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在JCE上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揭示了政治周期对中国矿难的影响。这篇文章是：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accepted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16/j.jce.2013.04.002). （中文名称：聂辉华、蒋敏杰和王湘红，《政治周期对中国矿难的影响》，《比较经济学》杂志，即将发表。）

   影响矿难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另辟蹊径，研究政治周期对矿难的影响。我们所指的政治周期是指每年年初中国各省召开的地方“两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这是一个对生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非常敏感的时期。我们认为，中央政府面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两难冲突，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面临短暂的异地任职周期和不对称的能力信息。这会导致地方官员在政治敏感时期将主要精力用于维持社会稳定以便显示执政能力，在其它时期用于经济增长。在煤矿行业，这会导致矿难在地方“两会”期间减少，而在其它时候又增加。我们使用2000-2010年中国省级月度矿难数据库，采取Poisson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确实发现在各地召开“两会”期间，矿难次数、矿难死亡人数显著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提高了生产安全水平，因为矿难死亡率（每百万吨煤的死亡人数）并未相应减少。奥秘在于，地方官员在“两会”期间通过限制产量减少了安全事故，这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因噎废食。我们证实了，地方“两会”影响矿难的渠道有两个：一是各省的媒体曝光程度，二是地方官员的职业前程。具体来说，在那些媒体流通较快的省份，或者主管生产安全的副省长处于任期第四年的省份，政治周期导致的矿难变化的幅度尤其大。我们的文章建议，中央政府在鼓励地方政府竞争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的规制竞争的配套政策，防止为了GDP而进行的恶性竞争，至少应该将“矿难死亡率”（而不是死亡人数界限）作为衡量煤矿安全的主要考核指标。

   这篇文章有几个亮点。第一，我们发现，政治周期并非一定需要西方式的自由选举才能形成，任何有规律的政治事件都可能形成政治周期，继而影响经济行为，产生“政治经济周期”（PBC）。这大大拓宽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PBC研究领域。

   第二，本文可能是第一篇研究中国政治周期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的文章，为此我们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研究的一扇窗户。接下来，人们可以研究各种政治周期（如“两会”、党代会、奥运会、全运会等）对企业的投资、融资、雇佣、排污和攻关等各种行为的影响。据我所知，已经有人研究了政治周期对上市公司“坏消息”发布以及股票市值的影响。

  第三，我们还发现，（5年一次的）换届年和非换届年对矿难的影响并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原因在于，上级政府在换届的人代会召开之前，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提前任命政府官员，或者先行安排相应的党内职务，这导致中国并没有明显的“换届”周期。换言之，中国官员的换届、调任往往是连续的，而非截断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要。

   第四，我们的文章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所谓“中国模式”的隐性成本。高增长、多事故已经构成了中国粗放式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学者们往往对地方分权和竞争带来的好处大加赞扬，而忽视了地方竞争带来的负面后果。在即将出版的专著《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人大出版社2013年5月）中，我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以政企合谋为动力、以人口红利为优势、以出口替代为导向、以粗放式增长为表现的综合体”，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的“陀螺均衡”，只能通过高速运转才能保持平衡状态。中国要走出这种均衡，只能通过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质量，并最终从政企合谋走向政企合作。

   我和我的合作者将继续围绕矿难、环保、土地违法、高房价、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具有“政企合谋”特征的中国重大问题展开研究，逐步完善“政企合谋”理论对中国模式的全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