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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批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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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近日在《中国艰难的新常态》一文中指出，片面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建议是幼稚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就业充分，就在供给侧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给效率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利用不足。产能过剩对一些行业来说是坏事，但对另一些行业来说就是优势。今天，全球总需求缺乏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刺激消费。
【按语】“聂氏政经评论”（id: ruc_nie）自2014年9月创立以来，从来只发布聂辉华教授本人的作品，偶尔发布与聂辉华教授有关联的学者或学生的研究成果。今天破例发布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Stiglitz教授的一篇文章，实在是因为这篇文章对于当前过于火热的“供给侧改革”泼了一瓢冷水，让大家彼此冷静一下也有好处。还是“外来的和尚敢念经”！——楼兰君 2016.1.31
翻译/马超凡，校对/聂辉华
伴随着股市和汇率大幅震荡所引发的对经济稳定的担忧，中国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转型之路比预期要更加艰辛。但以历史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目前仍然表现良好 — — 近 7%的 GDP 增长率，有些人可能会说非常好 — — 但是基于中国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成功抬高了大家的预期。
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教训是：“中国特色市场”像美国特色市场一样是不稳定和难以控制的。市场总是以自己的规律运行，而不会被轻易地操纵。但通过以透明的方式（in a transparent way）设定游戏规则，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控制。
所有的市场都需要规则和制度规范。有效的规则可以帮助稳定市场，而糟糕的规则，即使有良好的意图，也只会适得其反地扰乱市场。
例如，自从美国1987股票市场崩盘以来，熔断机制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但若设计不当，这种改革会加剧股市震荡。假如两级熔断（包括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停牌机制）的标准太接近，一旦一个熔断被触发，市场参与者就预期第二个熔断也会很快到来，便会纷纷仓惶逃离市场。
此外，股市表现可能与实体经济背离。近期的经济危机（recent Great Recession）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美国股市强劲复苏，但实体经济依然低迷。然而，股市与汇市波动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更低的消费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致力于制定规则维持两市稳定性）。
更重要的规则是管理实体经济。现在的中国，像35年前的美国一样，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改革政策最有可能恢复增长方面存在激烈争论。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提供了一些答案。
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就业充分，就在供给侧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给效率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利用不足。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用途转向零生产率的失业状态，并不会增加实际产量。今天，全球总需求缺乏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刺激消费。
这种政府开支可以投入很多有价值的用途。目前中国的关键需求包括减少不平等现象、防止环境恶化、打造宜居城市以及公共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发展。政府当局还需要加强监管能力，确保食品、建筑、医药和其他方面的安全。从这些投资得到的社会回报会远超过成本。
中国过去的错误在于过度依赖债务融资。但中国也有足够的空间以提高整体效率（或权益）的方式增加税基。环境税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空气和水质，甚至它们还能提高实际收入；拥堵税会改善城市中的生活质量；财产和资本利得税会鼓励更多生产性活动活动，促进经济增长。
简而言之，如果设计得当，平衡的预算措施——同时增加税收和政府支出——可能会提供有效的经济刺激。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也要避免陷入过于强调事后的供给侧政策（backward-looking supply-side measures）之陷阱。在美国，在内华达沙漠中建造房屋时，资源就被浪费了。但第一要务不是把这些房屋拆掉（以巩固房地产市场），而是确保未来能有效分配资源。事实上，任何初级经济学课程在第一周教的基本原理都是“向前看”（let bygones be bygones）——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低成本钢铁行业（价格长期低于长期平均成本，但高于边际成本）看上去是产能过剩，可能对其他行业来说是一个明显优势。
美国光纤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但直接毁掉掉过剩的光纤是不明智的。一个“选择”（option）应始终在其潜在未来使用价值和目前最低维护成本两者之间进行比较后做出。
中国面临的挑战正如美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毫不犹豫地终止产能供给会导致失业，那些失去工作的人需要某种形式的支持，而企业为减少他们的损失，会反对强有力的救助计划。但是，如果政府同时有效地在需求侧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至少就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同时最优的、至少是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也会有更完善的设计。
除此之外，宏观的通货紧缩问题也不容忽视。产能过剩造成价格下行压力，对那些杠杆率正增加的负债累累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比供给侧调整更好的方法是积极地扩大需求，这将减缓通缩压力。
经济原则和政治因素的关系众所周知。但关于中国经济的争论也常常被幼稚的（naive）供给侧改革建议所主导，同时也伴随着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需求侧举措的批判。应对危机的措施远非完美，它们必须在意外发生时被紧急制定出来，但这比什么都不做更能遏制事态的严重性。
尽管资源被以次优的方式使用，但总比不使用它们更有效。如果没有2008年之后的刺激政策，中国会遭遇大规模失业。当然，如果政府当时纳入了设计得更好的需求侧改革，这将为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创造更大的空间。并且，一些必要的供给侧改革幅度就可以明显减小，因为需求侧的措施将消化部分过剩供给。
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可以看做是在世界另一边上演的西方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将强劲地影响全球的经济表现和前景。
原文索引：Stiglitz, Joseph, “China’s Bumpy New Normal”, Project Syndicate, 2016年1月26日。版权属于Stiglitz或首发网站。
翻译：马超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硕士生）；校对：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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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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