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其实也很脆弱：李森科事件——苏联生物科学史上的重大悲剧

——节录《造就适者--DNA和进化的有力证据》肖恩·卡罗尔 著 杨佳蓉 译 钟杨 校

作者简介：

肖恩·卡罗尔（Sean B.Carroll,1960-）,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遗传学教授。他是当代的一流生物学家。

【后记】前置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80967.htm

李森科（Trofim Denisonvich Lysenko,1898-1976）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夫，却成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并且跻身三个学术机构的会员，还担任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曾3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呼，还8次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李森科掌控苏联的生物、农业和医药等领域，时间超过25年。

他同时也将之摧毁。

            李森科

李森科的故事很长，相关书籍有好几本，内容都是描写他的崛起，他的政治阴谋，他对斯大林“大清洗”行动的贡献，还有，尽管他科学素质低下，却像乌云般长期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其中最感动人心的两本记述，出自李森科和当时苏联政治体制之下的受害者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和索厄费尔（Valery Soyfer），前者的《李森科浮沉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D.Lysenko），后者的《李森科和苏联科学悲歌》（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biet Science），都是勇者笔下的巨著，作者为了真理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

对于这桩重大悲剧，或者科学家们反抗李森科之后所遭遇的苦难，我无法在简短的叙述中作出什么评述。我会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上，显示李森科在当权时期对苏联生物界的毁灭性作用。

20世纪早期，孟德尔学说复兴之后，摩尔根（T.H.Morgan）引领了基因和遗传特性的研究，他用果蝇做实验，在遗传学领域有了前瞻性的重大发现，因而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人们终于知道基因是细胞内的特殊成分，也是突变发生之处，这些认知解释了物种的异同。遗传学立刻成为全世界的关键学科，在苏联也不例外。

然后李森科登场了。

李森科原在阿塞拜疆的占贾植物育种站担任助手，被委派了一项简单任务，这成了他暂露头角的工具。他的主任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是苏联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在贝特森门下学习。贝特森是英国科学家，他将孟德尔的学说推广到全世界，并且发明了“遗传学”这个词。瓦维洛夫也曾环游世界，搜集了许多植物标本，享誉国际。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农业专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快速提高农作物产量。在农业集体化时期（1928-1932年），苏联遭受到农作物歉收和牲口锐减的双重打击。

李森科尝试移植来自更高纬度的植物。他选了豌豆，这些豌豆应该可以撑到冬季，并在春季种植棉花时成了牲口的饲料。他很幸运，第一年冬天不太冷，他的计划相当成功，《真理报》（Pravda）大肆宣传李森科的成果，还把他封为“赤脚教授”，说他“现在拥有追随者、学生、还有块实验农田。农艺领域的杰出人物在冬天造访育种站，站在绿油油的农田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这个愚鲁的小农夫见识到了宣传的力量。但是他的实验成功记录未能保持，第二年的冬季豌豆失败了。

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春化处理”：夏季的农作物留下的种子经过低温干燥处理，便可在冬季派上用场。当他父亲在村里的农田种下春化处理过的小麦，他吸引了更多来自《真理报》的目光，随着成功的“实验”而来的，是许多歌功颂德的报道，宣称那是“非比寻常的大发现……来自卓越的实验数据”，以及“伟大的观点，前途不可限量”。索厄费尔将可资利用的证据加以归纳，得知这些收成数据都是假的，并解释为何会有这些报道：

他们马上相信奇迹的力量，认为手中握有无限希望。他们都被点石成金的虚假承诺所引诱，不肯面对现实、努力工作、巩固农业的基础。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整个苏联生活在不切实际的神话与幻想中。普通的劳工大众就能创造出奇迹……这样的观点很符合他们的胃口。

李森科提倡春化作用，被提拔到新设在敖德萨的春化部门，就在那里，他发展出一套解释春化作用的理论。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植物的遗传变异是对环境影响的响应。这完全是拉马克学说的概念：生物能将自身得到的能力特征传给下一代。在当时的苏联，这个理论受到

广大回响，因为它引导大家由自然联想到人类，二者都可以塑造成合意的样貌，而且不受历史或遗传限制。

李森科对正在兴起的遗传学的认识仅限于皮毛，论战就此爆发。李森科与其他遗传学家（包括他的前辈瓦维洛夫）之间的冲突，成为苏联生物学接下来20年的写照。

李森科声名远播，农业部官员只听他们想听的。李森科的下属们很快就懂得，只能让他看他想看的结果。在他的方针之下，春化作物尚未经过进一步检验，就开始大量种植，在上一批作物种植失败的案例被写入记录之前，另一批作物又种了下去。李森科发表的种植成功记录多半只是个案或错误的数据，大部分都缺乏严格的实验对照。

李森科的“成功”，给使用遗传方法改良作物的育种人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遗传育种缓慢而稳定的上升成果无法满足领导，当局要看到的是迅速上升的数据。

李森科与他的助手用“实践”结果来吸引注意力，在他们和那些做“纯科研”（比如研究果蝇）的科学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度节节上升。对正处于压力之下的苏联农业而言，遗传学可能成为绊脚石，况且它好像没啥效果，所以说遗传学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它是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形同资本主义的走狗。

李森科平步青云，对遗传学的攻击也随之变本加厉。针对遗传学而提出的“新理论”当中，李森科彻底否认基因，也否定世上有任何会自我复制的物质存在。

李森科的遗传学家之间的对垒更加公开、频繁、激烈，遗传学和恐怖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甚至被画上等号。与此同时，李森科的农业计划可说是连遭灾难：春化小麦田一片贫瘠，蔬菜供应量下降，一项马铃薯项目完全失败。长久以来食物短缺的情况因此更加恶化，遗传学家得到机会反击，群起讨伐：“如果大学者李森科能稍微顾及现代遗传学，他的工作会轻松许多……他否定遗传学和选择的遗传基础，却又没能发展出任何新的理论。”

1939年，双方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身为李森科昔日道是和支持者的瓦维洛夫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李森科不只是在和苏联的遗传学家作对，也在和现代生物学作对……他打着先进科技的旗帜，要我们回归19世纪前期的过时思想……我们要维护的是具有创意的理论、精确的实验，还有苏联及世界的现实。”

李森科如是回应：“我不承认孟德尔思想……也不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现代科学。”

1939年在爱丁堡举办的国际遗传学大会，连同身为大会主席的瓦维洛夫在内，没有一个苏联科学家出席。后来瓦维洛夫被判枪决，写了枪决，写了许多诉状后终于获准减刑，最终惨死狱中，时年55岁。

                           瓦维洛夫

“李森科主义”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多年，直到1953年。1953年也是生物学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揭晓了DNA的双螺旋机构。所以说，遗传学本质已有了铮铮铁证，这能使得风向转离李森科和他的党羽吗？

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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