期以甲乙两组为主，晚期以丙组为主。这种局面说明龙山文化早期，该类型曾经出现过中原地区相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亦如有关学者指出：在龙山时代，大汶口时期尉迟寺类型的地盘被中原龙山文化居民所夺回，整个东方地区，停滞了向文明社会挺近的步伐。不过从该类型丙组器物情况来看，到龙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的文化又一度占领了这个地区；并一直延续到当地的岳石文化。根据上述相关研讨，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基本格局总结如图一。

三、 后羿文化厘定

文献记载后羿之前的古史传说，基本不见“夷”或“东夷”的称谓。只在后羿出现之后，被明确冠以“夷羿”之名。则东方民族以“夷”称之，实从后羿为始。《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羿或简称羿，其本字为“���”或“���”；实际上就是箭杆与弓或者箭杆和羽毛的组合。“羿”字乃俗体或讹变。“���”，《说文》曰：“羽之���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段注曰：“此谓有穷后羿，……夷羿国也，……俗作羿”。“���”，《说文》曰：“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论语》曰：‘���，善射”’。段注曰：“���与���，古盖同字……羿之讹也。”羿或夷羿，癖性尚箭，嗜射；有的古籍在记述夷羿史迹中，直接推尊夷羿是我国古代弓、矢一类远射兵具的发明者。《吕氏春秋·勿躬篇》记载：“夷羿作弓”《墨子·非儒篇》日：“古者羿作弓……”，王树明先生在《齐地得名推阐》一文中，根据杨雄的《上林苑令箴》、《荀子·解蔽篇》、《荀子·效儒篇》等有关记载推论：齐地得名，本源于鲁北地区为尚箭嗜射的民族发源地，也就是因循于后羿集团的崇武尚箭之风，古“齐”字即是三枚箭头的实际摹画。因此，地处鲁北和尚箭嗜射是后羿集团的突出文化要素。通过前一节对典型龙山文化的梳理，不难看出，后羿集团的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桐林类型的相关因素十分锲合。

在龙山文化晚期诸类型中，桐林类型无疑是最发达和最繁荣的群体。目前桐林遗址“遗址围城”的聚落中心现象是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中唯一的存在，可能预示着“国与野”的初步形态。城子崖、丁公、西朱封等多地的龙山文化城址建造规模和数量也比其他类型发达。相关遗址的分布也较密集；据调查在东到淄河、西至乌河，面积约17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81处，其中龙山文化遗址竟有51处之多。桐林遗址聚落变迁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与一般龙山文化分期稍有差异。所谓早期阶段也就是桐林遗址聚落的最初阶段，相当于一般龙山文化的早期早段，延续时间甚短；桐林遗址中期阶段，其开始在龙山文化分期的早期晚段，然后延续到龙山文化中期；而晚期阶段基本与龙山文化晚期同步。早期阶段房子结构主要是土坯或板筑墙体，房子均为独间单体建筑，可能也存在几座房子组合成的社区；中期阶段房子结构变成挖基槽的木骨泥墙，仍然以独间单体建筑为主，但面积有所扩大。聚落布局上最大变化就是北部以前疑似几座房子组合成的社区被一处大型院落取代；其上发现了大型的经过夯打的柱洞；与之相应的堆积中出土陶片以精细泥质陶为主，普遍磨光，胎薄体轻，有各种杯盘、豆、器盖、盆、盒、壶等，多是些精致的宴饮、食器，少见炊、储等日用粗笨器类。可见这类房子曾频繁地使用精致器物进行宴饮等活动，显然其性质并非一般场所；由建筑形式和院内发现来看，这处院落规格较高，使用性质可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型院落的出现可能改变了遗址最初的聚落结构，标志着聚落内部中心区域的出现；而这时聚落外围也正好开始营建城墙，这两件事情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可能标志着这个时期氏族集团出现了高等级的管理阶层。该类型中的西朱封遗址出土的三座龙山文化大型墓葬，在同期所有类型的遗存中也是独有的。特别是墓葬随葬大量箭镞，说明其主人崇武尚箭；此与后羿的文化习俗密尔相合，成为后羿文化的指征性标志。该类型生产力空前发达，手工业十分先进，专业分工已经形成，集团内部可能根据不同的制作工艺形成了相关的制作组织，并延续传承；也为后来形成不同的族团打下了基础。综上，从桐林类型的遗存分布、文化特征并结合文献考证后羿的时代和地望，可以基本认定：桐林类型的相关遗存应属于后羿集团的文化遗存；后羿集团的征杀擒射、东进西征当以桐林类型为背景。

桐林类型的分布范围内，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致存在两种不同面貌的文化遗存。一是以黑陶、灰褐陶为主、以鼎、鬶、瓶、壶、杯等遗存为特点的遗存；一种是以红陶、红褐陶为主，以折腹罐形鼎、高领罐、罐、豆、钵等器物为主并常见彩陶的遗存。前者与常规的大汶口文化基本相似；后者则面貌独特，较为怪异。我在相关文章中论指这种遗存为“五村类型”；应该属于鲁北古史中“季荝氏”的物质文化。并指出此类遗存可能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东传有关；大概代表帝尧陶唐氏东进的一个分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章丘焦家遗址，证实了五村类型的确立和传递关系。西朱封遗址M203发现的彩绘痕迹，疑似为彩绘木盘和器物箱之类，颜色主要有红、黑、白等；与五村类型的彩陶颜色基本相似；可能具有一定的基因联系。或可认为桐林类型因为受到了五村类型的支持和介入才在龙山文化中期发生突变，迅速繁荣和发达起来。是故有“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之说。

泛而论之，位处山东东部的三个龙山文化早期类型，在文化特质上有较为相似的文化因素；相关器物的质地、色泽、纹饰以及器型，除了个别细节，只是存在数量多寡和分布疏密的区别。追其根源大多踪循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三里河或陵阳河类型。在第一节已经明确，这些类型可能与流行太阳崇拜的十日之国十分贴近。特别是尧王城类型的有关现象，反映出与历史传说的紧密贴合。这一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多地伴出的“日月山”形陶器图像表明了其太阳崇拜的实际物象。而相关地层证明这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早期紧密传承密不可分，是同一氏族的物质遗存。当地许多太阳石、太阳神像、太阳陵等传说以及与太阳有关的地名等说明了文化习俗的久远和传承。该类型早期的发达与繁荣，证明了十日之国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该类型在龙山文化后期急剧衰落，与桐林类型的中后期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有关学者已经作专文论述。其实两城镇遗址的相关现象已解释了这一问题：遗址壕沟内填埋大量器物碎片，在28平方米范围内出土陶片数以万计，拼对出完整器形达200余件；许多均为完整器形。墓葬较为散乱随意，多数墓葬无葬具和随葬品；遗址上遍布各式箭镞，但并不属于工场遗留等情况；综合分析，似与战争毁城的原因比较贴合。结合后羿射日相关传说，该类型晚期急剧衰微，应与后羿射日密不可分。

从地理位置和文化性质而论，龙山文化早期杨家圈类型应该属于嵎夷氏族之遗存；历代学者持此说者众。《尚书·尧典》载：“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这里“宅”字有居有、驻守、统领之意；亦即由羲仲辖制嵎夷。曰旸谷是指将嵎夷之地也称之为旸谷，把旸谷的范围扩展了。羲仲本属羲和一族，要到嵎夷之地寅宾出日，说明了羲和族对嵎夷地域的扩张与影响。《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既道”。这里“略”字也属于平定、征服之意；与《尧典》之文相互对应。文献史实说明了羲和崇日之族对嵎夷的渗透和经略。这也证实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早期杨家圈类型中常见尧王城与姚官庄类型因素的原因所在。《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號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彊”。《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王逸注《楚辞•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子•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禺號、禺彊实即嵎夷之名号。审之该民族食稻啖蛇，黑身或黑齿，亦为崇鸟民族；崇鸟也就是崇日。杨家圈遗址发现了碳化稻谷，说明这一类型食稻是历史事实；至于是否黑齿、黑身，可能是风俗中有染齿染身的习惯，但于今已不易被发现了。由于该类型与尧王城类型、姚官庄类型的亲缘关系，可能在后羿集团初期的征杀过程中被作为太阳民族射杀了。故胶东地区亦绝少龙山晚期文化遗存，仅在杨家圈等遗址有零星发现。这或与晚期寒浞封享其子浇于“过乡”相关连。后期岳石文化在胶东地区较为发达；商周时期的莱夷、莱子国归属于姜姓之国，均应和“处浇于过”有关。

姚官庄类型与桐林类型区域交叉相连，早期对桐林类型有扩张进攻之举；这在㳽河流域的龙山早中期遗存中较为常见。后期随着后羿文化的崛起和进逼，基本上也在中期偏晚阶段中断或消失。寻史觅踪，该类型可能属于后羿所征伐的大风氏遗存。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这一区域属于三里河类型的分布范围；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其文化属性没有大的变化。大风氏与少昊部族崇鸟十分密切，基本可以认定属于鲁北地区爽鸠氏的族裔。在被后羿征伐之后，这一地区成为后羿大本营之一。寒浞及其子浇被二斟剿灭之后，这里成为后羿遗裔与夏后氏民族争夺和交流的势力范围；商周之际成为纪、㠱、莱、融、斟等诸族混居之地。在青州、寿光、临朐等地发现的纪氏、其氏、斟族、融族、鄩氏等商周铜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从前述论证可知，龙山早期的西吴寺类型，是延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汶口类型、西夏侯类型等遗存而发展的文化，与帝喾（帝俊、太昊）西渐活动十分密切。我在相关文章中曾经推论：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可能是帝喾（帝俊或太昊）西渐过程中的重要族团，也就是其妻常仪的氏族。常仪亦即嫦娥；在文献中嫦娥、姮娥、常仪、常羲、皇娥、羲和等实为一人而异传。她们都是帝喾或帝俊的妻子；生过少昊亦或生过太阳或月亮；都有过浴日或浴月的故事；因此论指常仪即嫦娥已为学界共识。综合分析，西吴寺类型以及龙山文化后期尹家城类型，其文化属性当为常仪、补遂、有仍氏等部族的物质文化。因为其文化特征突出，在后羿征讨的过程中是被蔑称为“凿齿”或“歧舌”的族类。被后羿征服之后部分氏族一度成为后羿的同盟；故有嫦娥为后羿之妻一说。汶泗流域龙山文化中期左右出现的文化断层或中止等现象，应与这些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但此同盟并不牢固，故有嫦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月的故事。奔者，逃也。《山海经•海外南经》记：在反舌西边, 有个不死(民)。此当系补遂的同音词；由它演而绎出不死之乡、之山、之树、之草和之药。所谓吃“不死”之药升天，则可引申为是在“不死民”的帮助下而逃离的。逃离的去向，则应是日、月居留之地即大海或甘渊。《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仪，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后世传说之“碧海青天”之所，当即月宫寂寥之地也。据此蠡测，尧王城类型区域内十分零散的晚期遗存及其后续贫乏的岳石文化，或许就是嫦娥奔月的历史孓遗。致使今日照一带的乡音俗语，也与洙、泗地区的方言一样，带有浓重的咬舌音。及至龙山文化晚期后段，汶泗地区形成了晚期尹家城类型和后续的岳石文化；推测可能有緡氏部族的回迁有关。《左传•哀公元年》所记“昔有过浇……灭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之类，可为尹家城类型的晚期遗存作一注脚。及至商、周两代，这些氏族逐渐分立或重组，形成承祀太昊的风姓四国以及奉祀少昊的赢姓商奄等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仼、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则为后事之续。

龙山晚期尚庄类型位处海岱地区西缘，是后羿西征的重要阵地。从文献上推考，这里可能属于后羿所都穷石的区域。《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穷石一说在今河南孟州市西，即穷谷，《晋地道记》：“河阳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一说在今安徽霍邱县西南，《路史·国名纪》：“今寿之安丰有穷谷、穷水，即穷石”；一说在今山东德州市南，《水经·河水注》：河水西流经平原鬲县故城西，“故有穷后羿国也”。从后羿文化的发展过程看，在平原鬲县故城一带的可能性最大。尚庄类型以龙山晚期为主，基本上少见早期遗存。与当地大汶口文化链接缺环较大；存在文化迁入的可能性。而鉏邑或鉏城，则可能是指济南左近的城子崖、丁公等龙山文化遗址。穷石是后羿正式立国的地方。穷通穹，《左传·襄公四年》孔颖达疏:“羿居穷石之地，故以穹为国号，以‘有’配之，犹言‘有周’、‘有夏’也。”《释名·释兵》：“弓，穹也。”有穷氏可能是以善于造弓而得名。在第一节已经论析：后羿在凶水一带斩杀九缨，可能主要是对后冈二期文化相关部族的征讨。邯郸涧沟遗址发现遗址除窝棚内的留有砍剥痕迹的人头骨外，还见有两种丛葬坑。一种是圆坑，内有大小男女人骨架10付，有的相互枕压，但头均靠近坑壁。一种是水井，内有5层人骨架，其中男女老少都有，或痛苦挣扎，或身首分离。这些人是被杀、活埋或溺水而死的；地层中亦常见散乱的人骨架；明显反映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在稍早的阶段，尚庄类型以东方文化因素为主，主要表现有密集的遗址和城址，城址建造较为精细，遗存丰富；说明了文化的兴旺繁荣。在后岗二期文化中也能发现东方因素的强烈影响。如果把后岗二期文化分为四期，在一、二期中龙山文化因素几乎不见，至后岗三、四期时，龙山文化因素明显增多；表现在鸟首形足鼎、袋足鬶、双鋬耳瓮、双贯耳盆、瓦足皿、小罐、折腹细柄豆等器物多见。尚庄类型到后期阶段，则表现出西方文化因素强势进入；如素面鬲、罐形斝的出现，白灰面房址的使用等；鲁北两座岳石文化城址的出现也说明后羿文化的败退和式微，城址均利用原有的龙山文化城址进行修补，规模较小，修建技术较为简易；章丘乐盘遗址还发现了岳石文化乱葬坑等等。凡此均与文献中的有糜氏联合有鬲氏，收二斟遗族助少康中兴，讨灭过、戈等史迹相互对应、斑斑可证。

王油坊类型分布区域之前属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地盘。诸多研究证明，尉迟寺类型是大汶口文化晚期从鲁东地区西迁而在皖北、豫东发展起来的一支文化；可能是随着帝舜太昊部族“耕、渔、陶、作”，“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而形成的部族集团；到龙山时代前期逐渐发展成有虞氏之族。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相关探讨和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与研究，都直接或间接证明了这一点。王油坊类型甲、乙、丙三类遗存，分别说明其既遗传了大汶口文化的基因，又存在中原龙山文化因素的渗透，后期又遇到了典型龙山文化的强势介入。文献中有虞氏为一庞大的氏族集团，传说中的皋陶、伯益、后夔等均属于该族部众。结合文献研究，域内应该还有帝相、有糜、有緡等氏族存在。李伯谦先生论指该类型为混合文化，可谓点中其精髓。后羿代夏过程中，曾“禽封豨于桑林”；然则后夔之族或被视为“封豨”而擒杀。其余有緡归于母家有仍，有糜逃奔有鬲，帝相等移居斟灌（濮阳一带）仍被征杀。至后期少康部族辗转加入有虞氏集团以后，该类型慢慢成为夏后氏核心力量。应该说王油坊类型为夏王朝的最后建立做好了前期准备。

四、夷夏关系简说

广义上的夷夏关系，应该说是夏民族和东方民族的关系；狭义的夷夏关系则应是夏民族同后羿族团的关系。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东方民族的参与和推进密不可分。从古史传说系统和发生地域上考察，东方民族和夏民族关系可以分两个阶段和两个地区进行讨论。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约处于龙山文化的早期，表现的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夏民族同有着东方血统的皋陶、伯益等氏族之间的关系；这一阶段与主体夏文化的形成息息相关。第二阶段则发生在中原和海岱两个地区，约处于龙山文化的晚期，表现的是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整个过程；标志着夷、夏文化的嬗变与融合。

与典型龙山文化大约同时的中原地区古文化遗存，一般以“河南龙山文化”称之。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河南龙山文化视为同一文化共同体，其下再划分若干地方类型。作为河南地区考古研究成果的总结，《河南考古四十年》一书将河南龙山文化分为六个类型：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三里桥类型”、“王油坊类型”、“郝家台类型”、“下王岗类型”。陈冰白先生对此则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他将上述遗存准确地概括为以鼎、鬲、甗、斝为代表性器物的四个大类；并大致勾勒出中原腹地龙山晚期呈漩涡状的文化分布格局。斝系遗存即一般所称的王湾类型，其位置正处中央的洛阳盆地；在它的西北面是鬲系（单把为主）遗存，这种遗存有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包括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客省庄文化和以晋西南为次中心的南礼教类型；斝系遗存的东面是甗系遗存，这类遗存有过自北而南的发展，包括以往所称的后岗二期文化和豫东王油坊类型的晚期；斝系遗存的南面分布着鼎系遗存，这种遗存即所谓的下王岗类型或郝家台类型，陈先生重新命名为煤山文化；豫东的王油坊类型在甗未到达之前也是以鼎为传统的。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以降的夏代文化，是在旧有的文化格局经历了破坏性震荡之后形成的新的文化秩序；而更早的夏文化如以禹、启为代表的族体则包含在龙山晚期的煤山文化和与之相关的诸遗存之中。以陈先生之论为线索，结合文献关于夏民族的有关记载，可知中原地区夏代早期的氏族分布与上述考古文化的组合态势基本吻合。

从上文的分析已知，后羿射日的阶段，与大禹的事迹大致同时。但文献中却不见大禹与后羿有何瓜葛；其原因有二：一是传说系统不一样；二是故事发生的地区不一样。后羿射日主要在山东地区，后羿乱夏的主要战场应该是豫北地区。夏后相立国先在商丘一带，其后迁都于斟灌、斟寻、帝丘，都在今豫北濮阳一带。豫北是后冈二期文化的分布区域，其早期也是以鬲为主的民族亦即有鬲氏的聚居地区。后羿文化形成之后，对后冈二期文化进行了震荡重组，重要标志之一是从东方的鼎式甗演化生成鬲式甗。寒浞代羿之后杀夏后相，夏后氏同宗诸侯有糜逃奔有鬲，也是一次文化重组。大禹族（虫）与有鬲氏合体，虫鬲相合，进一步确立了祝融集团的形成。归因索证，大禹民族的族神崇拜即为虫（蛇）；《列子·黄帝》云：“夏后氏人面蛇身”。金文中“禹”字就是虫蛇之象形，腰中有时斜跨一耒耜之类的工具。《说文》：（禹）蟲也。从厹，象形。《说文解字注》：蟲也，夏王以爲名。《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也是说明虫鬲重组，对于夏民族的复兴极其重要。以祝融氏为代表的后冈二期文化大举南下，成为早期夏文化的重要力量。

大禹治水主要在豫中和豫东以及皖北地区；大禹治水应同时认为是夏民族对其他氏族统一和整合的过程。在尉迟寺类型结束之后王油坊类型中出现的王湾三期、后岗二期文化因素，以及蚌埠禹会村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和祭祀遗迹，基本可以认为是大禹治水、涂山会盟的遗存物证。禹会万国，形成了短暂的统一；其后则是“禹征三苗”和“益干启位，启杀之”的历史演进与政权更替。这或表现在王油坊类型南渐攻陷良渚文化而促成广富林文化的诞生、西征在郝家台类型中形成的文化因素的递变与消长；所谓煤山文化，或即是“益、启相争”之后的物质遗存。晚期少康生于有仍，形成于有虞，在二斟和有鬲氏扶持下杀了寒浞，开启了有夏一代也就是华夏一统的肇端。这也表现在王油坊类型晚期（有虞氏、少康）与郝家台类型之后的煤山文化（伯益、夏后氏）、以及后岗二期文化（有鬲氏、祝融氏）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最终导致鼎系、甗系、斝系、鬲系遗存的大融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

这里需要结合藤花落类型的文化性质，论述一下王油坊类型相关因素在藤花落遗存中出现原因。根据文化面貌和相关文献研究，我认为藤花落类型是“殛鲧于羽山”的产物；夏鲧氏族的物质文化实际上是王油坊类型早期的文化遗存。其证如下：鲧族发源之地较为模糊，但其成名之地是在王油坊类型范围之内。《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崈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说明鲧是在有虞氏境内称遂共工之过的；此为一。鲧受命治水，事不成而禹接任其职，其与大禹治水的区域应该相同。《尚书·洪范》：箕子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玖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是为二。鲧族与有莘氏关系密切。据《大戴礼记·帝系》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世本·帝系篇》载：“鲧娶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东汉宋衷注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莘氏地望有山东曹县说、河南伊川说、陕西合阳说等；但以曹县之说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最早，与夏鲧的关系最贴切。有莘氏是夏商周三代出美女的国族。夏鲧、商汤、周文王均娶有莘氏之女为妃。根据古代同姓不婚的原则，可知有莘氏不属于夏、商、周相关氏族。有莘氏或称有辛氏，辛莘同音；可能属于帝喾高辛氏的一个部族，袭有辛之号；后世称其为有莘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杨伯峻注：“有莘氏之虚在今山东曹县西北。”故夏鲧娶有莘之女为妃，壮大氏族势力，成就立国大业，事在情理之中。此为三也。所以，王油坊类型的部分早期遗存，属于夏鲧部族的物质文化，基本没有悬念。

《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国语·周语下》：“舜之刑也亟鲧。” 传说夏鲧是被尧舜殛杀，实际上是被大禹攻杀。因为鲧与大禹所谓的父子关系，此事一直被历代史学家所讳言。《山海经·海内经》说：“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复（腹）生禹，就是指杀鲧才能生禹。大概是在王油坊类型早期后段，夏禹氏族以治水之名大举进入豫东，赶走了夏鲧；才形成之后的“涂山会盟”。客观分析尧、舜杀鲧，实际是形成了一个决议，真正实施殛鲧的则是大禹与祝融。这一传说过程基本反映在藤花落类型相关文化特征之中：一是藤花落古城年代，正处于龙山文化早期后段和中期晚段之间，与王油坊类型早中期遗存年代相当。二是藤花落遗存中有较多王油坊类型的文化特征，反映出王油坊居民进入藤花落聚落的客观实际。三是藤花落古城造型规整，具备城与郭的基本形态；符合“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吴越春秋卷第二》）。四是藤花落遗址很少发现鱼骨和甲壳类海洋生物遗骸，说明其居民生活仍然保留内地居民以杂粮为主的食物习惯。

《山海经•海内经》：“鲧死，三岁入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晋语八》等说鲧的尸体化为黄能，《拾遗记》卷二说鲧“化为玄鱼”。推论鲧化为玄鱼的可能性较大；《說文》鲧：魚也，从魚系聲。《玉篇》鲧：大魚也。黄龙或者黄能，是后人对夏鲧被杀后的一种哀思寄托，希望其仍然活跃在天上人间。玄鱼或者大鱼，才是鲧族本身的氏族徽号和外部名称。甲骨、金文中的鲧字，就是大鱼与玄或丝字的组合。鱼属图腾；玄为丝结，下端象单绞的丝，上端是丝绞上的系带，表示染丝用的丝结；本意为赤黑色。《说文》：黑而有亦色者为玄。鲧字实际上标示的是赤黑色的鱼。所以鲧为玄鱼是较为通俗的认知。历史上传说的羽山，就在连云港所辖范围内，处于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沭县交界处。《禹贡》注“羽山之谷，雉具五色，山因以羽名”。郭璞《山海经注》谓此即舜殛鲧处；亦名禹山。离赣榆不远；属于一个地理单元。是故赣（肝）榆之名，应与“殛鲧于羽山”相关联。在上古音系中，肝榆之肝，与鲧之读音相通，肝为见母寒部，鲧为见母文部，二者互为声转。“肝榆”之名，实际上就是“鲧鱼”之称。连云港地区地处沂沭河下游，河湖纵横，水网密布；一片水乡泽国之貌。从内地看来，就是处于弱水（若水）之中。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鲧鱼一族逐渐形成猰貐之名（带牙齿的鱼）。在后羿大规模征杀擒射过程中，被作为“食人怪兽”（《山海经·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食人）射杀了。这也就是藤花落古城消亡的实际原因。

五、后羿遗裔寻踪

 “夷”之称族，以后羿为始。“夷”字的形态就是对后羿民族崇武尚箭之风的具体摹写。以此为线索追踪溯源，可以基本解锁鲁北历史之谜。近代鲁北地区多次出土带有“亚㠱”或者 “亞矣”之徽号的商周青铜器。王树明先生根据金文中常见的数十种“亞矣”形态（见图二），详细分析了“亞矣”徽号的来源和发展变化，隶定“亞矣”中的侧首、短肢、持杆或镞、类人似燕的图形就是后羿集团崇拜的祖神形象，后羿即商代“㠱氏”的宗祖。有时“亞㠱”铜器上复铭其他名号，实际上是在宗主之后再复铭集团分支的徽号。有时带有“亞㠱”徽号的铜器

与其它徽号的铜器伴出，也是在铭记、祭祀宗主的同时兼有祭祀分支祖神的常见现象。

根据前面我们对龙山文化桐林类型的考察，可知这一集团已经形成较为专业的职能分工和标准化工艺，不同的专业可能形成了不同的族团。因此，“亞㠱”徽识可能还有另外的含义。我在《论山东章丘县小董家所出陶罐及其刻画符号•说亞》中认为：亚形崇拜的最初形态原本是夏民族在祖神崇拜中习用的石室藏主的祭祀形式 , 其后随着夏文化的扩张与交流，逐渐形成绵亘三代、遍及中华并不断发展升华了的一种文化习俗。其中山东地区的潍淄流域成为亚形崇拜比较集中的地区，这是因为夏代初年后羿乱夏，少康中兴，部分夏后氏族团来到鲁北，将这一习俗流传到了这里。因此“亞”字形徽号，其实是祭祀祖先和神主的特殊标记。“亞㠱”中的己、其等字，均应是集团中较为常见的族团。1984年寿光县益都侯城出土过一组商代铜器，有“並”、“己”等徽号铭文；1975年临朐营子乡曾出一组土晚商“㠱”氏铜器；王永波先生据此曾作《“己”识族团考—兼论其、并、己三氏族源归属》，论指夏商时期鲁北地区活动着一支由己氏（后来称之为纪国）、並氏（后来的纪国郱氏）、其氏（后来的㠱国）等部族组成的夷人集团。西周时期的纪国在山东寿光一带；春秋时期的郱氏在山东临朐一带；均属㳽河流域。并认为“並氏”的徽识经历了从双矢到双天的演变，属于尚箭部族；并立的双矢是部族出征和狩猎时祭祀的一种现象。同时还认为殷末纣王时期三贤之一的比干氏，是並氏集团在河南的分支；其说可从。因此，己氏、並氏、其氏可能标志着不同的职能分工，而且都宗主于后羿旗下（后羿遗裔关联徽号、国名字符见图三）。

根据以上推论，可将后羿关联族裔分别梳理如次：

己氏：纪国之“己”，在甲骨、金文中就是丝纶绳索的形象摩画。王树明先生论其为“捆绑箭镞的绳索类”之物。其实，这应是弓弦的实物摹写，也是尚箭部族职能分工中极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弓为抛射兵器中最古老的一种弹射武器，它由富有弹性的弓臂和柔韧的弓弦构成；当把拉弦张弓过程中积聚的力量在瞬间释放时，便可将扣在弓弦上的箭或弹丸射向远处的目标。为防止弓弦老化失去张力，平时并不挂弭，直到战前才挂弭开弓。所以弓弦平时就是一团丝索。古代的弓弦材料使用牛筋或生牛皮。《考工记》中认为：制弓以干、角、筋、胶、丝、漆，合称“六材”；其中角、筋、胶、丝都是制作弓箭的重要材料。丝筋之类，是弓箭制作不可或缺的功能要素。己氏之初，应该是专做丝筋之物的部族，故为后羿集团的重要氏族。“己”与“並氏”或“其氏”合铭，是部族联合重组的一种现象。

其氏：“其氏”之“其”，在甲骨金文中就是簸箕之类的象形物，这就为我们查证其族类提供了证据。前面已知，后羿集团在扩张西进的过程中，实施了堆土为垒、步步为城的战略。在鲁中㳽河一带到鲁西地区约300公里左右的范围，已经发现时代相近的龙山文化城址七、八座；在聊城地区尚有五、六座疑似龙山文化城堡有待查证；足见其筑城功力之强。筑城是一项极为复杂和耗时耗工的巨大工程，需要大量的运土工具。在当时条件下，只能是使用筐、篓、簸箕之类的盛装器具。由此，用荆条编制筐、篓、箕之类的编制部族便应运而生。推测“其氏”之族，便是这样的专业族团。进而推之，大量出产灌木荆棘的山岗也就成了箕山。箕山在山东、河南习见，盖由此事而名也。 “其氏”因随后羿西征到达河南一带，最后在夏商周三代成为当地重要部族。甲骨、金文中屡见其人、其名，“其器”、“㠱器”在河南、河北、北京、辽宁等多地出现，说明其实力之强和族团之大。殷墟妇好墓出土大批㠱器，可能说明“其氏”为妇好的母族。“其氏”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是商末的箕子，为朝中重臣；周初为避乱远走北上，最后受周王封于朝鲜而创立箕子朝鲜。北上沿途留下不少遗裔，故在两周时期带有㠱氏、亚㠱、其氏徽铭的铜器在河北、北京、辽宁多地出现。其在鲁北老家的族裔，有的留在原地潍淄流域，成为当地的氏族之一。还有的可能因寒浞封享其子裔于胶东，而随之迁居胶东。史载：“处浇于过，处豷于戈”。“戈”在宋、郑之间，约当今河南商丘、新乡一带。“过”在今山东省掖县（莱州）西北附近；故在这些地区发现“㠱”氏遗存，有其历史上的因缘。

“”氏：金文中屡见“北”字形符号与“其”字合铭。如父已甗、父甲卣、子爵等；桓台县史家遗址出土后由企业家高奎萱收藏的“亚其父丁爵”亦有同铭。由于“北”字形符号亦常与“举”字合铭，于省吾先生释为“举”的孳乳字，仍读为举。从“己”字与“其”字合铭的形意规律分析，这个“北”字符号也是一种工具，应该与筑城有关。“”在金文、甲骨文中並不存在，而单一的爿字則是有的，作┥或┝形，与《說文》“片、爿”形似。《說文‧片部》：“爿，反片為爿，讀若牆”。甲骨文字经常反正不拘，片爿同屬一字。所以甲骨文的爿、片皆应讀若墙，而不是片。窃以为此应是板筑城墙两边的模板，两侧的扉齿是为支撑模板的立柱。后羿西进筑城的后段，在鲁西和豫东一带，板筑城墙成为主流；所以筑城的重要工具夹板制作和筑城工艺，也就不可或缺；久之而成为后羿集团的一个部族，也是可以理解的。北氏单独为铭的铜器基本不见，可能已经融入其他氏族之中了。

逄氏：金文中多见“举手人形”上面加“子”的徽号，学界多释为举；可从。但这并不是举的本义，举字原本应为鲁北望族“逄氏”的族徽，亦即为“���”的初始字。辞书典籍中一般将“���”作为“举”的异体字（见《四聲篇海•□部》、《字匯補•□部》、《漢語大字典•夕部》及《汉典》），可见两者之密切。金文中“举”与众多氏族徽号合铭，实则应是族徽和国名的关系。举有生育崇拜之义，如：举子(生育小孩)；举息(生育子女)；举乳(哺乳)；一举得男（生儿子）。《史記•孟尝君傳》：“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字即逄字，与逢通，即所谓“蓬勃”者也。也有生发旺盛，后世昌达的含义。《书·洪范》：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可证其不悖。逄氏氏族世居鲁北，史载为炎帝之后，历史久远；可能是鲁北地区的姜姓始祖。若此论不谬，则“举”形族徽可能是所有姜姓民族的祖神形象。姜姓之姜，从女羊声。母女同义；羊为吉祥、美好之意；也是对女性崇拜的延伸。相关著录上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商代“举族”铜器，除安阳一带则多数分布于海岱地区如桓台、高青、长清、费县等地；是或说明举族集团应是海岱地区的土著民族。“举”与“羿”以及“其”等徽号合铭，说明这几个部族曾为一个集团或同盟（图四，20、24）。但举族或逄族群势力浩大，在两周之际带有举字徽号和���字国名的铜器各地多有发现，证明了逄氏在中华历史舞台上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在济阳刘台子墓地出土众多西周“���”氏铜器，证明逄族遗裔在鲁北是一直存在的。

朿氏：前面说过，鲁北地区的逄伯陵氏也称伯明氏，与寒浞有族脉关系；寒浞是“伯明氏之谗子弟也”。故“举”字徽号也应是寒浞的祖徽。不过他后来加入后羿集团，也就同事后羿为宗主了。故有“举”与“羿”同铭之类。但甲骨金文中还有一个部族值得注意，那就是朿氏。见于著录的“無憂卣”铭文中“亚朿 無憂作父丁彝”，说明無憂属于“亚朿”族。在另一件铜卣中，“亚朿”与“举”同铭，组成复合族徽（图四），说明“亚朿”属于举族的组成部分。“朿”族之名最早见于武丁时期甲骨卜辞，《甲骨文合集》14921刻:“惠朿令暨多子族” 。说

明“朿”族在殷商时期与王室关系较为密切。“朿”字即“刺”字，《说文解字注》：“(朿)木芒也。芒者、艸耑也。引伸为凡尖锐之称。今俗用锋铓字古衹作芒。朿今字作刺。刺行而朿废矣”。在我看来，“朿”象荆刺棘木做成的箭。作为族徽中的“朿”，实际上应读为芒；段注“凡尖锐之称，今俗用锋铓字古祗作芒”已经指出了朿字的本源。芒者，逄蒙也。芒在上古音系中为明母唐部；蒙为明母东部，互为通转。故逄蒙也可读为逄芒或逢芒。“朿”上部的箭头，说明了朿族与后羿的承联关系。则此“亚朿”应该就是逄蒙亦即寒浞的氏名徽号。無憂卣中的“無”字，根据郭沫若等隶释，可释为“鄦”，也就是许国之许；许为姜姓之国；亦为“举”作姜姓祖神形象提供了有力佐证。逄蒙后来泛称为寒浞，寒或为谥号或地名，浞则实为蔑称。浞一般为雨淋濡湿之意，是麻烦、难受的意境。用以比况逄蒙，实因其杀羿代夏、不修纲纪而称其为寒浞，视其烦恶而避之不及也。

鄑、郚：《左传•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杜注“齐欲灭纪，故徙其三邑之氏而取其地”。《谷梁传》曰：“纪，国也，郱、鄑、郚，国也”。己氏（纪氏）、並氏已如前述；鄑氏、郚氏也应是纪国的宗属之裔。鄑字本字为晋，在甲骨、金文中为双箭射日之形；《周礼•夏官•职方民》郑注引杜子春曰：“晋当为箭，书亦或为箭”。是为后羿之族裔的力证。《韵会》：鄑，邑名。古属青州，周属纪，后入齐。《春秋·莊公元年》注：北海都昌县西有貲城，即鄑城也。《说文解字注》：“(鄑)宋鲁闲地。左传庄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杜曰三邑也。北海都昌县有訾城。杜意訾即鄑也。许于下文郚曰东海县。故纪侯之邑。此不云纪邑而云宋鲁闲地者，据庄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而言。不谓纪邑也”。北海都昌县即今昌邑县，鄑城在这里应该可信。许氏《说文》中谓鄑为宋鲁闲地，也可以理解为鄑氏部族在随后羿西征过程中，到达过宋鲁之间而为邑也。

郚氏之“郚”是为“啎”，原字当为“午”。甲骨、金文中大部分“午”字象镞形，即郚之本字。《说文》：“（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此予矢同意。凡午之属皆从午”。注曰：“矢之首与午相似。皆象贯之而出也”。又云：“前志云。东海郡郚乡。疑此当云郚乡东海县。故纪侯之邑也。春秋经庄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杜云。郚在东莞朱虚县东南。按前汉郚乡县，后汉并入琅邪之朱虚。永初元年。朱虚又属北海国。晋属東莞郡。故杜预、刘昭皆云。……今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县东六十里故朱虚城是也。故郚城，在今青州府安丘县县西南六十里”。因此郚城可能在安丘西南的郚山一带。

薄姑：我们在《商奄䈬姑钩沉》一文中曾论证过鲁北历史上的“蒲姑”、“尃古”或者“薄姑”之名实际上就是“箙弓”，是将箙（箭壶）和弓组合起来的称呼，后世演变为“薄姑”；该部族也是宗主于后羿的族团之一。“䈬姑”、“薄姑”一词后世已经直接命名为弓箭名，《左传•庄公十一年》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杨伯峻注曰：“僕姑，矢名”。僕、薄二字为一音之转，“僕姑”即“薄姑”。依此，䈬姑、薄姑原本就是弓矢之名的前身。可以基本推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带有弓、箭、箙之类徽号的族类，基本上都与薄姑或者后羿有关。薄姑族可能因周初参与三监之乱，在周公东征的时候大去其国，避难于胶东；则黄县一带出土的“启卣、启尊”等是其物证。薄姑旧址可能在今桓台史家、旬召遗址一带，相关考古遗存可为其证。

过、戈：寒浞杀羿之后将“过”封为其子浇的领地；史载东莱掖县有过乡。从龙山文化杨家圈类型的晚期遗存看，应该事有所本。今本《竹书纪年》：“二十七年，浇斟鄩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一般认为是浇灭斟鄩，实际上应是斟鄩灭浇之战。因为后期寒浞势力式微，部族多数退居海岱，才能有大战于潍的条件。之后文献中不见浇的踪迹与名号，但金文中尚有不多的过氏之器；如“過伯爵”（西周早期《集成》8991》）。因为浇在寒浞指挥下曾经灭了斟鄩、斟灌和帝相，在夏民族心中是万恶之人；对其族裔也是极尽谤议；故有“过，罪愆也”之蔑称。过氏之裔有因避难去“辶”改为称呙氏者，后再简为呙氏。山东章丘摩天岭遗址曾出土一件“郭甘鼎”，铭文首字从骨、从言、从邑（见图四，12），隶定为“呙阝”，推转为郭。我们据此认定为过氏之器，当为过氏族裔遗存；后称之为郭。《新序·杂事》记：齐桓公游于野，见“郭氏之墟”。即此。

戈氏地望大致可以推定，在河南北部一带。这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在宋郑之间”是接近的。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殷、周戈族器物很多，但在鲁北老家很少发现戈氏之器。比较集中多见的是安阳 (含辉县等 )、洛阳和泾阳；其中以安阳为大宗。说明戈氏封国之后基本都在豫北一带活动。在甲骨文中见有 “戈人”之族, 如 《甲骨文合集》33002：“惠戈人射”；8404：“辛亥卜，鼎（貞）：乎（呼）戈人※���。”说明戈人与商王室关系密切。上世纪90年代在泾阳高家堡发掘了一批西周墓葬，出土较多戈氏铜器；证其大约于西周时期在泾阳立国。

应该说山东地区近年相关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客观上印证了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进程的历史流变。根据以上论证，大致可明晰鲁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商时期历史文化的基本进程。进而基本推定，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应该是后羿民族在战败之后而继续努力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其中包括了与中原民族如二斟、虫鬲等氏族的推进、融合和转化。所以岳石文化在鲁北地区和胶东较为集中和发达；在鲁中南地区则较为零星和和贫乏。后羿族团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和遗传，在夏商周三代历史中绵延不绝；占有重要地位。希望今后能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附记：此文是我于20年前思考并起草的，2002年经完成大半。后因工作变动，忙于其他事物而无暇完稿。2020年春节之后由于疫情封闭在家，故重拾旧文并据近年新资料进行校改，形成现稿。敬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