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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3日,聂辉华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武晓娟专访,就中国矿难爆发的体制原因,从“政企合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以死亡率替代死亡人数为考核指标的若干建议。5月20日,题为《“政企合谋”埋下矿难隐患》的采访文章在《中国能源报》第16版发表,全文链接为: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3-05/20/content_1243033.htm。
本报记者 武晓娟 《 中国能源报 》( 2013年05月20日 第 16 版)
编者按
5月10日,贵州安顺市大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2人死亡,2人受伤;次日,四川省泸州市桃子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8人死亡,18人受伤。矿难,是我们最不愿听到的,也是我国最大的公共治理难题之一,煤矿安全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造成我国矿难多、死亡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直以来被诸多专家学者所关注。那么,从经济学角度,矿难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
《盲井》的震撼
中国能源报: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煤矿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在您研究中,认为其原因主要是什么?
聂辉华:针对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团队进行了多年研究,提出“政企合谋”的观点,并通过1995-2005年省级层面的国有重点煤矿死亡事故作为样本,认为政企合谋是导致煤矿高死亡率的制度因素。
中国能源报:如何理解“政企合谋”?
聂辉华:在中央政府不完全了解真实生产成本、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为了政治升迁和财政分权利益,允许辖区内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等低成本、高危险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政企合谋”。
由于“政企合谋”强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惠行动,范围是很广的。例如,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给予煤矿企业“四证一照”的审批,疏于对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管,通过减少安全投入来增加煤矿产量,纵容地方官员在煤矿入股等行为。
中国能源报:您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对矿难进行研究,形成“政企合谋”的观念?
聂辉华:2005年我看了一部电影——《盲井》。它讲述了一个非常残酷、但很真实的故事:不法分子诱骗落单的民工,为这些民工介绍工作,但是以作为他们亲戚的名义,去煤矿工作。到了矿区,不法分子将“亲戚”在矿井下砸死,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若不赔偿,就威胁矿主向上级举报。矿主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两到三万的价格将事故私了。
这个合谋的过程非常残酷,两三万就结束了一条生命!我很震撼,当时就想,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是也有这种带血的特征?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高增长;但另一方面,也隐藏或暴露出大量的事故。这两个方面并非简单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而是合谋导致,跟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分不开的。这部电影引发我对高增长和多事故的思考,进而促使我从经济学角度对矿难进行理论研究。
调整考核标准很必要
中国能源报:您刚才提到,政企合谋是一种制度因素,为什么这么讲?
聂辉华:因为制度影响行动,只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政企合谋”将长期存在。
中国能源报:如何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来减少“政企合谋”的负面性影响?
聂辉华:调整人的行为,首先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指标的考核体系。如果地方政府仍只抓住GDP和财政收入不放,它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不顾一切、不顾成本地来增加它的产出,而不考虑长远的后果。矿难就是急功近利的产物。所以这个问题不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它问题都解决不了。
中国能源报:您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聂辉华:一方面,在考核方式上,要建立自下而上的考核与问责。过去完全自上而下的考核,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缺点,需增加自下而上的民意评价。另一方面,在考核内容上,不能过于强调GDP和财政收入这种硬指标。我同意GDP和财政收入很重要,但也要考虑别的指标,如生产安全、环境污染、能源消耗、技术进步等指标。也就是说,考核指标上不仅要包括反映增长速度的内容,也要考虑能够反映增长质量的内容。我认为,这是目前完全可以做到的两件事情。
安监官员任免关乎煤矿安全
中国能源报:您在研究过程中 ,遇到了哪些困难?
聂辉华:说到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观念上,很多人不太能接受批评式的学术研究,有关部门支持不够。我们的研究很少得到资助,这个政企合谋与矿难的研究项目,申请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从未得到过立项。另一方面,数据搜集难度大,相关部门不够开明。我们在搜集数据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很多数据不公开不透明,给我们做学术研究造成很大的困扰。为确保数据准确,我在研究中经常用多个而非一个指标来检验。
中国能源报:政企合谋一般是比较隐蔽的行为,并不明显,您在研究中是怎样识别的呢?
聂辉华:因为合谋理论是假设监督者和代理人之间的私下契约是建立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因此,我们预期当地政府和煤矿企业之间具有这类特征时,政企合谋在概率上更可能发生,从而以此作为间接证据。
我们利用十年省级层面的国有重点死亡事故样本,来检验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之间的合谋对煤矿死亡率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主管副省长是否为本地人,是否处于任期第五年,以及任现职时年龄是否超过50岁”这三个反映政企合谋的虚拟变量,同时也将安全技术投入、工人素质、惩罚力度和市场地位等因素也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政企合谋是导致煤矿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中国能源报:一般而言,政府有政绩可谋,企业有高利可图,双方就有了“合谋”的动力。在政策方面,您认为采取哪些措施可以降低矿难死亡率?
聂辉华: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国家煤监局成为真正在经济上和行政上独立于省级政府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时,政企合谋对煤矿死亡率不再有显著影响。我认为,从异地调任年轻的负责安全生产的副省长,并建议任期不要太久,同时提高安监机构的独立性,能够有效降低煤矿死亡率。
另外,我认为不应该单纯的以死亡人数作为问责相关企业的标准,而应该把死亡率作为衡量煤矿安全的主要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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