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参加完动保读书会之，都感觉收获颇多，只是由于拖延症入骨，一直没有把那些珍贵的细节记录下来。现在答辩结束，终于有了大段空闲，于是从头开始记录。由于我感兴趣的范围比较狭窄，而读书会的主题又非常广泛，所以这些记录会有很多错漏之处，请大家多多修正和补充。

      今天看到新闻上说，招远血案嫌犯的住所墙上有“残杀、虐杀、杀牲口、打狗”等字样，我意识到对于人的残忍和对于动物的残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继续对于动物的生命无动于衷，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人的生命在未来会得到更多尊重”？

       第一次读书会是2012年11月18日，主讲人周伊园讲了《动物解放》第一章。

       讲完后开始讨论。我提了一个问题：“这个书似乎只关注了单一的维度，我觉得说不通。反驳杀戮动物，是否还涉及一个管理成本的问题。比如我们对于杀人的顾忌，有时候并非出于对人类生命的爱护，而是出于对法律的忌惮。而法律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编了号，所以被杀了之后，可以以一种较小的成本来发现。但是如果对每一头动物也编号，并且以法律手段来保护，这样成本太高。”

       蒋老师听完后，问周伊园怎么回应。她回答了一番后，蒋老师说：“如果我是彼得辛格，我会这样回复你。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伦理学层面的问题，而你谈论的是法律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该不该的问题，而你谈论的是能不能的问题……”

       我说：“也不是吧，我不是谈论具体的法律，而是说，如果操作性非常差的话，是不是也不应该管？”他说：“举个例子，比如伦理上规定夫妻都应该保持忠诚，但是在实际中，通常不一定能做到这点，会有例外发生，也就是说执行性很差，但是大家普遍还是认为夫妻应该保持忠诚吧？”我当时听得不太明白，于是他想了想，又换了一个例子：“比如清华的自行车失窃率很高，因为防范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执法成本很高，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因此而认为偷车这件行为是应该的。”这样一类比，我就明白了。

       接着我问：“作者把有缺陷的人、婴儿与马、狗之类进行类比，说明如果我们不忍心杀害小婴儿，那么也不应该杀死马、狗等等。不错，我也承认从智力、语言能力上而言，马、狗确实和小婴儿类似，甚至智力水平还要高一点。但是这里完全忽略了感情的维度，比如，如果一个婴儿有缺陷，但是他的亲生父母肯定还是舍不得杀他吧。”

      蒋老师于是问周伊园：“你会怎么回复她？” 周引用书里面关于“平等”的观点。蒋老师说：“你这样的回应是不成功的。因为她在说另一个层面的事情，而你仍然在你自己这个层面说事，所以你并不能说服她。”  接着他说：“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西方文化更看重个体的感受、价值等等，而东方文化更看重感情的纽带，比如家庭、人伦之类。所以西方哲学家讨论问题时会忽略掉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加入东方文化的考虑，并不会推翻他原来的理论，反而可以丰富和充实它们。比如，有些动物也是社会性很强的生物，如果考虑进群体联系这个维度，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伤害它们了——比如蜂王、我们杀了它将会影响到整个蜂群；而一个具有先天疾病的孤儿，如果我们杀了他可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但是我们并不忍心杀害一个孤儿，所以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杀害一只蜂王了。”

       又一个问题：“作者说‘人们不想知道会使心情沉重的事情，所以对那些有关动物的真相故意视而不见。’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从人的伦理学上讲，人也有权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呀。比如说报纸上杀人的报道，我也知道杀人不好，但是我选择不看，也算不上错误啊。”蒋老师回应：“如果我是彼得，我会说，如果一件事情不是你引起的，你可以选择不看，但是如果是你引起的，你就不能够回避了。” “但是有些事情实在是隔得太远，关系太间接。” 他说：“是的，所以这就不是针对个人层面的批判了，而是针对制度层面的批判。”

       蒋老师还提到了罗尔斯的“反思均衡”理论，即“哲学家一步一步推出来的结论，最后有可能跟某些人的伦理直觉相符，于是他们就很开心；但是有些时候，与哲学家推出来的结论有可能跟部分人的伦理直觉相悖，这就容易引起争论，比如安乐死。”我想到，有些时候，大众心理层面的东西可能和哲学家推出来的东西是相似的，但是大众媒体反而会推崇一个相反的观点。比如安乐死之类，可能哲学家和某些普通人都是认可的，但是我们在报纸上，经常会看到‘某个女人照顾植物人丈夫，几十年如一日’之类的。。。蒋老师说，“伦理直觉”通常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    

       周伊园提问：“动物为什么可以吃动物？”蒋老师回答：“首先，人类不吃动物，我们这是从伦理学上加以考虑，而动物没有伦理自觉能力，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动物吃动物可以调节生态平衡，比如狼吃病羊的例子；第三，动物吃动物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求，而不是为了追求欲望。”

       后来还谈到古典哲学的德性论、美德论；功利主义（从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原则来讨论）；还有康德的道义论等等。如果从功利主义出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我们杀害1个人，用他的器官来拯救另外5个人，那么这是合理的；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如果5个男孩强奸1个女孩，这5个男孩的性压抑得到了释放，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从伦理直觉来看，显然后一个例子是很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康德的道义论来解释：他认为首先要判断对错。有了对错的标准，那么这两种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考虑到被害者的自身感受。在肉食这个问题上，人们的“伦理直觉”往往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比如大部分人都认为用肉食来补充人体营养是合理的，而不会去考虑动物的痛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引入“道义伦理”来说服肉食者了。

       最后，蒋老师说：“动物保护者有时候很讨厌这些动物伦理学的讨论，因为很烦人，本来很简单的要爱护动物，结果总有些聪明人想出一些伦理困境来刁难你。越是精英，就越是烦人。”（话说，我一直都以为学哲学的人很享受吵架的乐趣）。